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地理学概论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地理學地理學地理學地理學概論概論概論概論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洪惟仁[e-mail]@gmail.com1.語言地理學的領域語言地理學的研究課題是：一、研究語言或方言的地理變異二、將語言變體或方言變異的空間分佈表現在地圖上三、對於語言或方言變異的空間分佈之所以然提出解釋2.語言地理學的視角與分科語言的變異相當複雜，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或表現語種或變體分佈的狀態，就其視角的差異性可以分為以下六點討論：一、語種分佈或變體分佈二、宏觀取景或微觀取景三、表層標示或類型標示四、平面展現與立體展現五、共時研究或歷時研究六、描寫性分析或解釋性分析有各種樣視角的不同才有語言地理學的各種分科。2.1語種分佈或變體分佈「語言地理學」（linguisticgeography）研究的對象包括語言變種（varieties）或變體（variants），描寫或呈現其空間上的分佈。廣義的「語言地理學」（linguisticgeography）也可以稱為「地理語言學」（geographical洪惟仁2linguistics），往往不分。但是從語種的視角或語言變體的視角來看就可以狹義地把語言地理學分為：「語言地理學」和「地理語言學」兩個相對的分科。「語言地理學」研究語種（varieties）在空間上的分佈；「地理語言學」研究變體（variants）在空間上的分佈。分科的標準就如廣義的「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可以分為狹義的「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和「語言社會學」（sociologyoflanguage）兩個分科一樣。「語言地理學」研究的對象可以是語言，也可以是方言，如果「語言地理學」只限於方言，可以別稱為「方言地理學」（dialecto-geography）；「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對象如果只限於方言，也可以稱為「地理方言學」（geographicaldialectology）。語言或方言的定義不明，因此「語言地理學」和「方言地理學」往往很難一刀切，譬如中國所謂的「方言」（dialect），往往是「語言」（language）的不同；歐洲所謂的「語言」，其實只是「方言」的不同。因此有時統言之，稱為語種（variety）。但沒有所謂「語種地理學」的名稱，一般廣義地採用「語言地理學」這個名稱。2.1.1語言地理學「語言地理學」的目的是研究不同的語種在空間上的分佈，繪製地圖，並解釋分佈的成因。其前題必須對語言或方言有一定的分類。細分之，把研究的語種定性為語言時謂之「語言地理學」，研究的語種視為方言時謂之「方言地理學」。「語言地理學」是站在地理學的立場，把語言看成是分立的（discrete）的存在，研究語言在地理上的分佈，並對語言的分佈狀態提出解釋。同理「方言地理學」必須把方言看成是分立的（discrete）的存在，研究方言在地理上的分佈，並對方言的分佈狀態提出解釋。「語言地理學」的範疇：以世界為範圍的「世界語言分佈圖」及其研究；以中國為範圍的「中國語言（方言）地圖集」及其研究；以台灣為範圍的「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及其研究。不論語言或方言的大小，只要把語種看成是分立的存在，就是「語言地理學」的研究，因此其成立是以語種的分類為前題。雖然語言或方言的分類必須以語言或方言變體的比較為基礎，不過「語言地理學」（或「方言地理學」)的研究不一定要同時處理語言或方言的形式變異。2.1.2地理語言學「地理語言學」是站在語言學的立場，研究不同語言的形式變異在地理上的分佈，並提出解釋。語言學研究的語言變異，最重要的是分析語言的類型，因此「地理語言學」研究的焦點在語法類型、詞法類型、音韻類型或語音類型。典型的著作是橋本萬太郎的「語言地理類型學」。