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徐以骅2012-7-1610:15:45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09期内容摘要：全球宗教复兴和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使媒体和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宗教作用的看法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颠覆性”常常被用来形容宗教对当前国际关系的挑战。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虽然日益显著，但其作为各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中的次要因素，既无法撼动国家在当前国际体制中“制定规则”的支配地位，也难以作为“重建”国际关系学的要素。作者最后讨论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对中国的影响、宗教作为中国国际形象建构因素以及中国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资源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关键词：全球宗教复兴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回归”中国作者简介：徐以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项目编号:06JZD0005)”的中期成果。有国际关系学者谈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对传统宗教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时评价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本不应存在的世界。”[1]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诞生以来，宗教就一直是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忽视、边缘化甚至“放逐”的研究对象。这种对宗教的排斥可以追溯到近代国际关系的起源。在产生于欧洲战争结束、民族国家诞生、国家主权被“神圣化”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中，宗教不再具有一席之地，而在折射此种国际关系体系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宗教自然也无足轻重。然而近几十年来全球宗教复兴和世界性非世俗化趋势，尤其是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宗教与国际问题的看法，使宗教从所谓“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关系的中心”。宗教不仅被认为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而且还成了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2]在有的国际关系学者看来，“宗教全球复兴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堪比冷战结束或全球化初现所引起的理论挑战”。[3]本文试图对全球化时代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现状和研究路径做较全面的分析，首先阐述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对传统宗教观念和现行国际关系的挑战甚至颠覆；其次介绍和讨论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路径；最后简析全球宗教复兴和国际关系“宗教回归”对中国的影响。一、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研究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学者斯科特•M•托马斯(ScottM.Thomas)曾对“全球宗教复兴(theglobalresurgenceofreligion)”现象做了以下界定：“全球宗教复兴指宗教日益具有显要性和说服力，如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日见重要的宗教信念、实践和话语，宗教或与宗教有关的人物、非国家团体、政党、社区和组织在国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这一复兴正以对国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方式发生。”[4]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的全球复兴正在从多方面改变全球宗教布局乃至国际关系的面貌，并且对现行国际关系结构以及人们对宗教的传统观念造成具有部分颠覆性或“半颠覆性”的影响。我们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认识此种“半颠覆性”。(一)宗教全球复兴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世俗化理论长期以来，宗教被认为将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而衰退，然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宗教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冲击下不降反升。大规模宗教复兴主要发生于基督教(尤其是五旬节派)、伊斯兰教以及民间宗教，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守派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觉醒，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宗教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两大景观。有西方学者甚至危言耸听地声称，如果上述宗教增长趋势能够持续，到2020年，世界人口的54.2%将是基督宗教徒，37.76%将是伊斯兰教徒。[5]即使在被称为“世俗化”典型和“神圣化”反面教材、“基督教信仰业已崩盘”的“无神的欧洲”，不仅“移民教会”和新兴宗教不断增长，传统宗教如天主教等也出现了复兴的迹象。[6]于是乎“世界的复魅”、“宗教跨国与国家式微”、“宗教民族主义对抗世俗国家”、“宗教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新冷战”等说法不胫而走，开始充斥于世界各国的新闻报道和学术出版物，几乎完全取代了50年前曾风靡一时的“基督教王国衰退”、“上帝已死”、“后基督教甚至后宗教时代的来临”等话语而成为时代的新标签，各种“非世俗化”、“反世俗化”、“后世俗化”和“神圣化”理论纷纷出台，俨然成为各国学界宗教研究的流行范式。宗教的全球复兴是宗教影响国际关系、并且取代意识形态而成为民众大规模政治动员以及“改变关于外交、国家安全、民主推进和发展援助的外交政策辩论”[7]的社会学基础。不过，在众口铄金的“全球化上帝”的各种学术和非学术声浪中，传统世俗化论不仅并未销声匿迹，而且还通过各种修正版的世俗化论如“新世俗化”、“精英世俗化”、“长期世俗化”、“富国世俗化”等卷土重来，并且与各种非世俗化论一样，都在难以计数的民意调查和实证研究中寻求支撑点。[8]如宗教社会学者皮帕•诺里斯(PippaNorris)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在其广被引用的著作中就指出，全球知识精英世俗化趋势与各国民众的普遍向教形成鲜明的对照。除个别例外，富国(“世俗社会”)与穷国(“神圣社会”)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宗教和神学上的。两位学者在对占世界人口总数近80%的76个国家的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存在性安全论(theexistentialsecurityhypothesis)”，认为贫弱和不安全社会的民众与富强和安全社会的民众的生活经验不同，前者提升而后者降低了宗教价值观的重要性。