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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的问题、方法与理论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彭钢讨论四个问题1、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2、教育研究的三大要素;3、教育研究的基本模型;4、案例:儿童的秘密1、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关于教育研究是什么的认识,大体有三种:1、本体论的认识:假定“教育”是一种独立的、客观的事实(自然现象与物理事实),主要目的是形成对教育的“客观规律”和“本质属性”的认识和理解。2、文化学的认识:假定“教育”是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教育研究主要是分析和把握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系统,从而能够理解特定情境下的教育“行为”和教育“选择”的“复杂内涵”。3、现象学的认识:假定“教育”只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现象”和人为制造的“事实”,教育研究主要是分析和理解特定情境中的具体“教育现象和事实”,由此形成新的概念和新的认识。本体论的困难目前倾向于后两种认识,主要是因为:困难一:就连自然科学都陷入方法论的困境,“模型实在论”告诉我们,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真实、客观和本质,更不要说教育这样的“人为制造”的现象与事实;困难二:离开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把“教育”抽象出来,几乎无法理解和解释特定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下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行为,人只能是某一文化背景下特定情境中的人(听从着文化指令、遵循着文化“规则”、面戴文化面具、成为文化符号)。综合性的理解我倾向于对教育研究下一个较为“复杂”的定义:教育研究是在特定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下,认识和分析教育现象和教育事实,通过规范性和系统性的方法与过程,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影响人们教育认知和教育行为的知识和意义系统。理解的要点1、明确教育普遍规律和本质属性有特定的空间和有限的范围,同时强调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中教育现象和事实的差异,从而理解教育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承认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对理解教育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极为重要;2、承认有教育普遍规律和本质属性无法解释的“现象领域”,将教育研究的部分“对象和内容”定位于“教育现象和事实”的认识、分析和理解,而这样一种现象和事实是主客观二者很难分离的“现象”和“事实”,由此“关于教育实践研究”才能兴起。3、肯定教育研究是一种方法和过程,并相应地生产教育知识与意义。方法与过程紧密相关:方法的规定性决定了过程的系统性。“方法”决定了某类教育研究与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密切相关的“特殊性”,“系统”决定了教育各类研究的“一般性”和“共通性”。4、承认“教育研究”对教育现象和事实所具有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知识”和“意义”的生产实现的,集中在通过主体的人的“教育认识”和“行为选择”上,这种影响的“普遍性”体现在:“话语的表达结构决定着现实的实践结构”。这种影响的“相对性”体现在:研究可以是多样化、本土性和原创性。教育研究兼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性质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它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现象、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秩序),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习惯、习俗等现象紧密相关,必然地与一个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政策等社会背景和环境等紧密相关,很宏观、很整体也很复杂;作为一种人文科学,它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的研究,与最广泛的人类及其文明和文化,与最微观的人的身体、心理、个性、人格甚至气质等紧密相关,既需要研究整体的人类,也需要研究群体的人,还要研究作为个体的人,既需要研究人的一般特征也需要研究不同个体的人的发展和成长,很微观、很深入与也很复杂。