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规划方案之争

老北京规划方案之争《老北京规划方案之争》“梁陈方案”：【行政中心西移】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北京城的城墙、城楼、牌楼都完整存在的时候，建筑学家梁思成竭力主张：要完整保留北京古城。他遇到知音——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1950年，俩人联手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将自己的观点变成了具体的规划，也就是后来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苏联专家方案：【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梁陈提出方案前后，在两个突出问题上遇到了对立面。一是有关行政中心的确立。1949年，在聂荣臻主持的城市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一份《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华南圭方案”：【北京旧城不必全保】留法回国、我国工程学先驱的华南圭是反对者之一，他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对待遗产应区别精华与糟粕，如（故宫）三大殿和颐和园等是精华应该保存，而砖土堆成的城墙则不能与颐和园同日而语。”“朱赵方案”：【力挺苏联专家】使“梁陈方案”完全陷入了孤立境地的，是1950年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赵冬日提出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他们大力肯定了行政中心区域设在旧城的计划。毛主度定调【第一规划最终确定】曾引发城墙拆保争论方案之争还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当行政中心在旧城的原则确立后，代表了北京作为旧朝都城标志的明清城墙的存废问题也开始凸显。一时间，拆和保的各种理由纷纷四起。但是争论归争论，外城墙在上世纪50年代被彻底拆除，1965年修北京地铁，内城墙开始被连根挖除。■方案之争=反对“梁陈方案”理由是成本太高“梁陈方案”反驳旧城建新城劳民伤财【关于梁思成】北京解放前夕，解和谐放军代表找到梁思成先生，要他列一个名单，如果不能和平解放北京，需要保护的古典建筑有那些，梁思成先生回答说“全部”。建国后，他提出像欧洲的罗马、巴黎一样另建新城，把传统的旧城保护起来，保留明清时代的北京城，在北京旧城的西部就是现在的五棵松一带建一个新的北京城，新旧城之间用道路连接，象一个哑铃状。被否定。他又提出保留城墙，在城墙上建遗址公园，供人民娱乐、休息、游览，又被否定，还被称为“异想天开”。他极力主张保护古典建筑，也是最早提出保护古代建筑的理论，在著书中，他这样写道:每一个古老的建筑，每一段残垣断壁，都在向人们诉说着历史。当北京的城墙被拆掉时，他失声痛哭说：拆城墙就象扒我的皮，抽我的血。眼看着北京一座座门楼、庙宇被拆掉，他曾断言：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由于他强调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在现代的运用，在当时的建筑界产生影响，五十年代“大屋顶”建筑应运而生，为此他后来遭到批判。对古都情有独钟的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经有个浪漫的设想。他要把北京的39.75公里城墙变成一个环城立体公园：“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再安放些圆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的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1949年12月，北京市政府曾开会讨论规划问题，苏联市政建设专家巴兰尼克夫提交的规划方案，总体思路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梁思成则坚决反对。次年2月，他和留英回来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提交建议，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心脏，用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像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城市博物馆。但是这个方案并不被看好，人们认为，建一座新城比旧城改造花费太多，不值。与此同时，孔庆普得到上面的命令，准备“拆城门”、“开豁口”。按照当时的规定，首都古建的维护和拆除，每次制定的方案，都要由市政府委托建设局，通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组委会召开座谈会来探讨，通过了才能执行。时任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基本不同意任何拆改城墙城门的项目。“他一开会就强调说，中央机关就不应该在老城里。结果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孔庆普说。到了1953年，北京市建设局在动物园东面一幢小楼里搞了个“策划小组”，直接受市委领导，专门组织召开座谈会，探讨城建方案。梁思成被绕了过去。1957年，“反右”开始了。梁思成当时还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他还想为保卫北京城墙一搏。北京解放前夕，一位共产党人秘密找到梁思成，让他把北京的重要文物在地图上标出来。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北京旧城，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就得到了关怀，现在难道却保不住了？