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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华中师大讲座录)作者:姚国华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华中师大讲座录)主讲人:姚国华(2006年4月讲于华中师大新学人论坛,木衣、秋子、肖文虎整理,未经我订正在QQ等网媒转载。以下是我的订正稿,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社会科学论坛》等处。——姚国华)●今天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没有真正的大学精神。●20世纪中国所有幸运、骄傲归结为她在最艰难的时候,尚有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而20世纪中国所有不幸、悲哀就在平常歌舞升平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打造人才、工具、螺丝钉的学校,只有打工仔的岗前培训所。●20多年来引领中国前进的智慧,居然不是来自大学,而是南方崛起的一小渔村!英国领着香港走,香港领着深圳走,深圳领着咱们走。●大学校长应当是高屋建瓴的哲学家、思想家。我们的校长则是科学家,工程师,政工专家,经济学家。北大改2革是一批经济学家设计的,可经济学家是中国最蠢的一帮人,他们智商虽高,但脑壳被屁股所支配。●一个大学教授20年间把房子从80平米折腾到100、120、150、180、260平米,由一套再折腾第二套,第三套,他还能追求纯粹的智慧吗?●今天很多人喊,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些人脑袋大都有病。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大学,更不懂什么是世界一流。这样伟大的民族,诺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它能不世界一流吗?●西方强大的全部奥妙:科学与法律,都是希腊哲学演变来的。人们追求一种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的道理、规律、秩序,它超越人的意志,超越物质外表。柏拉图的AcaDemy,中世纪的经院,直到现代University都是追求它。大学运动和城市运动结合,造成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都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西方人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越明白。而在中国,说的东西不能做,做的东西不能说,闷声发大财,居然算最大的聪明。●蔡元培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第一人,地位远超过孙中山。●中国没有大学之后,一种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的准大3学左右中国命运。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毛泽东的延安,就是这种准大学。●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领域没有作出任何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甚至还不如林、四横行的文革时期。今天中国大学已成了牟利机构,学生为谋求学位,学校则售卖文凭。●国人喜欢说走出象牙塔,其实要害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象牙塔。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要有用,专业要有用,连人也要有用。人才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它被领导用,被老板用的,说穿了就是打工仔!●所有现代大国通通是文化立国。日、韩是文化立国,连陈水扁的台独战略都是文化立国。但在中国大陆,这个声音传不开来,因为无数占着舞台的蠢货,大脑深度脑震荡,长期可有可无,形同肥肉。●现实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真正的大学生。在自由思想中,在独立行动中,拥有健全的大学生活。感谢华中师大新学人论坛的同学们给我这个讲演机会。今天我讲的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是我对中国现代进程的一种不同于主流观念的思考。我想先从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的三所大学说起,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4中师范大学,在当时全国都是非常有份量的,首先要从三位校长说起。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先生是当时最年长、资历最深、最以严谨著称的大学校长,武大的刘道玉先生则是当时中国最年轻,也是改革最激进的大学校长,再一位就是咱们华中师大从学术生涯中走出来校长的章开沅先生。三位都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但他们的风格俨然不同。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他在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一个学者的眼光治校。十年前我请章先生讲座,他告诉我,当校长时教育部召开的会他基本上都不去,几乎不跟上级官员打交道,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上面要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做,就让副校长去应对”。朱九思是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长,把华中工学院治理得非常严谨,井井有条,整个学校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标准化的大学生,所谓“学在华工”的说法,就是在朱九思时代留下来的。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全国以最自由,最开放,最激进的形象,被看成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刘道玉时代,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尝试,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没有超越。比如推广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专业,可5以转系,所有课程可以选修,甚至可以不听课自己研究,校园文化非常活跃。现在的武大已经没有当年的气派,但据说仍然保留着一些痕迹,象女生宿舍没有别的学校那样森严壁垒。当时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兰州大学,都能感受到这年轻的校长,自由、开放、浪漫的校园生活的魅力,当时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女大学生宿舍》,就是在武大校园拍出来的。1988年,刘道玉先生退出武大校长这个职位,而且是在他个人名望的高峰上退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中,居然没有给他安排任何新的职位。当时《中国青年报》发的消息明显带着情绪:武汉大学校长易人,据说是正常换届,新校长比老校长年龄还大。这位最著名的大学改革者还这么年轻就换下来了,再过一年,中国的很多事情急转直下,刘道玉在中国大学的使命彻底结束了,很长时间默默无闻。他办了一些民间学校,有中学,有小学,中间经过很多挫败。去年,刘道玉先生又重新走上媒体,出了一本书叫做《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在北京一个新书发布会上,很多武大校友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激情澎湃,非常骄傲他们有这样一位校长,给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我在场听了也很激动,不过那个场合不敢说话,因为全是武大校友,地位都很高。