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养生【环境养生】

中医养生【环境养生】环境养生健康是长寿的先决条件，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他所生活的环境。环境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社会环境和每个人居住的小环境。在环境中，有许多因素每时每刻地作用于人的机体。这些因素，可概括为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的，不仅错综复杂，且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人体借助机体内在调节和控制机制，与各种环境因素保持着相对平衡，表现出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但是人们的这种适应能力是有限的，当有害的环境长期作用于人体，或者超过一定限度，就要危害健康，引起疾病，甚至造成死亡。环境因素自古以来就非常受到人们重视，如《黄帝内经》里就有明确的记载：“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歧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若是居住在空气清新。气候寒冷的高山地区的人多长寿，居住在空气污浊、气候炎热的低洼地区的人多短寿。可见，居住地方的水土、气候环境对人体的健康长寿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研究认为，海拔1500～2000米之间的山区，阴离子密集，确实是长寿的地理环境。根据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百岁以上老人有3700多人。这些长寿者大都生活在森林多的山庄和少数民族地区。众所周知，人的死亡主要是由疾病所引起，可是从现在来看，仅仅从治病的途径来延长人类的寿命，潜力是十分有限的。因为近百年来，人类的死亡原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从以往的各种传染性疾病为主要原因，改变为以衰老性疾病为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在现时代，死亡多是因为细胞和组织衰老为直接因素而引起的。就拿人们常见的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及心脏病来说，尽管其发病的直接原因各有不同，但都与细胞和组织的衰老和损伤密切相关。引起这些病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恶劣的环境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早在100多年前，英国医生就发现，在英国，生活在粘土、砖土和河谷冲积土分布区的居民，癌症死亡率很高，而生活在古老、坚硬的岩层区和排水良好的地区的居民，癌症发病率则很低。美国学者也发现，美国的癌症高发区集中在东北部、五大湖周围以及西部沿岸地区。在我国，癌症的分布在大的范围里，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就是在小的范围里，各种癌症也都有自己特有的地理分布。如肝癌的高发区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食道癌高发区主要在北方，其中河南、河北、山西三省交界处的食道癌高发区呈同心圆分布，发病率由中央区向周围逐渐降低。不但自然环境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社会环境同样和人们的身体状况紧密关联。如《黄帝内经》里就指出：“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始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诊治疾病要注意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相传，帝尧时代人们就凿井汲水而饮。春秋战国时期居民中还制订了清洁饮水公约，不遵守者以法律处理。我国考古挖掘的古城遗址遗物证实，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地下已有用陶土管修建的下水道，不仅注意到饮水卫生，而且还注意到保护环境卫生。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也写过《论空气，水和土壤》等卫生论著。十八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时，提出了许多与社会因素相联系的医学课题，促使医学家们去探讨社会因素与人群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关系。1766年，德国人约翰·彼得·费兰克建议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个人和公众的健康，最先提出“医学监督”的想法。1838年德国人捷·埃罗舒提出“社会卫生学”的概念。他指出：人类是凭借着社会才能赖以生存的一种社会动物。他还把卫生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个人卫生，它完全隶属于个人的主动性；一类是公共或社会卫生，它需要采取法律或行政措施。1848年法国人儒勒·盖林第一次把“社会”这个词同医学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社会医学”新概念。他把社会医学分成四个部分：社会生理学－－研究人群的身心状态与它的法律、组织、制度、风俗、习惯等的内在关系；社会病理学－－研究健康和疾病的社会问题；社会卫生学－－研究增进健康，预防疾病的措施；社会治疗学－－制订治疗措施和其他手段对付社会可能遇到的不良因素。1848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人诺尔曼指出：“医学科学的核心是社会科学”。本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暴露出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较为突出，社会医学在发达国家为医学界广泛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及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社会向医学提出了许许多多新课题：环境污染造成生态平衡破坏所带来的“公害病”；现代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所带来的意外伤残人的增多；人口老化以及社会现代化所引起的疾病谱的变化等等。总之，由于人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就必须重视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群健康和疾病的影响。除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外，生物因素亦不能忽视，包括所有与人共存的生物，直接或间接对人的影响。人体的健康还与生物致病有着密切的关系，致病原及寄生虫也影响着人的发育和衰老变化。可引起人疾病的生物致病原，包括细菌、病毒、支原体、螺旋体、原虫、立克次体、蠕虫等。有些疾病是通过动物或昆虫作为传播媒介致人疾病的，如鼠传播鼠疫、钩端螺旋体病、鼠咬症等，狗传播狂犬病，猪传播猪肉绦虫病，蚊子传播疟疫、乙型脑炎，虱传播流行性斑疹伤寒病等，苍蝇传播痢疾、霍乱、伤寒等病。生物因素引起的疾病，对人类的生存、生命和年龄增长都造成严重的威胁。在历史上，天花、鼠疫、霍乱、疟疾、流感等等为患，几乎造成一个地区人口的灭绝。如鼠疫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悲惨的大流行，14世纪最严重的一次大流行，在欧洲病死者达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总数的1／4。在近百年内，霍乱曾先后发生6次世界大流行，每次流行死亡人口均以数十万至百万计。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环境是一个极其复杂、辩证的自然综合体，一切生物都要适应环境而生存，人类不但要适应环境，而且还要利用、支配和改造环境。社会环境与人据对中国猿人的年龄考察，其死亡年龄在14岁以下的占69．2％，15～30岁的占11．7％，40～50岁的占14％，50岁以上仅占5．1％。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猿人大都未到成年就死亡了。有人对40多个北京猿人骨骸的年龄进行研究，推算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到了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人的生命亦是短暂的。