儒家文化中的性文化

儒家文化中的性文化从古到今,出现过多种性文化:一是性崇拜文化。这种性文化盛行于原始社会,是一种以性的神圣观和性的生殖观为基础的文化。原始人类认为,性是与神联系着的,因而性交能产生出新的生命个体。他们给性带上了神的光环,就产生了性崇拜,认为公开性交对人类是有益的。性崇拜文化实际上是神崇拜文化。二是性禁锢文化。这种性文化盛行于封建时代和宗教统治的情况之下。性禁锢文化把性与罪恶联系在一起,认为性本能是典型的肉欲罪孽,由此引出性禁锢的主张。它除了在极狭窄的范围内允许情欲存在外,把其他由性引起的情欲都看成是罪恶,应受到严厉的惩罚。我国封建社会,把性与淫混为一谈,并宣称“万恶淫为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典型的性禁锢文化。三是性开放文化。这种性文化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性开放文化主张性自由、性放纵,让性冲动冲破道德理性的束缚,实际是纵容人的兽性发作。由于它与人的性欲冲动的强烈性相合拍所以很快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蔓延开来,造成了性文化观念的大倒退。性开放文化造成的社会恶果是,许多家庭解体,离婚率大幅度上升,性病肆意流行,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安定因素。四是性节制文化。这种性文化既承认性生活是人的天然需要,又承认它必须受性道德和性法制的调节和控制,主张把人的性生活限定在一夫一妻制的范围之内,让性充满人类的崇高情感,给人以欢愉和快乐。为此,就要传播科学的性知识,进行科学的性教育,解除性愚昧、性困惑和性神秘,保证性生活健康发展。所以性节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性文化观,应该成为指导人的性生活的准则。一、儒家性文化的特点之一是“礼”我们进行一些世界古代民族的性文化对比研究,发现中华性文化绝不像古希腊那么浪漫,不像古罗马那么放纵,不像古印度那么神秘,不像古代日本那么粗鲁,而是很讲“礼”,最典型的话是“床上夫妻床下客”,“娘子,小生这厢有礼了”。对性的态度则是“温、良、恭、俭、让”,连在文学方面的性交描述、春宫画中的性交描绘都是那么文雅、温柔与含蓄,和其他民族的性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不能不说是受了儒家文化的很大影响。儒家文化很提倡“礼”,“仁、义、礼、智、信”,这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礼”就是一种规矩。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封建礼教扼杀了人性,压迫了人性,可是儒家最初提倡的“礼”却是有它的很大合理性的。夏、商、周是中国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阶段,在野蛮时代,上下关系、男女关系以及人与人的交往在很多方面都是无矩可循的,所以一些大圣大贤们把“制礼”即制定规矩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周公旦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后人甚至把夫妻过性生活就称为“行周公之礼”。周公是孔子所崇拜的精神偶像,到了春秋、战国,群雄纷争,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孔子非常着急,极力提倡“克己复礼”,倡导人与人之间要有一套行为规范以约束自己,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社会秩序,这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因为它是一种社会需要。这和封建后世所倡导的封建礼教不完全是一回事,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丢掉了“礼”的合理内核,使“约束”走向极端,就完全变成了谬误了。性的约束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都是必要的,现代所倡导的“性文明”,归根结蒂也就是两个内容:“健康的自由”加“合理的控制”。自由反映出人性的需要,但是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要健康;控制,或云约束,反映出一种社会性的需要,对于性以及人类的一切行为,社会都要加以控制,但是不能像封建礼教那样控制,控制要合乎人性,要合理。许多人都认为儒家提倡性禁锢,对性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态度,其实不尽然。在儒家形成的初始阶段,从孔、孟开始,还是把性看成是人们的一种正常的生活需要,例如孟子说:“食、色性也”,《礼记·礼运》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可是,另一方面,孔、孟又提倡“男女授受不亲”,对性要以“礼”来控制,既开放、又控制,在后世一直是这样。在一端是开放,另一端是禁锢,而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这种情况在各个朝代直至现代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时代不同,这个平衡点靠哪一端近是不尽相同的而已。后世的性学家,如元代李鹏飞所编撰的《三元延寿参赞书》第一卷先提出了“欲不可无”、“欲不可绝”,然后又提出了“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和“欲有所忌”,也是不走极端而“用其中”的一种表现。例如,被后世捧为大圣人的舜,其父粗暴地干涉他的婚姻自由,但帝尧要将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他是愿意的,于是“不告而娶”,背着父母娶了这两个女子。如果从后世的封建礼教看来,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可是孟子却对此持赞成态度,一个原因是“为无后也”;第二个原因是“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人之大伦,不可也”。有人问孟子,“逾东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逾东墙则不得妻”,那么爬墙头去找女人可以吗?本来,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礼”的,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可是孟子回答,娶妻是件大事,如果没有老婆就没有后代了,这是个大原则,如果不爬墙就找不到老婆了,那么这么做也是可以的。又如,孔孟之道提倡“男女授受不亲”,有人就问孟子,如果嫂子掉在河里快要淹死了,可以不可以“援之以手”呢?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而援之以手”,权也,如果眼睁睁地望着嫂子被淹死而不去救,禽兽也。这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二、既重视“道”,也重视“术”这里所说的“道”,是指大方向,是一种对事物宏观的、战略性的看法;而“术”是指一些谋略、策略,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手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则是儒家对世界前景的瞻望和奋斗目标,是一种理想,“道不同不相为谋”是指人们理想、方向不同,怎么能合到一起呢?儒家重视“道”,也重视“术”,可是更加强调“道”之不可动摇,这和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名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等十分强调法、术、势,甚至只讲手段、不顾目的有较大的不同。这种儒家文化对性文化也有很大影响。中国古代性文化首先讲求性的观念、道德情操,而后才讲“交接之道”,这个“交接之道”实际上是指“术”,是一些性行为的具体方法问题。“天人合一”、“阴阳合一”是“道”;认为两性交合是宇宙、天地间的大事,两性关系的和谐至为重要,也是“道”;“欲不可禁”、“欲不可纵”也是道;“男女同兴”、“男女同乐”不能只顾一方的满足,也是“道”。除了“道”以外,还有一些做的方法,如怎么得到性的快乐,怎样保持性的健康,怎样易于得子等等,这都是“术”,“术”要服从于“道”,在“道”的指导与统率下进行。“道”与“术”的结合可以视为中华性文化的一大特点。纵观外国古代的一些性文化,虽然也有“道”,但更强调“术”,例如古罗马的《爱经》、古印度的《欲经》、古代阿拉伯的《芳草园》等性学经典名著,“煽情”的内容很多,“勾引异性”的方法很多,而讲“道”的内容却有所不足,这就往往使它变成一本“吊膀子书”了。我国现代对青少年的青春期性教育既包括性的知识教育,也十分强调性的人格教育,可能也是受到了“道”与“术”并重的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