[9]其实世俗化和神圣化的区分并不绝对。另一组宗教社会学者德梅拉思三世(N.J.DemerathⅢ)和里斯•威廉斯(RhysH.Williams)就采取较为折中的立场，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更多的是相互依存而不是相互排斥，实际上一种趋势只有在另一种趋势的衬托下才能被充分理解。两位学者在对美国新格兰地区斯普林菲尔德城进行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批评道，传统世俗化模式过于强调世俗化与神圣化的对立，而实际上在个人、机构、社区和文化四个层面既有世俗化也有神圣化的趋势，但就总体而言世俗化趋势要强于神圣化趋势，因此所谓宗教复兴只是美国和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长期世俗化趋势的短期神圣化反应。[10]实际上所谓神圣化或非世俗化模式又何尝不在渲染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本文无意介入关于世俗化的理论之争，只是想说明所谓全球宗教复兴的争议远未止息，因此其对传统世俗化的理论只具“半颠覆性”的影响。(二)全球宗教复兴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现代国际关系是建立在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假设之上的，全球宗教复兴也在某种程度上部分颠覆了宗教不干预国际事务的国际关系潜规则。作为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的产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及通过近两个世纪才确立的遗产(或威斯特伐利亚共识)，以所谓主权至上取代神权至上，承认和确立了国家权威原则以取代跨国宗教权威，不再把宗教作为外交政策基础以及国际冲突的合法性来源。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础和来源的现代国际制度的核心，就是通过建立一整套国际规章制度来确保国家主权原则，并且不承认在人们的政治忠诚上挑战国家主权的跨国意识形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建构的政治和法律结构尽管使宗教私人化并限制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却“以宗教为组织现代国家的基础而将其国有化”。[11]然而对国家主权观念形成起重要作用的宗教，现在却反过来对其提出了挑战。宗教的全球复兴正在改变国际关系体系中“空荡荡的公共广场”，对现行的国际关系原则和规章制度形成威胁。就其对立面而言，一般认为跨国宗教的挑战目前主要表现为非西方宗教或文明对抗国际社会建立在其上的西方信仰和价值观，或挑战对国际制度的西方的世俗解释，因此“新冷战”有时被解读为宗教东方反对世俗西方之战；对广大非西方国家而言，跨国宗教目前所削弱的实际上还不是国家主权，而是世俗的民族国家或所谓“极权国家的霸权”。[12]不过在人权尤其在宗教自由问题上，“新冷战”的锋芒却主要指向非西方国家，冷战结束以来所谓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正在变成西方某些国家对他国进行政治和军事干涉的更加“可被接受”的理由。21世纪以来，倡导所谓“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toprotect)”在西方国家盛行一时，有学者甚至称“也许除二次大战后防止种族灭绝外，在国际规范领域还没有一种理念比保护责任(简称R2P)传播得更快和更广”。[13]基于信仰和价值观的各种宗教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此种“国际规范”的积极倡导者，由美国宗教团体发起的苏丹运动就是在21世纪初主要由西方所鼓吹的国际社会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具有使主权国家平民免受大规模暴行的“保护责任论”的全面实践。不过，由于西方在科索沃、伊拉克等地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的单边行动、推行基于私利的“帝国主义议程”以及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军事化举措，使其作为“保护责任”国际规范承担者的身份备受质疑，也使加强主权成为发展中国家“反对不平等世界的最后防线”。[14]有学者指出，尽管“全球化”以及包括宗教在内的跨国行为体和跨国进程在形塑各国的对外政策方面已十分重要，但学界的主要观点是，在国际体系中占支配地位、作为“疆土安全和行政主要单位”的民族国家仍“在制定基本规则并且界定跨国行为体必须在其中运作的环境”。[15]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宗教因素无论在各国外交还是在双边或多边关系中都还是次要因素或较少考虑的因素。宗教还远非当代国际关系中能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因素并称的“硬通货”。(三)全球宗教人口重心的转移部分颠覆了世界宗教的传统布局全球化带来了全球人口大转移、全球产业大转移以及全球宗教大转移，而这三大转移之间又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按照国际传教运动权威学者安德鲁•F•沃尔斯(AndrewF.Walls)的说法，在世界人口方面的所谓“欧洲大迁移”持续达五个世纪之久，这不仅以对欧洲有利的方式重新划分了世界贸易的格局和国际政治的版图，而且在全球扩张了基督宗教的势力范围。而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所谓“反向大转移”即亚非拉国家向欧美的大规模移民也改变了全球文化和宗教的流向，在使西方基督教具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形式和表述的同时，上述地区的传统宗教也渐次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16]西方主导宗教(基督宗教、摩门教等)的南下和东方主导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巴哈伊教、印度教、道教及若干新兴宗教等)的北上互相交叉，改写并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成为全球宗教复兴最显著的标志之一。[17]正如欧洲人口大转移一样，所谓“反向大转移”同样具有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国际关系的含义。被称为“第三教会”的发展中国家基督教会的崛起以及由其推动的新传教运动在较大程度上颠覆了关于传教运动和传教士的传统形象，基督教传统中心与边缘发生易位，全球基督徒也因此越来越具有所谓宗教迫害的“受害者”而非“施害者”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端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全球扩张和信众结构的变化使两教关系、宗教自由和宗教多元主义“日益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18]如移民潮和国际散居社会的形成就把东方宗教与民族冲突嵌入西方世界的腹地，使“恐伊(伊斯兰教)症”成为欧洲各国的普遍现象，并且对移民接受国如英、法、德等国的传统宗教和民族融合模式产生巨大冲击。不过目前无论是断言20世纪是白人主导基督教的最后一个世纪，还是宣称基督教已与西方脱钩而成为“后西方宗教”或“多中心宗教”甚至已出现一个“后宗教的西方”，仍为时尚早，全球基督教的神学、机构和经济资源的重心仍在“全球北部”，[19]而基督教人口重心的南移并未真正撼动西方对基督宗教的掌控。(四)宗教政治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定位伴随全球宗教复兴而来的是全球性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的倾向，这在较大程度上颠覆了宗教的寂静、消极和非政治化的传统形象，甚至使基要主义(所谓强宗教)和极端主义成为宗教在国际关系中角色的流行解释。世界范围的宗教政治化有着种种不同的表现：如宗教极端主义和基要主义的普世化，如宗教团体的“政治觉醒”及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