即使到了新石器时代，如6000年前的半坡人，一般只有30～40岁。小孩死了用瓮棺埋葬，在发掘的250座墓葬中，小孩就有76座，可见小孩夭折的非常之多。原始人的寿命为什么这样短促呢？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抵御自然灾害和疾病的能力十分薄弱，非常容易丧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人的平均寿命开始急速上升。有人曾统计过：自1850年以来的100多年内，欧洲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激增了三十几岁。按1977年人口年鉴，欧洲人口的平均寿命已达72岁。但是，由于世界各个地区、国家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每个国家的平均寿命是不同的。据当时统计，日本男人平均寿命已达74岁，而安哥拉却只有38岁。人类的发展，是与社会的前进、经济的发达和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具体他说，有以下社会环境因素与人们的健康密切相关。社会政治与养生社会政治因素是多方面的，对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国家政权所制定和实施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对医学卫生保健事业的作用方面。因为医学及卫生保健向前发展或停滞不前，对人们健康和疾病有着直接的影响。如在中国的唐、宋时期，由于统治者比较重视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我国医疗卫生机构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分科之精细，医学水平之高，是当时世界所少有的。不仅对当时人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医药学专家，撰写了许多医学专著，对后来几个朝代医学学派的形成和亚洲地区（主要是朝鲜和日本）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封建统治者，他们与教会勾结，极力鼓吹宗教神学，宣传封建迷信，扼杀一切科学（包括医学），把人们的思想禁铜在神学的框框内，医疗卫生事业完全把持在僧侣手中，成了寺院的附属物，严重阻碍了医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造成霍乱、鼠疫、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在欧洲许多国家多次大流行，死亡总数达2500万人。除以上方针、政策对人群健康和疾病有重大影响外，还有一些政治因素，如一个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国家是否实行民主政治以及是否陷入连年战争等，都可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群健康造成影响。反过来说，人群的健康和疾病对政治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状况的好坏、体质的强弱，对于这个国家的强弱和民族的兴衰至关重要。大量的实践也已经表明，国民身体健康是生产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社会秩序安定、国家政权巩固的重要保证之一。社会经济与养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人群健康的增强又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经济之所以能对人群的健康产生极大的影响，关键是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人群的健康成长和延续后代提供了物质条件。如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高，科学技术先进，劳动条件优越，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丰富，营养状况良好，因此，这些国家的人群健康状况比经济不发达国家要好得多，平均期望寿命要长得多。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还决定了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进而对人群的健康产生重大的影响。一般说来，文化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多，文化水平相对也高，卫生习惯好、生活方式合理，预防疾病的能力相应增强，因此患病率低、健康状况较好；反之，则患病率高，健康状况较差。如挪威曾调查18000名冠心病患者，文化水平低的患病率较文化水平高的患病率要高一倍。可见，提高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特别是卫生教育水平，是防治各种疾病、增进人群健康的重要条件。此外，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对提高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水平，进而对人群健康状况，起着重大的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领域，为医学科学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如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治理环境污染，处理“三废”、消除噪音，产生了环境医学、劳动卫生学；随着影响人体健康的社会心理因素的日趋复杂，促进了预防医学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医学、心身医学；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出现了航海医学。潜水医学；随着空间技术、航天技术、宇宙飞船的发展，出现了航空医学、宇宙医学。由于新技术如电子显微镜、超速离心机等在医学中的运用，创立了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理学、分子病理学、分子免疫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这些新兴学科的不断出现，对人群健康状况的改善和提高，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医学提供了更多的新技术和新仪器设备，如电子计算机。ⅹ射线衍射技术。超速离子分离技术、激光、光导纤维、核磁共振断层摄影、生化自动分析仪等应用于医学，大大提高了诊断疾病的水平。工程技术和材料科学在医学中的应用，使人工器官在治疗疾病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第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可建立更多的医院，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扩展医学研究与医疗卫生事业，促进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许多发达国家用于卫生保健的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按人口平均的医疗保健开支，发达国家平均每人208美元，而许多不发达国家医疗保险投资则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按人口平均每人才7美元。一般说来，社会经济愈发达的国家，卫生投资愈多，人群健康状况就愈好。除以上所说的社会生产力对人们的健康有重要作用外，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对医疗卫生事业和人体健康状况也产生重大的影响。如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人群健康状况并非都好，而生产力水平低的国家，人群健康状况并非都不好。如美国是当前世界上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国家，虽然他们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很高的卫生经费，人均每年用于医疗保健的经费达1000美元，然而，由于社会风习腐败，吸毒、吸烟、酗酒、性行为不良等引起的疾病广泛蔓延；由于失业、破产、家庭瓦解等不幸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