不同語言的詞彙或語音差異性太大、變異太多，每一個語言都不一樣，因此不好比較，比較不適合做為「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對象。因此地理語言學通常研究方言變異。但因為方言和語言的界線不明，因此也常常研究同語系的方言，雖然這些方言的區別可語言地理學概論3以視為語言的區別。曹志耘的「中國方言地圖集」（2008）把所有的漢語一起呈現在地圖上；Brewer的MappingTaiwanese（2008）把閩南語和客語一起呈現在地圖上，可以屬於這類的作品。「地理方言學」是站在方言學的立場，以同一語言的方言變體在空間上的分佈為主題，並為其所以如此分佈提出解釋。其前題必須先確定所處理的變體屬於同一個語言的方言，而非不同的語言。方言變異最有規律的是方言音讀的變異，因此「地理方言學」通常以方音變體為主，其次才是詞彙、詞法，很少有呈現語法變異地圖。「地理方言學」是語言地理學的核心，作品最多。法國、德國、日本很早就很發達，漢語有比利時神父賀登崧及其學生、鍾露昇（1967）、曹志耘（2008）、岩田禮（2009）、洪惟仁及其學生近年的研究。2.2宏觀取景或微觀取景2.2.1畫面、畫素與取景的調整宏觀與微觀的調整類似攝影畫面、畫素與取景的關係。畫面越大越大越宏觀，反之越微觀。畫面大可以容忍單位面積畫素較少而較粗糙的畫面，因為遠看還是很清晰；畫面越小，就必須要求畫素越密，近看才能清晰。假定畫面和畫素一定，取景越遠，涵蓋面越大，景物越模糊，反之越清晰。面積一定的頁面，地圖涵蓋的地域越廣越宏觀，越不能或不必要同時顯示極細的地貌和極小的地名；地圖涵蓋的面積越小越微觀，必須顯示越細的地貌和越小的地名。在地圖繪製上，宏觀與微觀的處境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2.2.1.1地域的角度宏觀與微觀是相對的概念。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是微觀的，從各地方的角度看，中國是宏觀的；從台灣全體的角度看是宏觀的，縣市乃至鄉鎮是微觀的，……但從從村里的角度，縣市乃至鄉鎮是宏觀的。（參見【附圖1,2,3】）最微觀的是家戶調查，看那一個家庭說什麼話，把語言或方言的類型標示在地圖上。這是最微觀的語言地理學研究。鄭錦全團隊對於新竹新豐鄉、雲林崙背、二崙的調查是典型的作品。（參見【附圖4】）但是微觀也有限度，過度微觀即不適合做為語言地理學的研究課題。比家戶調查更微觀的調查，如一棟大樓那一戶說什麼話，在地圖上就不好標示了。至於一個家庭內說什麼話，同輩或不同輩使用語言的差異，這種研究已經超出語言地理學的領域，應該歸入社會語言學來研究。2.2.1.2語言的角度宏觀與微觀是層次的概念。從世界語言的角度來看，漢語研究是微觀，世界語言的研究是宏觀；從漢語的角度來看，閩南語、客語的分佈是微觀的研究，整個漢語方言的洪惟仁4分佈是宏觀的研究；從整個閩南語的角度的角度，台灣閩南語方言、乃至次方言的分佈是微觀的研究，相對而言，整個台灣閩南語的研究是宏觀的研究。地域的微觀程度也必須配合語言的微觀，如果地域相當微觀，但語言的分類相當宏觀，顯然會有不對稱的感覺。語言不同，呈現方言的分類也必須相平行，如果某一種語言不分方言，但另一種語言卻細分方言甚至次方言則顯示不平衡感。（參見【附圖4】）這種現象的產生所顯示的往往是因為某些語言研究的比較詳細，某些語言研究得比較粗略，其原因可能是時代因素，也可能語言的重要性不同。如小川尚義（1907）（參見【附圖1】）閩南語方言分得比較細，其他的語言分類就比較粗。2.2.2研究的角度與調整從微觀到宏觀是一個連續體，宏觀與微觀只是取景的選擇沒有好壞的問題。如果調查的地域夠大、調查點夠多，在相當的尺度內可以進行宏觀取景與微觀取景的伸縮調整，精細度可粗可細。宏觀研究必須以微觀研究為基礎，微觀研究也必須以宏觀研究為基礎。微觀研究如果沒有宏觀研究的基礎，可能遭致「坐井觀天」、「見樹不見林」之譏。宏觀研究沒有微觀研究做為基礎，那是「粗略」，許多宏觀研究因為初期的調查資料不足，繪製的地圖都不夠精細，但是隨著調查的深入，語言地圖可以越畫越精細、越精確。地圖繪製技術不夠精細，即使沒有錯誤，因為所繪製的地圖都不準確，這樣的地圖只能叫做「示意圖」。