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的贡献

刍议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的贡献摘要：近几百年来西方科技的突飞猛进，似乎表明西方的科学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但反观中国几千年来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也促进着科学的发展。本文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理性启蒙、人文主义的科学精神；百家争鸣、即而合一的学术氛围；经世致用、完美统一的科学目的；科学进步、伦理道德完美统一等四方面特性，论述了中国传统科学哲学文化对科学发展所作的贡献。希望能通过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指导中国的科学发展道路。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贡献中国传统文化，是指近代以前流传数千年的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儒释道合一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的一切，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及一切“人化”的事物。一般意义而言，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机构组织。科学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认识和实践活动1。对于科学发展道路的研究，迄今为止仍是一个难题。如单看几百年来西方科技的突飞猛进，似乎西方的道路是正确的，但反观中国几千年来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这个答案似乎又不是必然。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个命题有时决非只有一个答案，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也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一、理性启蒙、人文主义的科学精神一般意义上讲，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是欧洲文艺复兴在18世纪的发展与深化。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利用理性主义反对宗教神学，以科学取代宗教，为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然而，当我们反观中国历史，理性之光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点燃了。《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健”是指自然的运行自有其规律，这一规律是不能改变的，“君子以自强不息”，指的是人对待自然规律的态度，即应付出主观努力。孔子根据“天行健”的精神，创造出了“刚毅中正”的儒家哲学，而“刚毅中正”，最终可归纳为“中庸”。这是儒家文化对待自然与人的根本态度，也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天”与“人”的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更多是针对社会生活和个人修养方面讲的2。“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语出自《论语》）意思即是，天道太远，不切实际，所以置于不言不问之列，甚至应当“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儒生，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人事”，即人与人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唐代科举制度确立后更是这样。中国人性善恶论的命题，从春秋时期就有人讨论，一直延续至今，这正可以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涵了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是一种与神本位对立的，强调人的存在，反对野蛮、愚昧、迷信的世界观。儒家作为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文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从董仲舒到杨时、朱熹、程颐、程颢，都借助于古典知识——孔孟之道，反驳经院哲学和神学，韩愈的《谏迎佛骨疏》，可视为儒家反对宗教神学的集中体现。孔子不重视“天人之际”，而重视“人人之际”，儒家自孔子起已不谈上帝，孔子地位虽高，在后世儒生的眼中，也不过是“大成至圣先师”，是“先贤”而非“人神”。与中世纪欧洲宗教上帝站在科学的对立面，阻碍科学发展相比，不能说不是儒家文化对科学进步的一大贡献。孔子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述很少，但有一句，却为后来的思想家所注意而尽量发挥，那就是《论语》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都对它加以解释，“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应该说，孔子思想中的本体论，在精神上与科学家对宇宙本体的探讨是一致的。我们不能说孔子已经通晓现代科学上的空时原理，但孔子的论断，为后来儒家哲学的研究定了基调。汉代朴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发扬，使得在中国，是“人”而非“神”作为世界的主体，使得中国较早走出蒙昧时期，走向文明。儒家对待天与人的哲学，其实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应该说，由于儒家文化主导地位的确立，中国的科学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二、百家争鸣、既而合一的学术氛围西方科学文化，它的源头是古希腊文明。古希腊科学的繁荣，决非仅仅因为出现了几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更重要的是古希腊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宽容而多样化的文化环境。古希腊文明是以数以百计的城邦构成的，各个城邦内实行民主制，有自己独立的主权，而没有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没有统一的主流思想。“在这样的情形下，每个人都保持独立的地位，并非从开始就约束于家长制那种自然的伦理之中。”（语出自黑格尔《历史哲学》）。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在一个城邦，一个地区得不到承认，却往往可以在其它城邦，其它地区获得生存与发展。这种情况，与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相似。孔子的思想在鲁国得不到贯彻，他就率领门人弟子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思想。墨子提倡兼爱非攻，不满于兼并战争，就奔走各国之间，造福人民。老子的思想在当时得不到重视，所以他西出函谷关，去西方寻找自己的乐土。春秋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诸子百家自由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先秦的诸子之说，虽然各有其特色，但无论孔墨道名都是以人道博爱为根本宗旨，其间存在许多相通之处。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的一种反省,为古代中国人类精神的觉醒创造了条件,并奠定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3。道家是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共处的学派，《老子》上是这样阐述“道”的：“有物混成，先天地主，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而强调“人定胜天”的儒家，其经典《易经》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两者都承认“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非独《老子》、《易经》上如此，《韩非》、《列子》、《墨经》上也是如此。