教育研究中“人”的研究教育研究的范围极为宽泛,既有人的研究,也有“非人”的研究(不是直接以人为对象的研究)。我们既要关注人的研究(如校长研究、教师研究、学生研究)本身如何,更应关注“非人”研究如何以人的研究为基础,围绕着人、以人为中心做研究。“非人研究”不能“目中无人”。无论是宏观的政策、制度、体制等方面的研究,中观的学校发展、学校文化、学校课程、学校设施等方面的研究,还是微观的教学内容、组织、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都要有关于人的假设、人性的假设和人的需要的假设,即人的“不在场”的“在场”,都要有教育学的意义、价值、伦理的判断和考量。间接相关、直接相关、紧密相关一是与人的研究“间接相关”的教育宏观研究如政策、制度、体制的研究,要“目中有人”,要有普遍的人,要基于人的成长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特征;二是与人的研究“直接相关”的学校教育研究,要“目中有人”,有特定的、具体的学校教育情境中的多数人,尤其要能够促进特定学校情境中(在人中)师生的成长和发展,满足师生成长的需要、快乐和幸福;三是与人的研究“紧密相关”,尤其是与学生发展紧密相关的课程与教学研究,要“目中有人”,不仅要有“群体的人”也要有“个体的人”,要照顾和关注到研究所涉及到的“每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要体现“关爱”和“亲密”而不是导致“疏远”和“陌生”。我姑且把这样一种教育研究称之为“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或“人性主义”的价值选择和伦理追求。儿童研究的兴起在教育学的人的研究中,我们既需要“校长研究”、“教师研究”,更需要“儿童研究”,即一种直接以儿童为对象的研究或“儿童文化”的研究。儿童研究既是多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又需要进行综合学科、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更需要进行学校情境、课堂情境、教学现场的儿童研究,需要结合学校教育的实践形态广泛地研究各类真实、具体的儿童,而不是仅仅研究“一般儿童”、“标准儿童”或“理想儿童”。儿童研究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并逐步有效影响其他的研究领域,推动其他领域教育研究的实质性变化,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科学”的兴起和进步,我们才能重建和重写新的“教育学”。2、教育研究的三大要素支配和影响教育研究的全过程的内在要素或要件主要三:一是问题;二是方法;三是理论。三者的有效运用和恰当配合,内在地决定了课题研究的水平和质量。(1)问题课题源自于问题,是问题表述方式的转换(又称之为假设)。没有问题,就没有课题。研究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问题”对研究者极为重要,好问题是好研究的开端,因此有“成功提出问题”,课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之说。问题意识和能力是一种标尺,即衡量研究者水平和素养的重要尺度。但这一尺度并不以“多少”为准。问题满天飞,并不必然地表明问题意识和能力的高下。三类(3/3)“问题”1、从问题形成的来源看:一是“现实”问题,即从现实中提取问题,二是“比较”问题,从相同的事实和现象的比较中形成问题,三是“预测”的问题,从对未来的预测中形成问题;2、从问题涉及范围来看,有宏观问题、中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但三者具有相互转化的性质,如某个宏观问题可以转化为微观问题(核心与关键),反之亦然;3、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有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和政策问题,或理论、制度、技术问题等。好问题的特质1、面向现实形成问题:从对社会、教育、人的观察中形成和发现问题,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2、发现属于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异已”的问题,要强调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能够研究、操作和解决的问题;3、发现具有研究空间和维度的问题,不要简单地把工作和问题划等号,更不要人云亦云,赶潮流,追时髦。关于问题的“陌生化”处理具有将熟悉的现象和事件“陌生化”的本领,从而发现问题。问题常常形成和发现于“陌生化”的过程,即把正常的现象和事件换一种方式来认识和处理。一是把“微观”事件或现象“中观化”或“宏观化”,从而发现问题;二是把“即时”事件或现象“拉长化”或“全程化”,从而发现问题;三是使事件或现象脱离原来的情境,产生“换位”思考的效果,从而发现问题。关于问题的空间和维度1、要明确三类问题:一是不能研究的问题,二是不好研究的问题,三是能够研究的问题;2、同一个问题可能具有多维的研究空间,不同的研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3、不轻信肯定性的判断,不轻易否认否定性的判断,对中性判断要有开放性的态度。