可見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必須是相依存、相補充的，最好兩者能夠兼顧。但因為語言地理學研究所需的人力、盡力、經費、時間都很龐大，兼顧不容易，因此必須考慮客觀條件的限制。一、技術與必要的限制：一平方寸的照片，從面積而言是微觀的，一旦放大就模糊了，但如果增加畫素，幾百萬畫素的照片即使放大了，還是很清楚。相反的，幾百平方尺大的相片，從面積而言是宏觀的，如果也要跟一平方寸的照片同樣清晰，即使毛細孔也看得清楚，那就需要極大的儲存空間，事實上不一定辦得到；有時因為解析度的限制，畫素太多也是浪費，沒有必要。二、人力與經費的限制：語言地理學的研究，不論微觀的或宏觀都需要龐大的經費。家戶調查的研究雖然精細，只能做一鄉一鎮，當作是典範的研究，如果要做全台灣，甚至是全漢語區的調查，一千個語言學家做一千年都做不完。一千年後的語言不知變成什麼樣子了。三、時間的限制：語言是會變的，任何語言調查都帶有「搶救調查」的性質。語言地理學家一面調查，語言一面變，如果不搶時間調查，時間和空間的變因（factors）就會發生混淆。因此調查的空間太廣，調查時間又太長，就會發生方法上的問題。由此可見，宏觀與微觀的選擇牽涉到角度的主權選擇、調查精細度的調查、人力、財力與時間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因此語言地圖通常是折衷宏觀與微觀，我們不妨叫做「中觀」的研究。語言地理學概論52.3表層標示或類型標示將調查的語料呈現在地圖上的標示方法可以分為兩大類：「表層標示」與「類型標示」。將語言形式的表層差異直接呈現在地圖上的標示法謂之「表層標示」。如賀登崧（W.A.Grootaers）及其學生王輔世；卜溫仁（WarrenA.Brewer）2008（參見【附圖3】）等延續歐洲「印象標記法」（transcriptionimpressionniste/impressivetranscription）的傳統（Grootaers1994:37）。將語言的表面形式加以分類，而將其類型標示在地圖上的標示法謂之「類型標示」。「類型標示」也有層次的分別：音位標示：標示音位而不標示音值的細微差異。音類標示：將語音加以分類，如中古音送氣或不送氣，在那種條件下送氣或不送氣而不標舉個別的實例。詞彙標示：只標示漢字或詞素來源，而不管實際的語言形式。語法標示：只標示語法或構詞法規律的類型，而不管實際的語言形式。橋本萬太郎的《言語類型地理論》重視詞法、語法結構的類型與分類。早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調查報告，如《湖北方言調查報告》(趙元任等，1948，史語所專刊)，《雲南方言調查報告》(楊時逢，1969，史語所專刊56)、《湖南方言調查報告》(楊時逢，1974，史語所專刊66)、《四川方言調查報告》(楊時逢，1984，史語所專刊82)附圖都標示著音類的區別。曹志耘《漢語方言地圖集》（2008）和岩田禮的《漢語方言解釋地圖》（2009）也都是類型標示。方言差異單純的小片區域的微觀方言地圖適用「表層標示」，方言或語言複雜的大片區域的宏觀方言或語言地圖適用「類型標示」。2.4平面展現與立體展現只是把各種語種或變體展現成二度空間，屬於平面的語言地圖。但立體的語言地理學摻入時間的因素，展現成三度空間的格局。地圖上可以看出空間的分佈，也因其立體的分佈，使得地圖上的方言變異呈現了漸層變化，因而可以推論時間的變化，這種研究方法叫做「社會地理方言學」。2.4.1同語線與方言等高線將不同的變體標示在地圖上並劃出其分佈的界線謂之「同語線」（isogloss）。但變體的差異性往往不是突然變化，而是漸層變化的，所以不能以一條分為「同語洪惟仁6線」截然劃分，因此採用地形圖上的登高線，將漸層變化的差異性指數化（indexization），在地圖上繪製出「等高線」（contourline）一樣的「方言等高線」。簡素梅（2006）的關廟「出歸時」分佈圖（參見【附圖6】）、張素蓉（2006）的台中海線泉腔分佈圖呈現的就是「方言等高線」的地圖（參見【附圖7】）。2.4.2社會地理語言學等語線的繪製已經將社會語言學的方法引用到地理語言學來，但沒有辦法把社會方言複雜的變異同時呈現在地圖上。日本的glottgram就是放棄地圖的呈現，改用表格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