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牙儿》的女性主义阐释

龙源期刊网《月牙儿》的女性主义阐释作者：李缙英来源：《文化研究》2015年第05期摘要：《月牙儿》中充满与女性命运相关的意象和象征，通过妓女、妻子、母亲三种女性角色、命运的摹写，揭示了女性在男性统治社会下被动、奴化、物品化的他者本质，揭穿了男性塑造的、以维护男性利益为目的的男权社会文化的虚伪真相，披露了社会不公才是女性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关键词：月牙儿；女性主义；男权；意象；他者在《月牙儿》中，充满与女性的感性直观、敏感细腻、含蓄暧昧的性别性格相类似的独语体语言、矛盾善变的性格、隐晦的能指与所指、压抑的潜意识等等，都使得小说在情感逻辑上到达了情绪情感的真实，并且在对男权社会文化下女性真实命运的揭示中，表达了对男权主义以及社会不公的批判，在对男权社会文化与女性主义的压迫与反抗关系中，表达了独特的思考。一、《月牙儿》意象的女性主义阐释在小说中全篇都是含蓄蕴藉的意象和象征，而这些因与几位女性命运相关，而具有深刻的女性主义内涵。（一）“月牙儿”等意象根据波伏瓦的观点，即认为女性要素既包括在善与恶、吉与凶、左与右、上帝与魔鬼这些概念里，也包括在阴与阳、日与月和昼与夜这些成双成对的概念中[1]，我们发现以“月牙儿”为代表的意象都是阴、月、夜等女性要素，这些意象大多与女性主义相关，都可用波伏瓦的理论进行阐释。“月牙儿”在小说中贯穿始终，是凄凉中的一丝光亮，也是绝望中的一点理想。它的第一次出现代表父权的缺失与女性悲剧的开始；“当当”代表物质的极度匮乏与女性的价值评价，而女性价值主要体现在性价值上；“花”代表短暂的女性美和女性的理想化状态；“钱”是男权社会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众多无形权力、力量的化身；“蒲梗”则象征男性的性器官，也引出男性的隐性攻击和暴力，是男性的本原；小磁人与“我”是女性命运的两种可能，要么作依附男人、深陷内在性的妻子，要么做自由而遭受到道德指责的妓女；“监狱”也指地狱般的人间，女性不公的地位和命运使所有女人身处地狱一般。《月牙儿》对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做了独到的刻画，女性不能通过自食其力和自我奋斗改变命运，她只拥有自己的身体本钱，这就导致了女性的他者地位和必然的悲剧命运。龙源期刊网（二）女性美与女性选择小说通过女性命运揭示了以男权社会中意识形态中的道德体系、价值观念、舆论导向以及社会婚姻制度的实质：男权社会建构的各种制度、观念等都是为男性服务的。与男性相比，女性是次要的是男权的附属品，处于被动地位。女性只有在父权、夫权的统治下才可以生存，以男性的存在而存在。女性无法独立生存，她们唯一属于自己的、可以利用的资本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女性美。但女性美是是男性文化的感性学评价而产生的，这种男性的带有支配欲或潜在占有欲的审视，必然使女性美向柔弱、惹人怜爱的方向演变[2]。这是为符合男权利益而形成，在父权文化的大背景下女性美本质上属于男性，父权文化关注女性美只意味着对这种美的渴望和占有。因此男人用双重标准要求女人：相貌要美、灵魂要空，受男性文化洗脑的女性成为崇拜男权的玩偶而不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人。[3]女性可以选择的道路是非常狭隘的，因为男权社会并未给女性以平等的机会。在《月牙儿》中“我”一开始试图自食其力或寻求社会、他人的帮助均以胜败告终。女性可以选择的生活机遇，不是通过自我奋斗获得而是依靠自己的姿色，并且必须以保持女性气质为前提。而单纯的女性美只可以选择两类职业：妻妾或者妓女。妻子与妓女看似天壤之别，但其实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我”就业无门又被负心汉欺骗，才开始接受了做妓女的生存方式。二、女性角色与本质男人做男人时是正当的，女性做女人时却不是正当的——男性是人类的绝对标准。实际上男人的特权地位，来自于生物学的攻击性角色与作为领导者或主人的社会职能的统一。与之相比，在生物学上女人对世界的把握不如男人广泛，并且受物种的奴役更深。但女人并不是生就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4]正是如此，女人除了作暂时的女儿和母亲就只能在妻子、妓女和选择有限的劳动者角色中选择。女性不可避免地要依附、隶属于男性，这导致了女性的悲剧命运。在《月牙儿》中“我”父亲死亡导致父权缺失，母亲改嫁与“我”断绝关系，被男青年欺骗失贞而失去结婚的一大资本，找工作被欺侮、压榨只能通过出卖肉体以自食其力；妈妈因为丈夫去世或被抛弃而不能作依附于人的妻子，因为体力劳动不能果腹只能做暗娼，年老色衰就依附女儿；“小磁人”依附于丈夫却遇到花心的男人……这些角色几乎代表了女性生存选择的所有形式，而处于男权社会文化中她们无法逃脱奴化、物化的地位，只能被动承受自己的命运。（一）妓女：男权文化禁止而又需要的存在妓女在社会文化中的卑贱地位是由道德伦理观念造成的，但妓女年轻貌美充满女性魅力又是男性的动物本能所趋之若鹜的。