关于“游戏具有发展性”的研究这是一个肯定性的判断:斯通·史密斯认为:游戏对儿童的生理、情绪、认知、社交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游戏为儿童的未来发展做一定的准备。这个判断能被证实吗?马丁和克罗在对有关游戏功能的文献进行检索整合后认为:除了对儿童的行为存在一些短时影响外,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有其他任何重要的好处。大量研究表明:短期影响确实存在,长期影响无法证实。问题:导致过于“理想化”的游戏概念有专家认为:缺乏证据并不是这一观点的唯一缺陷,重要的是以下两点“后果严重”:一是导致人们对游戏形成“过于理想化”的认识,从而掩盖了游戏对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导致成人对儿童游戏实施过分的干预,迫使儿童无法自主选择游戏和参与游戏。而对儿童而言,自主选择并参与游戏影响儿童的积极发展。有碍我们全面认识游戏游戏既有好游戏,也有坏游戏,还有中性游戏(介于好坏之间的模糊类)。坏游戏有三种:一是危险游戏,二是低俗游戏,三是行为不当游戏。坏游戏不是说参与玩的儿童是坏的,而是说对参与儿童是可能有伤害,或有负面影响的游戏。“强盗”游戏可能具有一种模糊性质男孩特别喜欢玩的“强盗”游戏是好是坏?不能简单否定:一是如果没有实质性的破坏行为,只是一种装扮行为而已;二是如果没有过分沉迷于这一游戏,只是偶尔装扮强盗,并不导致明显的负面影响;三是有可能形成儿童的合作意识、协作能力。简单否定与简单肯定一样,是缺少问题意识的表现,不利于研究水平的提高。(2)方法方法的重要性:是联接未知和已知、不确定到确定的桥梁。方法决定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是正确判断;没有方法就没有“确定”的结果,只有似是而非的“观念”和模糊的“联想”。案例:关于儿童合作的研究关于儿童的竞争与合作,学者认定是儿童发展中的重要社会化过程。前期研究已经认定从婴儿开始,母婴之间就开始合作;学前期在成人指导下进行合作,3岁左右就已经发展出了设定共同目标,进行合作的社会性技能。问题是:不同文化背景之下,譬如城市和乡村,儿童合作与竞争是否具有差异性?(引自居伊·勒弗朗索瓦《孩子们:儿童心理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66-367页)“合作板”设计研究设计分三个维度:对象设计:随机选择两个儿童组(非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共8名儿童,一个小组(4人)的儿童来自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另一小组(4人)来自城市化的环境,受到迅速现代化的影响。操作设计:要求四人小组合作画线,要求每一分钟尽可能多地成功画线:即一次画一条通过数字圆圈的直线;每个小组有六次机会。奖励设计:成功一条奖给儿童一个硬币,前三次群体奖赏,后三次个体(一对)奖赏。结果统计结果令人吃惊:在群体奖励的最初3次尝试中,两个小组没有显著区别,而且每一次都有提高;在单个的奖励的后三次尝试中,农村小组每一次合作成功都明显高于城市小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研究者用“合作板”继续进行观察性的研究:墨西哥的乡村和城市儿童;以色列的乡村和城市儿童;哥伦比亚的乡村和城市儿童;黑足印弟安儿童和加拿大城市儿童;毛利儿童:新西兰乡村与城市儿童。结果均是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合作性,从而揭示出:乡村居民更倾向于合作,因为合作与舒适、亲密紧密相关,而竞争与紧张和疏离紧密相关。方法能够提供和创造新的事实理论表明,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的自尊是教育的基本要义,但现实中我们常常自认为很尊重儿童了,但儿童经常不买账。问题出在哪里?方法所提供的新事实能够促进理论本身的精细化和完整化。(右图选自居伊·勒弗朗索瓦《孩子们:儿童心理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68页)方法和工具可以不断发明和创新基于对早期儿童动作技能与智力发育之间关系的研究,形成了左上图的基本规律。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早期儿童智力的纵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运用到实践中实在是太复杂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古德沃夫的人形绘制测量表创造了一种简单的工具和方法,与花费昂贵的智力测量结果完全一致!(居伊·勒弗朗索瓦《孩子们:儿童心理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18页)方法的“本质”一是提供了如何收集研究事实和资料的规定程序和技术,以保证我们能够获得有效的事实和资料;二是提供了分析事实和资料的基本手段和工具,以保证我们能够逻辑地获得推论和结论;三是使“陌生”的事实和资料能够为我们所理解和掌握,
本文标题:教育研究的问题、方法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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