梁思成想不明白。1957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前后，关于城墙曾有过多次讨论。梁思成曾经说过：“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那一年，文化部曾“叫停”过拆除城墙的行动。全国人大代表俞平伯也说过，北京最大的建筑物是城墙，要不要拆应当从全国范围郑重考虑。但是很快，反对的声音就消失了。在孔庆普的记忆里，某一天，北京市某位领导发了话：“拆除城墙是中央的决定，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就开除他的党籍！”于是，建设局的一些老同志开始偷偷地管梁思成、陈占祥他们叫“西洋派”。紧接着，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不久，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因彭真保护而幸免。50年代初期，北京的城墙是保留还是毁灭的争论结果永久地改变了古都北京的历史风貌。一种观点断定，城墙是古代防御的工事，现今已完全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并正在日益阻碍和限制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另一种观点则是专家学者的声音。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和其学生罗哲文和留英建筑专家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该方案建议，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而长安街就象是一根扁担，挑起北京新旧二城，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旧城则是古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也认为，有一条被世界公认为“奇观之一”的万里长城。首都也有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城墙与城门，同样是工事宏伟的古建筑，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被日本人恭敬地称为古都恩人，因为他在二战时期曾成功地劝阻了美军对奈良和京都轰炸。这一次他为保护自己祖国的古都而呼吁：在世界上封建时代名都大邑中，北京城是唯一得以完整保留下来的。所以对它的保留具有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他建议，把宽阔的城墙顶部开辟为登高游览的地方，同时把墙外的护城河加以修砌，注以清流，对两岸进行绿化。这样就可以把北京旧城的周围形成一个具有极大特色的环城立体公园。他断言：如果拆掉北京城墙，五十年后一定要后悔！然而，决策者们没有听从学者们的忠告。就算1949年的围城期间一再与国民党守军谈判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不用战争毁灭一个历史悠久的完好古城，但古城墙完好地留下来了，古城墙却又紧接着被人为地拆毁了。五十年光阴似水流过，古城墙早已灰飞烟灭。西直门、东直门、宣武门、安定门、永定门一路拆过去，47座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如今仅有3座残存。当西安市于1983年开始将古城墙建为一座具有古都风光的大型环城公园时，有关建于明代的西安城墙，是迄今我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之垣。他们不仅要保护好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见地，不知是否使当年毁灭北京城墙的决策者们有所后悔。其实北京城内是没有环路的，其实根本没什么一环，环路的开始是始于二环（北京城墙的地基），剩下的都是外围，环路在现带社会汽车普及的时期是很合理的，不然全是路口红绿灯，政府做这些规划的人不是傻子，至少在首都的这种规划来说，北京的三环路的开通前与开通后的交通那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本人有亲身的体验，而且三环路本身与北京古城无关，至于四环、五环，你来北京开几天车就明白了……我觉得最大的错误就是定都北京，其实哪怕在石家庄定都，北京都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但是谁都知道北京的“风水”好，大学好，医院好，有皇家园林，有老字号美食……得天下，为人民服务也要找个好的地方来为人民服务吧？客观的说问题。北京在解放初期不缺水，为啥北京地铁1号线和2号线是浅挖式而不是苏式的战备式，那是因为当时修建时挖到3米深酒泉市地下水没法挖了，所以北京地铁就是浅挖式地铁。后来人口增加了，加上小冰河期的结束，北京的地下水开始不足了。如果一开始北京就缺水的话，不把首都放在北京了。北京的污染和是不是首都没必然联系。看看美国华盛顿和纽约、再看看东京和伦敦，人倒是也多，但是污染没那么夸张，因为这些大城市都不以工业为主体。究其原因是北京政府早年大包大揽很多工业项目，这些项目难免污染大，但是面对高额税收面前，自然不愿意迁移到河北去。1950年北京开始拆城墙（现仅剩前门城楼，箭楼；得胜门箭楼；东南角箭楼）。有书记载，五十年前，梁先生曾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去我的一层皮。他还说，拆掉城墙，你们会后悔的，五十年后，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2005年北京重建了1957年拆除的永定门城楼。现在北京前门，宣武门一带在加紧拆胡同，据说以后还会重建。新建的城楼，胡同，四合院还算文物吗？历史可以重建吗?想起了龚自珍的诗“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纪念梁思成先生，我以为现在能做的就是多拍些胡同，留下胡同的照片，使它不仅仅是传说，不仅仅是想像，不仅仅留在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