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国内外因素共同影响，复杂而又充满变动的时代。除旧与布新可以说是当时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下，文学界也迸发着激烈的火花。应该说，发生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是在19世纪末以来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晚清白话文运动等基础上，吸收借鉴外来进步思想而产生的【1】。但新文学运动摆脱了以前文学变革整体上囿于传统文学内部的结构调整变通的弊病，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提供了动力和契机。新文学发展初期，在新文学理论建设方面，可以说有两位最重要的人物。一是大力提倡“白话文学”和“历史的文学观”的胡适，一是提出“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文学观的周作人。两位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一位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一位着重于思考和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建设【2】。新文学运动是文学的觉醒，也是人的觉醒。在当时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周作人1918年发表《人的文学》一文，周作人在该文章中认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而且作家还要以积极的态度去改造社会，去展示“理想的生活”【3】。周作人强调，只有作家自己觉悟了，“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做人类”。在周作人看来，新文学的本质是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根本目标是助成人性健康发展。“人的文学”在当时新旧交替的复杂时代里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人的文学”把人的问题、人生问题作为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出发点，这是对传统文学创作为现实利益、为艺术等功利写作、机械写作的一次强力冲击。文学创作本应以人为中心，文学即人学，只有真生站在人的立场来发现人的问题，表现人的价值，更好的表现人生、人性，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作品。“人的文学”也因此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提出“人的文学”以后，1919年，周作人又提出“平民文学”这一文学理念。周作人把封建传统文学看成“贵族文学”，认为“平民文学”应该反其道而行，应该向以前的旧的“贵族文学”发出强烈挑战，写出属于自己园地里的文学【4】。当然，周作人提出的“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区别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生活，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与否，他更多的是强调文学的精神，他大力倡导文学精神的普遍性和真挚性。周作人认为，过去的文学更多的是远离普通民众，都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来面对大众，尤其缺乏一种文学作品应有的内容的真实性和情感的真挚性，这都是和真正的文学价值背道而驰的。所以，周作人强调文学要面向“平民”，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来描写更真挚的感情，创作出人民的大众的真文学。“平民文学”可以说是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具体化。以通俗的白话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的“平民文学”思想一直贯穿着周作人的创作且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仅周作人受这一思想影响在民间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以后徐嘉瑞、郑振铎等人在研究民间文艺时,都曾沿用过“平民文学”这一概念。“人的文学”在当时思想潮流大涌动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任何新文学观点的发展壮大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本身会存在不成熟，不稳定，不统一等问题，外加旧的文学观点有益根深蒂固的基底，总会对新理论形成强力的反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年代初周作人、郑振铎等人组成的文学研究会和徐志摩、闻一多等为主的创造社的激烈论争。前者强调“为人生而艺术”，后者强调“为艺术而艺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观点正是文学创作两大取向的有力反映。这两种文学观点的争论其实早已有之，理论上也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不同的创作思想的论争。艺术形式和创作内容是文学创作中一对固有的矛盾，任何只取其一，甚至走向极端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将艺术和内容在更加高的契合点结合，才能创造出更好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人的觉醒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周作人“人的文学”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符合文学的本质是通过特定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广阔真实的人身问题、社会问题。但正如前面提到的，任何极端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思想启蒙的使命，是比较讲求社会功利性的，这时应了时代的需求，但又有轻视创作个性发展的偏颇。所以周作人后来又提出“自己的园地”、“即兴言志”等文学观点，这在当时的文学运动中是一种较为清醒的制约。“自己的园地”也成为很多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作家的追求【5】。周作人也渐渐由新文学运动的带头人变为一个自由的思想者，且其影响越来越大。“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是从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的“为人生的文学”。它强调文学本质上是人性的。只有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充分发扬人的个性，关注普遍的，真实的生活，表现永恒的，有价值的主题，才是真正的文学。这两大主张，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的潮流想吻合，表现出相当强的时代性，而且对整个文学革命的进程也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要把两大文学观点和当时的社会、和文学创作本身紧密联系起来。看到它进步的一面，也要看到它由于过激的取舍而表现出来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