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东亚的思考方法――以竹内好沟口雄三与子安宣邦为中心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卷第2期2004年12月頁259-288Articles【研究論著】關於東亞的思考「方法」：以竹內好、溝口雄三與子安宣邦為中心HowtoThinkfromEastAsia?ReflectionsontheScholarshipofTakeuchiYoshimi,MizoguchiYūzō,andKoyasuNobukuni張崑將*關鍵詞：東亞、中國學、竹內好、溝口雄三、子安宣邦Keywords:EastAsia,Sinology,TakeuchiYoshimi,MizoguchiYūzō,KoyasuNobu-kuni*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本文初稿曾宣讀於2003年7月21日，由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之第四次學術講論會，講論會主題為「『東亞』、『儒學』與『東亞儒學』」。承與會學者指正，以及兩位匿名審閱者提供寶貴意見，本文得以據之修訂增刪，在此表示衷心感謝。260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04年12月摘要本文旨在探討三位日本學者竹內好（1910-1977）、溝口雄三（1932-）、子安宣邦（1933-），對於「東亞」、「中國學」思考方法的學術論爭。竹內好的主張，在於追求「東亞之同」的亞細亞自身模式，以之抵抗歐洲文明，敢於否定自己的傳統，並企圖在論述中形成一個重生的主體，從而建構一個具有獨立自主、內在主體的「亞細亞」。由於他對中國的心情帶有愧疚與嚮往，因而其所提倡的「方法」，可說是一種「有中國的中國學」之研究。溝口雄三則從承認「東亞之異」為始，主張中國是中國、日本是日本，並在對戰前與戰後日本中國學的研究深刻反省後，提出「以中國為方法，就是以世界為目的」的論點，其提倡的「方法」是要求「超越中國的中國學」，以達成客觀性的研究。子安宣邦立場雖傾向竹內好，但他拒絕把中國看作東亞的主要場域，而強調以歷史性的批判觀點來看待「東亞」，反對一切企圖把東亞「實體化」的目的原理或主義。AbstractThispaperattemptsatadiscussionofthemethodologicaldebatesover“EastAsia”and“Sinology”studiesamongTakeuchiYoshimi(1910-1977),MizoguchiYūzō(1932-),andKoyasuNobukuni(1933-).TooffsetOccidentalinfluence,TakeuchiYo-shimisoughtafteranAsiaPatternbuiltonthe“EastAsianhomogeneity.”Denyinghisowntradition,withthishomogeneityheconstructedanew,independent“Asiansubjec-tivity.”WithacomplexfeelingofloveandguilttowardChina,TakeuchiYoshimide-velopedamethodologywhichmightbecalled“ChineseSinology.”Onthecontrary,MizoguchiYūzōtookadifferentrouterecognizing“EastAsianheterogeneity,”namely,ChinaasChina;JapanasJapan.Hereflecteduponbothpre-warandpost-warJapaneseSinologyandproposedanewtheoryof“Chinaasmethod;theworldastheend.”Hismethodologypursuedtotranscend“China-centeredSinology.”KoyasuNobukuni,inspiteofhisagreementwithTakeuchiYoshimi,refusedtolocateChinaonthecenterofEastAsia.Rather,Koyasuemployedahistoricalcriticalapproachtoward“EastAsia”rejectinganyprincipleordoctrinethattriesto“embody”EastAsia.