但事后,我总觉得有什么要说,便写出来交给道玉先生,发在他的网上。尽管我对武6大,对刘道玉先生抱着很高的敬仰,但我以我的方式看到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当时,很多武大校友认同一种说法,我们武大是80年代中国的小深圳。小深圳,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意思再清楚明白不过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武大是小深圳,是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先驱,所以武汉大学很骄傲。但是,我要强调,这个说法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如果把它放到整个世界,放到整个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就让人莫名其妙了。为什么呢?西方现代文明尤其不同于自然主义的农耕文明,它是理性建构的文明,因此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首先需要的是一群特殊的文化精英,其核心是大学为代表的智慧。大学是一个现代国家最高的文化机构,最高的象牙塔,它是凝聚最高智慧的特区,它在精神上引领整个民族往前走。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超越大学。可是,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带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而是南方突然崛起的一个小渔村。凭什么深圳竟能带领整个中国往前走呢?因为它的背后是香港,而香港背后是英国,是西方。说到底,原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自己的智慧引领着向前走,而是靠别人的智慧。我有一篇文章叫“百年中国脑震荡”,我要说的是,百年中国的大多数时候,人们的大脑是麻木的,是不清醒的,7靠洋人拽着我们往前走。这不,洋人拽着香港走,香港拽着深圳走,深圳拽着武汉走,武汉拽着黄石走……。这种改革开放的模式,典型的中国特色,只有现在中国人才能理解。武汉大学是中国的小深圳。武大的人还很骄傲,可没有人想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胎。与之相应的是刘道玉先生本人的命运。我们且不考虑刘先生的个人性格,他的人生轨迹是耐人寻味的,他60年代就是中国的风云人物,著名的反修战士,从苏联被驱逐回国,周总理亲自去迎接。70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他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来回到武汉大学任校长。在那个新老交替的时期,这么一个耀眼的改革明星,这么一个年轻的知识型干部,既没有出任武汉市长,团中央书记,也没出任教育部长,只是在大学校长位置上一直干下来,八年没有变化。如果这是在欧美国家,那么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为什么呢?一个大学校长,尤其是名牌大学校长,当然是全社会最高的权威,他是不屑于其它任何官位的。比如说牛津、剑桥大学校长的资历,他们是社会最高的精英,最高的精神领袖,是部长、市长们没法比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省长见名校校长还要拜见呢!但在今天中国,这个关系是彻底颠倒的,武大校长如果要升上去,必须通8过武汉市长,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长,才能一级级往上升。可是,我们要问: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这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对每一个文明来说,社会成员需要有共同的理念认同。越是高级的文明,这个理念就越系统,越全面,越理性化,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代表这种理念,形成一种权威。所以,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有一种专门的机构,或是一个专门的象征来代表大家的共同理念。对原始民族来说,可能是个祭坛,再文明一点的民族,就可能是个庙宇,人们面对它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会收敛自己的欲望,把物质生活先放下,抱着一种敬仰,一种敬畏。这也是一个文明形成的前提,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自己的民间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形成儒学体系。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全球进入了轴心时代,我们今天的世界还可以看9做是这些经典影响下发展来的。今天,我们重点要讲,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现代,全球化的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所有其他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也是从大学来的。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一个叫Acaemy的东西,今天中国科学院就叫ChineseAcaemyofSciences。柏拉图的Aca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我们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你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这跟其他的思想不一样,尤其跟我们中国人注重的直觉与感性的思维不一样。我们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10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宗教学术化,尽管一开始还不明显,信仰高于理性。但到了公元12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第二次大综合,就使它更加理性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色彩更浓了,人们相信万物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不是乱来的,上帝是按照至善至美的原则,按照至善至美的形式,比如说逻辑,比如说数学,来赋予万物以规律。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两个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了,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有些所谓的道理,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荒诞的,经院哲学在中国人心目中间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读那么多马列不管用,要了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不起作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11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甚至连“擦边球”也说不上,完全放开,不然
本文标题: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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