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

1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摘要：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三种取向或范式,认为中国的社会分层在关系型研究方面还比较薄弱,主张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并根据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理论对稀缺性的生产要素占有关系的命题作了简要说明;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四大阶级:管理者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和劳动阶级,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管理者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但是承认阶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阶级对抗甚至暴力革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下,阶级冲突将走向阶级合作。关键词：阶层阶级生产资料生产要素阶级合作作者简介：仇立平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任何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都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它必然会使不同社会成员的资源获得机会及其结果方面产生较大的分殊,从而重新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20世纪802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国力得到极大的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的缺失和市场的无序,社会资源的分配产生较大的差异。基于社会资源分配和再分配而产生的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现象,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的核心问题。本文将在对20多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根据已有的社会分层研究资料,尝试运用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分析当下的中国社会阶级或阶层。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为什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分析当下的中国社会阶级或阶层,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能否观照当下的中国社会阶级或阶层?第二,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在社会阶级分析的意义及其诠释。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方法是否必然会导致阶级对抗?一、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的三种取向或范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经过前期的引进、模仿阶段,从90年代以后进入了相对规范的研究阶段。从知识积累看,逐渐由描述层面向解释层面深化,并开始涉及社会分层研究的方法论、西方分层理论及其对相关研究的反思,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3回顾2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在研究社会分层时主要存在三种取向或范式:即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利益群体。现代社会分层研究应该是从马克思及其以后的学者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研究开始的。在市场制度下,社会分层的特点在于,资源的分配与社会结构中个人的地位主要是由市场机能决定的。“在市场经济里,政治与经济的活动以交换为原则,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最初的具备的经济资源对其社会地位有持久的影响”,因为私有产权按其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已经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机遇(周雪光等,2002:384)。因此,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分析方法还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都是建立在对日渐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所作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以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或者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实际上都隐含了一个基本前提:即社会资源是按照市场原则分配的。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阶级分层研究,还是阶层分层研究实际上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20多年来,我国大多数社会分层研究是以市场经济的假定为取向的。这类研究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以职业为社会分层标准,或者以韦伯的权力、财富、声望等,从多元的角度(这种多元有时还把职业、群体、收入混合在一起)研究中国的社4会分层。例如李强(1993)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著作中,在具体分析中国的农民、工人、管理干部时是以职业作为主要的依据;并且以群体作为社会分层的另外一个标准,进行有关知识分子群体、个体工商户群体、私营企业主群体和贫困群体的阶层分析。相类似的还有李培林(1995)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基本上或者以职业、或者以群体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但是在这过程中不少学者开始尝试以职业为主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陆学艺(1989)主要以职业为标准将中国农民分为八个阶层;笔者和庞树奇(1989)以职业为标准分析农村的五大社会阶层和城市六大社会阶层;戴建中(1994:158-168)在其研究中明确提出“以职业结构及流动为研究内涵”,将所有的职业分为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农民,并分析了各类职业所拥有的收入、教育水平以及权力;陈婴婴(1994:74)在其研究中根据工作内容、就业形态、所有制三个要素将全部从业者分为十个大类;作为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职业声望评价更是将职业作为分析概念(李春玲,2005)。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的社会分层研究开始归于西方社会分层研究的主流,明确提出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许欣欣(2000)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流动》中,以“蓝领、白领、农民”为职业分类,分析代际之间的流动。但是,在理论阐述上,强调职业作为社会分5层标准、且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当属陆学艺主编(2002)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郑杭生主编(2004)的《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研究者明确指出,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是社会分层的唯一标准,阶级阶层问题研究的目标和思路需要调整,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分化;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体力和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管理者和非管理者之间社会经济差异的扩大;以职业分化及其所包含的三种资源(组织、经济、文化)占有状况可以将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2002:5、7、8)。