關於東亞的思考「方法」261日本喲，你死吧！然後復生！——矢內原忠雄一、「東亞」、「儒學」與「東亞儒學」本文重點在分析竹內好（1910-1977）、溝口雄三（1932-）、子安宣邦（1933-）三人對於「東亞」思考的方法，這裡所謂的「東亞」，當然不是地理上概念的東亞，而是作為學術研究「方法」的東亞。不過本文的標題是「東亞的思考方法」，並不是主要討論「東亞」的概念，而是分析把「東亞」當作「方法」的學術論爭，即分析重點在於「方法」而不是「東亞」，縱然「東亞」與「方法」在思考上是整體不可分的，但本文著重點在於分析與比較日本學者對東亞課題的「方法論」之異同，而不是在於「東亞」此一概念所帶來詮釋論爭。不過，為了更清楚三位學者有關「東亞」思考的歷史背景問題，在第二節說明「亞細亞主義」概念的發展及其意義，以利第三節分析三人對東亞的思考「方法」。本文基於分析的必要性，容筆者在這裡將「東亞」分割為「亞細亞」、「中國」、「日本」，即是根據三者論文的偏用，竹內好以「亞細亞」，溝口以「中國」，子安以「江戶」（其實就是日本）；又根據他們的學術專業，竹內好是從近代文學的角度、溝口是從中國歷史學的姿態、子安是從日本思想史的眼光等觀點，來作為他們反省戰前以及戰後日本的東亞研究問題之基礎。基本上在三者的著作中，皆扣緊「日本人對東亞的學問，特別是對中國學的反省」以及「對東亞近代性的重估」兩個重點，有關日本學者對東亞近代性的再思考，論者已有許多，1並都可統攝於「方法論」1におけるの日本學界對於「近代性」的討論，係從島田虔次所著：《中國近代思惟挫折》（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初刷、1986年三刷）一書開始，之後引起學界廣泛的討論。島田該書主旨在於反省亞洲停滯論的論點，這是島田從西歐人文主義的立場出發所做的初步之研究。他透過晚明陽明學左派的研究，證明亞洲也有歐洲式的近代，而且從晚明就已經「萌芽」，縱然這種近代精神在往後的中國歷史發展中受到「挫折」。換言之，作者的出發點是：歐洲式的近代發展——即便是「挫折」——也存在於中國。他要把西歐人文主義看作人類文明史普遍現象的出發點，致力於在明代陽明學的思想中，發現人262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2004年12月的討論之中，本文則著重在第一項日本學者對中國學（或支那學）或東亞相關的思考「方法」。竹內好與溝口雄三的理論特別引起對岸中國學術界的討論，孫歌2、汪暉3、葛兆光4等人，對二者的中國學的研究方法均有詳盡的評論，引起了中國學界注意日本學者的中國學研究之方法論爭。不過，子安宣邦的方法論點，在中國學界中尚乏人注意與討論，而子安卻是溝口「思想上的戰友」（黃俊傑語），他對於溝口研究方法的問題與批判，有相當透徹的分析，值得我們參考。本文即擬透過三者對於東亞近代的歷史發展中，反省日本戰前與戰後的中國學研究的「方法」，比較與分析三者的論爭特色，藉著三者對東亞或中國的研究方法，對我們今日有關的「東文主義式的「近代」個人精神。溝口雄三的《中國前近代思想の曲折と展開》（中譯本：龔穎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從書名的「前近代」與「曲折」即可知是針對島田的「近代」與「挫折」而回應、批判與反省的著作。溝口批判島田的研究是「在中國裡面讀取歐洲」，利用歐洲概念進行理解中國的方式而來的，而溝口自己對中國「近代」的理解，認為必從「理解中國的獨自性」為前提，而提出了「前近代」概念（參本〈序章〉）。溝口另外對中國「近代」的看法，也可參他在《臺大歷史學報》，第28期（2001年12月）所發表的〈俯瞰中國近代的新視角〉，在這篇文章中，他特別提到至今為止，學界對於中國近代的看法不外有「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視角」、「文明（西歐文明威脅）視角」、「腐朽王朝（清）」等三個視角，而溝口希望以「內發式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近代問題。