先秦诸子的学说，从创立之初，就并非完全对立，这使得吸收诸子之说，既而合一成为可能。确切说来，先秦诸子的学说，都有各其偏执之处，不足以反映当时文化成就的全貌，为了求得发展，也需要相互之间的融合。虽然在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以外诸子百家的学说逐渐湮没。但实际上，儒家文化，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后，已经融合了先秦诸子的学说，汉代儒学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取长补短，融合前代的文化成果，经过“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两次事件后的汉代儒学，早已不是先秦时期的儒学了，而是改良了的兼容并包的儒学4。科学的发展需要百家争鸣。在西方，当罗马帝国建立后，宗教狂热开始风行，以残酷的迫害对待异端，科学发展走向“黑暗的中世纪”。然而在中国，秦汉以后的科学与技术却继续向前发展，这是因为即使是在儒学取得统制地位后，也不完全排斥其它学说的存在，“废黜百家”并非“禁绝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是“独存儒术”。其它学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更多是自身改革的需要。儒学的内部，也不排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是儒学一部分的，既有王充、范缜的唯物论，也有王阳明的唯心主义。诸子百家的逐渐消亡，儒家文化的确立，其实是诸子学说和儒学互相学习融合，既而合一的过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即是明证。最初从西域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唯心主义，其发生动机是对世俗社会伦理约束的逆反心理，是在生活中不能解决个人自由矛盾的人，否定现实、逃避生活的避难所，其本质是寻求个人解脱的“出世”哲学。它的“出世”哲学，与道教的“出世”是不同的，因为佛教的“出世”，还含有对现实社会否定的成分。这样一种哲学，不仅与儒家提倡“入世”，“兼济天下”的人本哲学格格不入，对于封建社会而言也是不适合的。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其时儒家文化的统治已经确立，但佛教并没有因此被排挤出去，而是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有所改变。由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变为“普渡众生”的大乘佛教，而与儒家思想最接近的禅宗，发展也最迅速。同时，儒家也吸收了佛教的某些精神，产生了陆王心学。正是由于这种发展与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历代取得的科学成果，才得以保存下来，代代相继，虽经战乱，仍颠扑不破。中国的科学文化，才是有承袭的科学文化。三、经世致用、完美协调的科学目的如果说古希腊文明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西方文化，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化，那么起源于先秦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化。因此，与西方科学相比，中国古代科学，更加注重“经世致用”，解决最急迫的实际问题。中国古代每一项科技成果，都是为当时的生产力量身定制的。用现代科技哲学的眼光看，这似乎是阻碍科学飞跃的直接原因，但如果考虑封建时期的生产力，这正是科学效率的体现，使得极小的科学投入，产生最大的成果。我国古代的科学教育，是实用性、技术性的教育，它的目的在于改造自然与为人类服务5。我国古代科学的发生，存在着明确的目的性，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往往是具有切身体验的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语出自《考工记》）。所以，就更加注重与人的结合，从直接体验出发，发挥人与物的双重因素，因地制宜利用科技成果。我国很早就开始使用畜力、风力、水力和煤炭，也是最早使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度，自贡地区一千多年前就开始使用天然气。能源的使用，最讲究因地制宜，即环境条件的重要性。而《庄子》中的轮扁运斤，庖丁解牛，讲的却是技进于道，即运用工具的人的重要性。成败利钝，非唯天定（环境因素），抑亦人作（人的因素），《庄子》中有载：“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就可以理解为利用机械的条件、目的与人的统一。正是由于将机械视为人与机械的完美结合，也由于科技成果创造者对成果的体验，中国古代的科学也非常讲究科学的美学。现代理论物理，将科学规律简单、对称称之为美，而大自然的美，恰恰在于复杂与多变。中医科学，其实正是实用科学与科学美学的统一。中医科学的风格就是不受逻辑性的约束，也没有统一性的限制。中医用药，讲究君臣佐使，对于同一病症，往往有不同的用药，通过不同手段的结合，消除彼此的不良属性，强化药力，最终达到人欲追求的完美境界。而西方医学，其手段就比较单一，在针对性的化学药品没有研制出来前，对待疾病，经常束手无策。所以说，西医科学是受科学发展水平局限的科学，而中医科学是自由不羁的科学。西方的近代科学，虽说有其古希腊的源头，但却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是物质刺激下商业化的科学，科学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道德体制的破坏，每一项科研成果，首先被用于军事领域。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直接的并且在更大程度上生产出完全改变人类生活的工具。”这大概是西方学者对科学进步的总的看法，这种看法着重科学对物质世界的改变，却忽视科学对人精神世界的作用。“经世致用”只是科学成果完美性的一个方面，其完美性的另一个方面，是相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道德而言的。几百年来，人类物质文明发展迅速，而精神领域却停滞不前，这种科学的发展是畸形的。浦里戈金曾说，牛顿的理论使自然科学与人文脱离，导致了西方现代的种种弊病。火药在中国发明时，被用作使人身心愉悦的烟花爆竹，传到西方，就成了屠杀人类的枪炮。这两种不同的命运，其实说明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不同，中国传统科学发展时，往往综合考虑科学对于社会，对于纯化心灵，对于人类自身发展的作用。《庄子》中的一位老人，因为担心产生“机心”而失去心灵纯洁，明知有省力的机械而不用。这虽然是偏颇的例子，但可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意识到科学对社会道德的作用，而中国古代科学，是同时作用于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科学，是真善美的哲学科学。四、科学进步、伦理道德的完美统一高新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引发了很多伦理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是与传统伦理观念的滞后有关,传统伦理思想应该开放,以指导高新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同时我们也应吸取其精华,以便制定伦理规范。科学是一套意识,尤其是医学科学,它与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医学活动不能忽视人性、情感、尊严这些因素,它需要人文精神的指引。如克隆人、基因歧视、基因控制等6。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兴起并不是由于好奇心、探求世界的本源,也不是个人的渴望解脱,而是源于道德政治,所提倡的是修身治国之道,讲求内圣外王之道。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社会政治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呈现出伦理哲学的倾向,而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哲学却不很发达。立足于古代文化思想源头的儒、墨、道三家,几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