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的历史_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王德威)

「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從晚清文人呼籲文學改良以來，有關中國文學「如何現代」的辯論已經超過百年。回顧一個世紀的文學論述，我們不難發現「革命」和「啟蒙」形成兩大基調。這樣的論述當然反映現代中國文學與歷史的密切關聯，但久而久之，也成為一種慣性話語。有關主義與國家的辯證，早已成為老生常談；即使時至今日，種種名目的反帝、反殖民論述，新左、新自由主義，依然不脫此一脈絡。本文提議在革命、啟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國文學現代性——尤其是現代主體建構——的又一面向。這是容易引起疑義的命題。因為一般論述對「抒情」有成見，或視為無關宏旨的遐想，或歸諸主觀情緒的耽溺；左翼傳統裏，「抒情」更帶出唯心走資等聯想。論者對「抒情」的輕視固然顯示對國族、政教大敘述不敢須臾稍離，也同時暴露一己的無知：他們多半仍不脫簡化了的西方浪漫主義說法，外加晚明「情教」論以來的泛泛之辭。但誠如學者阿拉克(JonathanArac)所指出，西方定義下的「抒情」(lyricism)與極端個人主義掛鈎，其實是晚近的、浪漫主義的表徵一端而已。而將問題放回中國文學傳統的語境，我們更可理解「抒情」一義來源既廣，而且和史傳的關係相衍相生，也因此成就了中國現代主體的多重面貌。987JonathanArac,“Afterword:LyricPoetryandtheBoundsofNewCriticism,”inLyricPoetry:BeyondNewCriticism,ed.ChavivaHošekandPatriciaParker(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985),p.5.-7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三期008年9月頁77～7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查爾斯．泰勒(CharlesTaylor)曾經指出，西方現代主體的生成來自啟蒙運動後，對「人」之為人(humanagent)的持續思考。這一現代主體呈現三項特色：「個人」被賦予一個具有深度的「自我」；日常生活的肯定；「自然」所體現的內在道德資源。泰勒認為這三項特點都和浪漫主義息息相關。是浪漫主義運動賦予了個人感性表達的能量，憑此能量，主體才得以建立其倫理位置，並進一步形成一個有情的自我。「浪漫文人給予感情(sentiment)一個中心、正面的位置……通過我們的感情我們才深入道德的精髓，或就是宇宙的真理。」5泰勒將感情視為發動現代主體意識的說法其實不乏對話聲音。蓋依(PeterGay)就曾指出理性主體和感性主體之間的緊張，促成了啟蒙論述的多元面向。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odorAdorno)則叩問，啟蒙原以征服自00005005005000000Zong-qiCai,ConfigurationsofComparativePoetics:ThreePerspectivesonWesternandChineseLiteraryCriticism(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00)(JaroslavPrůšek)JaroslavPrůšek,TheLyricalandtheEpic:Studies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ed.LeoOu-fanLee(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980)00JamesJ.Y.Liu,ChineseTheoriesofLiteratur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975)CharlesTaylor,SourcesoftheSelf:TheMakingoftheModernIdentity(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989),pp.ix-x.5Ibid.,p.7.PeterGay,TheEnlightenment:AnInterpretation(NewYork:Norton,977),Vol.,p..(Diderot)(Rousseau)(Hume)Vol.,pp.87-89.-78-然、發揚理性、解放主體為目的，何以現代所見，反而是啟蒙倒退為神話，主體失去感性能力，竟以自噬其身為代價7？貝爾(DanielBell)強調工業革命以來現代主體發展出相互矛盾的方向，即質樸的個人主義(ruggedindividualism)和放縱的自我(unrestrainedself)間造成的緊張8。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觀察現代社會變遷，則以「情感結構」(structureoffeeling)取代「意識形態」的概念。對威廉斯而言，「情感結構」代表一個歷史情境裏，主體經由公、私生活的律動，對現實賦予意義，並將此意義體現於感官與感性形式的過程9。這些論說都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現代主體「情」歸何處的意義。需要強調的是，既以西方啟蒙運動、浪漫主義為基準，這些論說每每在個人、主體、自我等意義上做文章。相形之下，只要對中國文學、思想傳統稍有涉獵，我們即可知晚清、五四語境下的「抒情」含義遠過於此。「抒情」不僅標示一種文類風格而已，更指向一組政教論述、知識方法、感官符號、生存情境的編碼形式，因此對西方啟蒙、浪漫主義以降的情感論述可以提供極大的對話餘地。別的不說，現代西方定義下的主體和個人，恰恰是傳統「抒情」話語所致力化解，而非建構的主題之一。是在這些面向上，五四前後的王國維、朱光潛、宗白華等所展開的思考，才讓中國文學的現代性陡然豐富起來。