臺灣學術界對溝口「前近代」意涵的探討，有楊芳燕的〈明清之際思想轉向的近代意涵：研究現狀與方法的省察〉（《漢學研究通訊》，第20卷2期（總78期），臺北，2001年）一文，這篇文章比較溝口與余英時對「近代」思想變革的論點，指出兩者對明清儒學的關照，各有不同的側重。溝口關心的是中國近代思想「相對的獨特性」（相對於西方）；余英時所看到的明清思想的近代意義，反而是它與近代西方思想的親近性，特別是清末知識份子所熱烈擁抱的西方思想，即中國的近代發展，是由自己本身發展出與外來觀念相互輝映（頁50）。另外，探討子安宣邦的「近代性」批判方法的研究，較新的研究文章，可參黃俊傑師，〈子安宣邦對東亞「近代性」的再思考〉一文，收入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年）之跋文，頁203-217。這篇文章可說是兩岸第一篇介紹與探討子安宣邦關於「近代性」批判的文章，論述子安與溝口這兩位「思想上的戰友」對近代議題的論爭，以及子安以歷史批判的視點來看待東亞「近代」的問題。2如孫歌有介紹溝口方法論的〈作為方法的日本〉（《讀書》，第3期，北京，1995年）一文，敘述溝口比較津田左右吉與竹內好對中國學研究方法論的用心，而走出竹內好的歷史階段，邁向多元文化的時代。又如在氏著《亞洲意味著什麼？》（臺北：巨流，2001年）中有〈竹內好的悖論〉（上）、（下）二篇長文，介紹與評論竹內好的中國學問題。3汪暉與溝口的對話，整理成〈沒有中國的中國學〉一文，載於《讀書》，第4期（北京，1994年），頁82-87。4葛兆光：〈九十年代日本中國學的新觀念〉，收入氏著：《域外中國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關於東亞的思考「方法」263亞」學術研究，有何種啟發及其意義。在論文分析之前，應對於三位研究的學術背景稍作介紹，竹內好是中國文學研究者、評論家，長野縣人。1934年東京帝國大學支那文學科畢。以魯迅（1881-1936）的研究和翻譯為中心，在戰後的言論界，展開其獨自的發言，著有《魯迅》、《國民文學論》等作品，可以說他的一生是以魯迅為參照點，既以之為起點，也以之為終點。他曾經在大學二年級時，利用暑假到中國旅行，以團體的方式到滿州，之後自己一人到北京，自言北京是自己心中的憧憬，北京給他的感覺，彷彿在潛意識中像是與自己夢中重合，非常具有親近感。他曾對日本的侵略中國之舉說：「透過自己的研究，對自己們的祖國，侵略滿州、華北之舉，感覺到侵略了非常親近的國家，非常痛苦。」5所以一般學者會這樣來了解竹內好：即如果我們沒有看到竹內好對於日本在亞洲的帝國主義行徑，懷有深刻的羞愧感，沒有看到他對於美國帝國主義在1940年代後期接手「大東亞共榮圈」的做法，懷有強烈憎惡的心情，就不能真正理解他對於現代性觀念的追求，而他將日本看成是一個缺乏真正否定性的例證。6而竹內好的「否定」思想是什麼？這與他對歐美「抵抗」的思維方式息息相關。戰後不久，1948年竹內就發表了〈所謂近代是什麼？〉（或稱為〈中國的近代和日本的近代〉），在這篇文章中，作者用東洋「抵抗」歐洲的思維方式，展開他對東洋與歐洲「近代」的認識，因此全文可以明顯感覺到他用「抵抗」的思維架構，以魯迅為中心，順便反省東洋挑戰歐洲而走出東洋自己的近代化之路。換言之，中國透過內部的自我否定，這種否定，是從「抵抗」外部的侵略而來的，最終能夠走出自己的路，日本對歐洲沒有「抵抗」，所以日本的型態是「沒有個性的日本」。7由於日本5竹內好：〈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收入《竹內好全集》，第五卷，頁93-94。本文在引用竹內好、溝口雄三與子安宣邦三人的著作時，除溝口已有中譯本以外，其他的譯文皆是筆者所譯，不另在文章中個別說明。6參見酒井直樹主編：《印跡：多語種文化與翻譯理論論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導言〉，頁9。7竹內好：〈近代とは何か〉，收入《竹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