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中,研究者提出了我国社会阶层划分的根本性原则,其中“职业标准是阶层结构划分的主要标准”,人们的职业属性的变化影响着阶层属性的变动,职业位置本身具有资源分配与占有的关系特性;虽然不同单位、不同地区的资源分配有其相似性或差异性,“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阶级阶层结构,它首先是对社会成员个体的规定”,因此职业本身已经反映了资源分配和占有的关系;并将我国城市社会阶层分为七大界限相对清晰的职业阶层(2004:28-30)。笔者也曾在《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2001)一文中对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做过专门的论述,指出职业的6内涵不仅仅是职业声望的评价,而且是社会地位的评价指标,它包含了权力、财富和声望;处于社会地位等级体系中的职业地位,是由职业权力、职业所能带来的财富、以及职业所具有的社会声望所构成的;并根据职业地位把上海的社会阶层分为五大职业阶层。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第二个取向是国家社会主义。由于中国的社会改革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其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无处不在,社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市场的力量逐步发育并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仍然具有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期,“要得到地位和特权取决于个人的贡献和政治上的纯洁,但仍有许多硬性的规定使‘新阶级’在赛跑时提前出发,而使‘旧阶级’不得不遭到一个又一个阻碍”(怀默霆,2002:33)。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硬性规定”也没有完全丧失。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社会阶层是建筑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体制之上的。资源的分配与社会结构里的个人地位大多由政治权力,而非市场机能所决定。在这样的体制下,社会分层表现为两大特点:引起“直接再生产者”与“再分配者”之间的冲突;组织等级划分取决于其所有权的类型;社会团体(阶层)的定位是以国家政策而不是以市场交易为7根据的。因此,在中国,机遇的分布随着国家政策的变更而变化(周雪光等,2002:380-385);集权国家及社会分层的政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家政策与社会地位变动不居的密切关系(同上:423)。边燕杰等学者(2002:455)也有相同的认识,认为“正在形成的市场体系却被各种政策的混合扭曲了,少数企业——拥有制度化权力,社会网络,适应迅速变化之环境的经济资源——利润增加并把它们作为非基本工资收入(浮动工资、奖金、住房等)进行分配”。对此,国内的学者也用不同的话语表达相似的意思,认为“在目前混合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中的分配权力和市场能力因素同时影响着整个社会中资源分配的平等关系”(郑杭生主编,2004:29);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中,“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源,因为执政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陆学艺主编,2002:9-10);“政府运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可以组织、调动和控制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政府“仍然是我国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者,并形成其相关的系统运作机制”(仇立平,2001)。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第三个取向是社会利益群体。李强(2004:33)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阶级阶层在涵义上应该“是指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已8经相对稳定的集团”,采用利益群体范式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利益关系。分析李强所著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我们可以发现李强是把职业和群体等要素混合在一起考察中国的社会分层,因此李强的基本观点在于中国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社会阶层,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分化还处于过程之中,尚未最后成型。以李强为代表的社会利益群体论的主要观点如下:(1)20余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变;社会不平等是一种深藏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与社会资源的垄断和集中化相联系,社会可以分为“社会中心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2)财产制度、所有权制度也是一种“排斥他人”的手段,它规定了财产所有者对于财产占有,而排斥他人对此染指,社会分层制度的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联系;政治分层差距的弥合,对于经济分层差距的拉大起到了一种补偿或平衡的作用(李强,2004:16、17、25、26)。(3)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为无数的片断甚至是原子,也可称为社会碎片化……社会碎片化是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走向自主性社会的过渡,它避免了总体性社会的两个重大缺陷,即总体联动性和窒息活力。(4)碎片化了的社会组织避免了总体性危机的出现,由于国民9行为失去了总体联动性,从而降低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的可能。(5)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于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6)除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之外,还应注意到的是知识分子自主性增强和具有社区取向的地方官员群体的独立性的增长;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可以分为特殊受益阶层、普通受益阶层、相对利益受损阶层和绝对利益受损阶层(孙立平、李强、沈原,2004:49、54、59、61)。以上笔者简单地归纳了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的三种取向,应该说不同的学者对于我国社会阶层的发展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的不同解读,见智见仁,很难判断。但是根据当下中国社会阶级层的现状来看,有两点是值得学者们重视的。首先,当下中国的社会分化是在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过程中,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都在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分化;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市场的力量将有可能逐步排斥国家的力量,但是无论怎样,国家的力量是不可能完全“出场”的。因为,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是,国家或政府的力量在社会分化过程乃至必然会到来的(实际上已经到来)的社会整合过程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非常令人关注的,它也许决定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未来走向。其次,中国的社会分化确实如李强等学者坚持的那样,还没有达到成熟市场经济下的社会阶层的稳定,人们10原有的经济资源能够对他的社会地位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中国的社会阶层发育随着1949年的革命而被中断了,它是在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总体性社会)的基础上因为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而导致的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从而引发了涉及社会每个成员利益的社会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完成,尤其是国有资产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注1）还没有完成,我们就不能说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达到相对稳定的阶段。因此,无论从市场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