而世紀中期陳世驤、沈從文、高友工諸人對中國抒情傳統的致敬，更有了力挽狂瀾的意義。本文即以二十世紀中期為切入點，試圖為中國抒情傳統與現代性的對話作進一步的描述。一般皆謂二十世紀中期是個「史詩」的時代，國家分裂、群眾掛帥，革命聖戰的呼聲甚囂塵上。但我認為恰恰是在這樣的時代裏，少數有心人反其道而行，召喚「抒情傳統」，才顯得意義非凡。這一召喚的本身已經饒富政治意義。更重要的，它顯現了「抒情」作為一種文類，一種「情感結構」，一種史觀的嚮往，充滿了辯證的潛力。7MaxHorkheimerandTheodorW.Adorno,DialecticofEnlightenment:PhilosophicalFragments,ed.GunzelinSchmidNoerr,trans.EdmundJephcott(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00),p..8DanielBell,TheCulturalContradicitonsofCapitalism(NewYork:BasicBooks,978),pp.xxiii-xxiv.9Raymond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977),p..HaiyanLee,RevolutionoftheHeart:AGenealogyofLoveinChina,1900-1950(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007),Introduction-79-我的討論將以沈從文(90-988)、陳世驤(9-97)以及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Průšek,90-980)為坐標。這三人立場、國籍不同，發言的位置有異，但他們不約而同，都企圖在現代語境裏重新認識抒情傳統。他們的洞見讓我們理解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不能由革命、啟蒙的話語一以蔽之；而他們的不見顯示抒情「傳統」與現代性交會下，有待繼續思辨釐清的盲點。本文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描述陳世驤、沈從文、普實克論「抒情傳統」的語境；第二部分從比較文學的脈絡討論普實克、陳世驤的貢獻，以及二者與世紀中期西方其他抒情學說的關係；第三部分檢討晚清、五四以來，傳統定義的「抒情」與西方浪漫主義影響下的抒情論述間的種種對話；第四部分回到陳、沈、普三人的論述，並思考「抒情傳統」所可以為中國現代文學開發出的新課題。我以為陳、沈、普的論述為我們示範了三項課題：「興與怨」、「情與物」、「詩與史」。正因為這三項課題源遠流長，寓意豐富，才能在不同歷史情境中綻放新意。傳統還是現代與否，端看有心人的運用之妙。須要事先說明的是，談「抒情傳統」的現代意義玆事體大，因此本文的目的僅在於問題的提出，而不在於細膩的考證分疏。第二、三部分對世紀中期西方抒情語境的描述，以及對現代中國抒情論述譜系的追溯，也顯得簡略龐雜。但作為我們重新探尋中國「抒情傳統」在現代文學裏的何去何從，或仍能提供一些脈絡，以為參照。一、「有情」的歷史一九六一年夏天，沈從文寫下〈抽象的抒情〉。文章開宗明義，指出生命的發展「變化是常態，矛盾是常態，毀滅是常態」。生命的嬗變劫毀誠屬必然，0沈從文企圖從文學和藝術的形式留住生命的吉光片羽，但他明白文藝創作不論如00057-80-何美好，一樣可能在時間的流轉中被摧毀、被遺忘。「只偶然有極小一部分，因種種偶然條件而保存下來，發生作用。」沈更進一步點出文藝的創造不能單憑理論，而有賴「情緒」的釋放：「不過情緒這兩個字含意應當是古典的，和目下習慣使用含意略有不同。一個真正唯物主義者，會懂得這一點。」〈抽象的抒情〉一文並未寫完，沈從文在世期間也從未發表。其中部分論點其實在沈四十年代的文字中已經可以得見，五十年代的家書中仍繼續有所抒發。但擺在六十年代初期中國的政治、社會語境裏，沈從文的一肚子不合時宜，尤其讓人怵目驚心。然而惟其有了〈抽象的抒情〉這樣「抽屜裏的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的抒情論述才得以在社會主義呼嘯的時代裏留下重要線索。沈從文所謂的抽象、情緒和唯物主義的關係，時至今日，依然值得辯證。就在沈從文默默思考「抽象的抒情」的同時，海外的中國學界已經興起一股抒情論述的風潮。五十年代新儒學大家唐君毅(909-978)南渡香港，以「詩人的情調」著書立說；用文學史家司馬長風的話來說，唐君毅論述的詩意特徵來自「故國山川的悲情」5。在臺灣，徐復觀(90-98)則致力寫出《中國藝術精神》(95)，從音樂、書法、繪畫、詩論縱論中國傳統美學的關鍵。由孔子的音樂精神發皇到莊子的藝術主體呈現；由六朝「氣韻生動」觀念的展開到元、明南北宗畫風的對話，都有獨到的見解。與唐、徐相對，胡蘭成(90-98)避居5055-5859-79-50790-99988-88屉(99-97)005=5599087畧7-890058-0005-8-日本，以十年之力完成《山河歲月》(95)、《今生今世》(959)。今人對胡蘭成的評價見仁見智，但胡博採儒家禮樂之說，雜糅《詩經》、禪、道、《易》的興發通感觀念，以之注史，以之懺情，形成嫵媚多姿的胡式風格，畢竟自成一家7。英語世界裏對抒情問題的探討，首推陳世驤教授的系列文字，如〈中國的抒情傳統〉、〈中國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原興：兼論中國文學特質〉等8。陳指出西方文學源於荷馬史詩和希臘悲喜劇，相對於此，「中國文學的榮耀並不在史詩；它的光榮在別處，在抒情的傳統裏……以字的音樂作組織和內心自白作意旨是抒情詩的兩大要素。」9陳認為《詩經》和《楚辭》結合了這兩大要素，時以形式、時以内容展現抒情的「道統」：0的確，西方的「抒情」一義雖然可以上溯到古希臘以七絃琴(lyre)吟唱的小詩，但無論體例或影響都不如史詩和戲劇。陳世驤認為抒情詩曾經「風靡六朝，綿延過唐朝以及以後的世代」；即使宋元戲曲、小說興起，抒情詩的強大感染力量仍然滲透這些文類的字裏行間。究其極，陳世驤甚至認為「所有的文學傳統『統統』是抒情詩的傳統。」陳世驤的抒情道統論由同在美國的高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