因此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妓女既是受到禁止、压制的，也是社会所必须的“阴沟”。龙源期刊网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做妓女和做妻妾都是男性对女性的物化与占有。因此《月牙儿》中的“我”看透女性的命运，明白这是女性最终的归宿，并且意识的自觉让她看清楚那些蒙昧的女性对爱情、婚姻和男性的理想化想象的幼稚、不切实际。妓女可以自食其力获得自由，有时甚至可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但妓女最大的不幸，不仅在于她的独立性实质上是她极度依附的欺骗性反映，还在于这种自由本身就是消极的。[5]做妓女也无法自主，难逃男性的控制。（二）妻子：人类延续的内在性存在“小磁人”渴望通过婚姻获得丈夫的爱情、倚仗和美满的生活，除了这个“职业结婚员”外，单纯的女学生和妈妈都希望通过结婚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女人对自主婚姻的向往，并非是向男性争取平等的身份和权力，而是想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个靠得住的男人，这是女性为自己寻找归宿，找人供养、不愁吃穿的依附心理[6]。婚姻表面看似是双赢的两性合作，但其实女人从未构成与男性平等地进行交换、订立契约的等级，女人作为奴隶、仆人被纳入父亲或兄弟支配的家庭群体中，成为男性群体交换的物品。结婚是她唯一的谋生手段和使她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方式。婚姻使男人拥有支配的欲望，是暴力、权力和坚定决心的化身。作为妻子的女人却要遭受沉重的祸根，因为她不能把握她生活的意义，所以婚姻生活的成功与失败对她至关重要。因此妇女因服从于贬低、否定她们倾向的社会文化，学会克制、顺从和沉默的消极道德，这也是“三从四德”这些伦理观念在她们身上起作用的原因。小磁人为了出嫁从夫，只能被动承受丈夫屡屡出轨的痛苦。潘绥铭和马罗的著名论断，也揭示出财产式婚姻中的妻子与妓女，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做妻子也并非想象中的完美女性角色。（三）母亲：异化的母性《月牙儿》里的妈妈既是我的命运先兆，也是女性传统命运的典型代表——结婚或者做妓女，做妻子和母亲从属于男性社会，而妓女更是成为男性的消费品。前两个角色已经分析了而妈妈这个“角色”也是值得研究的方面。在波伏瓦眼中母性并非“本能”，是自恋、利他、懒散的白日梦、真诚、欺诈、奉献和玩世不恭的奇特混合。当家庭还算幸福时，妈妈甘愿牺牲充满母性，而当她为生存需要与女儿断绝关系或牺牲女儿时，她也如此做了。在男性社会中，女人无法保障自己作为人的生存，自然会放弃母性这一“伪本能”。而失去“母性”的母亲只能是异化的母亲，是社会扭曲的结果。这也是男权对女性人格命运的戕害。三、女性命运与女性主义龙源期刊网在女人心目中强权即公理，因为在男人那里所看到的公理有赖于他们的权力。她们接受现存事物，听天由命是她们的显著特征之一，这种态度使女人产生了忍耐的品性。[7]当然她们也会反抗，却消极得多，女性行为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解释为抗议的形式。女人反对生存，肯定纯粹的生活；反对精神，肯定肉体；她倾向于对男性事业持否定的态度；不接受男性世界的逻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和自然法则。若是女人达到反抗的终点就只有一条出路：自杀。但大部分女人很可能满足于做戏，常常假装毁灭而不是真这么做。老舍的女性观念带有虚无主义的倾向，抗议亦是如此。她们的反抗行为大多是内在的或精神情绪上的，她们通过内心对话造出两个自我，而“我”正是在“我”与内心自我的谈话中达到自在与自为的综合，[8]在小说中“我”与以“月牙儿”为象征的自我的对话，尝试成为存在与意识的统一。“我”虽以锒铛入狱了此余生，但在监狱和跟地狱无异的世界没有区别，反而使“我”与“月牙儿”的对话亲密无间。在小说中理想化的性别关系和社会形式尚不可能，但“我”的这种尝试本身就是反抗绝望的希望行为，是消极的积极，也是精神领域的自由超越。通过这些“殊途同归”的女性遭遇和命运，女性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被动地位和附属身份，意识到男权社会的本质以及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的实质，努力争取自身的主体地位和存在。注释：[1][4][5][7][8][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作者序.第二性Ⅰ（全译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2，309，647，679，715-716[2][3][6]西惠玲著.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84，97，85作者简介：李缙英，女，山东省平度市，汉族，1989年8月，就读于青岛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