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

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两个概念的比较张伟政治文化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应上的积累，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和政治价值观、政治社会化等内容。比如，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他所持的政治理想，政治参与的热情，对待公共权威的态度，评价政府政策的价值标准，内心遵循的政治行为准则等，都是政治文化的内容。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相对于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运行过程等客观政治关系的内容，政治文化是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式而存在的，包括政治关系中心理和精神的反映。一方面，客观政治关系相当程度上支配着政治文化；另一方面，政治文化能够对客观政治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比如我们要对一个社会阶层进行政治分析，除了要研究它的人口比例、人员素质、利益取向、组织程度等结构化的因素，还不能忽略文化意识因素，即这个阶层的政治文化。不同阶层的人（无论个人还是团体）所持的政治理想，政治参与的热情，对待公共权威的态度，评价政府政策的价值标准，内心遵循的政治行为准则等是各不相同的。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公民文化，或称公民意识。在我们传统的话语系统里，我们更多地使用“人民”这个词。人民是政治用语。“公民”大多出现在法律条目中，并不是一个日常频繁使用的词汇。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强调的是法定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至于公民文化，则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政治心理学的概念。它所描述的是，从认识、认知和心理上看，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既能实现自己的权利、又能履行自己的义务的合格公民。公民文化是一种“理性—积极”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理性，即公民有足够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信息和参与能力来进行政治参与；另一个特点是积极，即公民主动、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在动机上认为具有政治责任，或认为政治与个人关系密切，利害攸关。公民文化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在现代社会，公民既有政治参与能力，也有政治参与积极性。因此，公民文化也可以称为参与型文化，或者将这种政治文化类型称为积极公民文化。但许多学者认为，公民文化只是一种理想，现实中的政治文化要比这种理想的公民文化复杂得多。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蒙昧型政治文化，或者将这种政治文化类型称为村民文化。公民就像一个古老社会中边远偏僻的村民一样，他们与政治或政府之间的彼此联系都十分微弱。从公民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对政治认知很少，不关心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对政府无所要求和愿望，也不会对政府形成政治压力。从政府这个角度来将，对公民鞭长莫及，其政治行为对公民的影响很微弱，不必响应公民的政治要求，也不需要公民的政治支持。总之，这种政治文化是公民与政治彼此冷漠、相安无事的关系。第二种，服从型政治文化，或者将这种政治文化类型称为臣民型文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像君主与臣子一样，公民尊重并执行政府所做的权威性决策，但缺乏参与政治、向政府表达利益要求的意识。也就是说，相对于公民与政府缺乏政治联系的蒙昧型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类型建立了公民与政治的联系，但它是一种单向的联系。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存在对公民的政治输出但缺乏公民的政治输入；从公民的角度来讲，被动的接受政治安排，但缺乏政治影响和参与。第三种，参与型文化，也就是理想的公民文化。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互相影响、互相参与的关系，公民尊重政府的权威，执行政府基于法律制度的决策；同时，公民具有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的能力，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对政府的各种政治事务或决策发表看法，并参与到这些政治事务或决策中去。所以，这是一种“理性—积极”的政治文化。事实上，现实中的政治文化大多是上述三种文化类型某种程度的混合，纯粹的“积极——理性”的公民参与文化并不存在。即使美国、英国这样的被认为公民意识较强的国家，其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都是有限的；在政治认知能力与政治责任感上，普通公民也和理想的“理性-积极”的公民目标差距很远。大多数人更注重自己的生活和直接利益，并不对政治感兴趣。许多人只有与政府产生利益关系时，才会意识到政府的存在。即使有些人对政治感兴趣，也往往是对政治输出（如政治信息、政治决策、政治影响等）感兴趣，而对政治输入（即政治参与）兴趣不大。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们的政治信息有限，对政治的理解有限，在如何参与上所知不多，等等。也就是说，政治的行为影响着他，但是政府为什么和如何做决定，却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一般人认为只要遵纪守法（包括缴税）便已经是个“好”公民了。而且，纯粹“积极——理性”的参与文化在现实中并不一定有利于形成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阿尔蒙德对五个民主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比较，其目的在于寻找何种形态的政治文化最适合民主制度，使得民主制度能够稳定而顺利地运行。他并不认为理想的参与型公民文化是最适于民主制度的，而认为民主政治稳定所需要的，恰恰是包含着各种矛盾倾向的复杂、混合、平衡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理想的“理性——积极”型的公民文化。他认为公民的适度参与有利于保持政府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平衡，但过度的公民参与反而不利于民主制度的稳定。甚至，公民对于政治精英所形成的压力并不在于实际行动意义上的政治参与，而在于他们行动能力上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如果政治精英违背了公民意愿，公民可以将这种行动能力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参与(如选举、罢免或示威)，从而形成政治压力。发达民主国家之所以实现了政治系统的平衡，关键在于政治能力、参与意识与实际行动存在一定的距离和平衡。公民的政治能力和政治意识保持着对政治精英的压力，作为一种参与潜力，可以实现政治精英的责任，而有限的参与行动有利于实现赋予精英的权力。在结论中，阿尔蒙德将现代性与传统性实现了平衡、协调的混合型政治文化称为“公民文化”。来源：学习时报20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