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的三次左倾错误

土地革命战争的三次左倾错误虞哲伟林彦铭在讨论这个话题前，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左倾”错误？“左倾错误”的全称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它是指党内的一种错误思想，表现为急躁、冒进，不顾客观事实；或者照搬马列原著，咬文嚼字，不能灵活运用。相对来说还有“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对敌人软弱、妥协、害怕、投降，政策和路线上保守，走在群众的后面。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月—遵义会议前）瞿秋白（1899.1-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把上大建设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栋梁之才。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瞿看作知己，曾写过“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拼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许多要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并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它的主要之点是：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暂时处于低潮的形势，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不仅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与此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起来。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１９３０年６月至９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１９３０年６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企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王明教条主义:从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９３５年１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领导地位长达４年。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给党带来的危害也最大，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由于得到米夫支持，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他们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国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一切斗争，整个地反对；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的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上述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１９３５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比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气焰更盛，更多理论的装饰，所以造成的危害也更大。左倾错误的影响：使中国在革命道路上走得更加曲折。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使自己的地下力量暴露,革命更加危险。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王明的左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得到的教训是：①无论军事斗争还是政治斗争，都要根据国情，制订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②领导者，特别是高层领导者，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发扬民主作风，不能主观决定一切。③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革命道路不能照搬照抄，走自己的路。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左倾错误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形势等的分析，都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论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