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哲学导论》

《哲学导论》——王德峰这个学期的哲学导论的课从现在开始。今天我走进530教室，看到那么多的同学，大多都新生，也就是刚刚从中学来的，非常努力、也非常幸运地进入复旦大学的文科的学生，现在我首先要向大家表示祝贺。祝贺的理由有三点：第一点、诸位好不容易，多少年的寒窗之苦，在这个应试教育的体制之下，没有时间思考问题，必须把说有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把自己作为机器的角色当中来应付考试，所以各位经历了考验，任何一个不合格的、也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摧残不了真正有才干的人；第二个祝贺，是各位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进入了复旦大学，各位到复旦大学来求学这件事情本身为什么值得祝贺？理由非常简单——她是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是这个民族的精神中心。中国精神中心有几个？看法不一样，北方的精神中心我认为是北京大学，南方的精神中心我认为是复旦大学，所以各位来到了南方的精神中心，这是第二件值得祝贺的事情。大学的英文是university，真正的university不是高等的职业培训所，不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场所为未来的职业作智力上的运转，拿了一张文凭而后去谋生，如果这样的话它不是真正的university，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它只是高等职业培训所。我希望并且相信复旦大学能够保持其为大学、保持其为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心；第三件值得祝贺的事情是各位不仅来到了复旦，而且又机会研习哲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是一个真正的大学，也就是那个精神中心的中心，这一个基本的道理被我们这个时代所遗忘。我想起八十年代市场经济汹涌而来的时候，有人正式提出：既然复旦大学哲学系招生那么困难、生源那么少，这个哲学系还有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于是当时的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简单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没有哲学系，复旦大学就不称其为复旦大学。”这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说的话，她说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我这个学期要讲的《哲学导论》这门课程，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心话题，那就是“我们与哲学的关系”。“IntroductiontoPhilosophy”，是引导大家入哲学之门。我总是在担心自己是否称职，或者总是在怀疑应不应该或有没有必要引大家入哲学之门。我上午的时候在准备今天下午的课，心情非常的不平静。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在下午将面对的（是）年轻的学子，我和你们的辈分是什么？我是你们的父辈。父辈是有生活阅历的人，是有种种人生体验的人，并且对这个时代有比较全面的领会和感受。诸位还是初涉人世，那么欢乐的心理，那么年轻的心理，我却要给大家介绍一门在这个时代最沉重的、最孤独的学问，是不是多少有些于心不忍的感觉？大家还有权力做着生活的梦、做着关于未来的梦，但是我似乎要惊醒大家的梦。所以我感觉到这门课的存在理由需要一些辩护词。我一直在准备这种辩护词，直到今天我还没准备好。哲学在今天这个时代需要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辩护，为它的重要性作论证，这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感到惊讶的地方。我们这个时代已经给出了一个普遍的价值尺度，在这个价值尺度上我们区分了各种事物的等级序列，在这个尺度当中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哲学的位置。我们一切被社会所公认的行动的价值、它的目标的意义都应当能够还原为一种效率、一种资本增值的效果，这一点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感受。你在中学里面什么叫学习得好？有一个量化的尺度，那就是分数。你要获得分数的唯一一个方法就是把知识仅仅当做知识来接受，知识接受得要有一定的效率，不能太慢，太慢了就不行，（所以）效率也是它的基本原理。但是哲学要慢，因为哲学是停下来散步的时候思考问题，它没有效率作为它的目标，一旦效率成为它的目标，哲学就消失了。于是我们就有了各种应用科学和技术，这些应用科学和技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资本的增值以及增值的速度，于是我们有了“知识经济”这个概念，于是知识在今天这个时代被以一种资本的态度来看待，我们遗忘了知识的思想起源和它的精神价值，知识是一种在市场上通行的兑换价值。这一些都让我感到迟疑，就是占用各位一个学期的一部分时间来跟大家讨论一门最不合时宜的学问，并且会多少给大家带来一点沉重，我就感到犹豫。但是我今天要讲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它的基础修养是哲学。就像大家都知道的、众所周知的，在英语当中，博士的全称是什么？“DoctorofPhilosophy”，简写成“PHD”。“PH”就是“Philosophy”的首字母。为什么博士这个学位一定要带上“哲学”呢？博士就是指有学问的人，它和“Master”不一样。在某个专门的领域里有足够的、熟练的技能，他叫“Master”，但是在一个专门的领域里面他不仅有技能，而且又学问，那叫“Doctor”。这是这个词创立的本意。各位来经历一次四年时间的高等教育，是诸位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高等教育这种经历完全可能退化为一种职业准备。所以我认为各位来复旦读哲学是应当祝贺的事情。高等教育如果在产业化的浪潮当中最后退变为一种高等的职业技能培训的话，那么这不仅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悲哀，而且还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其实未经历高等教育也能成为人才，从事某种职业久了有了经验，加上社会生活的历练，可以成为一个人才，要成为一个人才不是非读大学不可。但是，高等教育形成的是有思想的人才，只有有思想的人才才能担负起民族的责任，才能是未来的国家的或者社会的栋梁。这就是复旦大学之为复旦大学的核心任务。我们将不仅仅是能够谋取自己生计的人，在复旦毕业之后，我们还将是能够担负起民族责任的人。我用了这么大一个词——“民族责任”。今天这个时代拒绝大字眼，拒绝“伟大”、“崇高”、“民族”、“人类”、“理性”，这些都是太大的字眼，今天这个时代拒绝他们，但是（就算）这些字眼被拒绝了，事情本身还存在。民族不是一个抽象的字眼，她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个人之属于民族并是不说宣扬一种抽象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说我们的生命幸福感、我们承诺生命的意义的基础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它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我们现在似乎不能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似乎随时准备做世界公民，甚至在高中未曾毕业的时候就到国外去求学、读高中，在中国大学不读跑到国外去读、如果父母有钱的话。我们似乎已经是世界公民了，但是这是假象。等一会儿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思想的主题上来。什么叫“有学问的人”？不是说获得了专门知识的人。知识单纯的积累不能成就一个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人就是学习过思想的人。诸位在复旦四年，也许各自有不同的专业，在座的真正是哲学专业的并不是很多、比例不是很高。诸位在各自的专业学习当中这四年学什么？讲到底学哲学。尽管你也许学物理，也许学经济学，但是你其实在学哲学，如果你是在一个合格的大学里，那你其实是在学哲学。为什么这就叫学哲学呢？因为在大学阶段的学习和高中阶段的学习的一个根本差别在哪里？那就是学习学习。真正要学的东西乃是学习，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真正的教师教学生什么？学学习。真正的教师对自己所干的那个活计比他的学生还更没有把握。教人学会学习，而这就是哲学的工作。哲学并不是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你假如学计算机，你经过高等教育的学习计算机和你在一个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里学的计算机学科学习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应当在这门计算机学科领域当中知道这门学科成立的基础、它的前提，以及它的界限，以及推动它进步的那些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这一切不是在哲学课上告诉你的，而是你学了哲学之后你就能理解你那门专业了。于是，守护思想乃是人类文明最根本的任务。我们在科技的繁荣和物质财富增多的进步的表象之后我们看到了一种深刻的危险，那就是整个文明的基础的丧失。我们也可能终于成为了一种非常非常聪明的、能够用电脑来支配这个自然界的高级动物。于是，守护思想向来是文明的真正的任务。那么回顾历史，从西方世界看欧洲中世纪，守护思想的是教会，于是教会是欧洲中世纪社会的精神中心。资产阶级运动起来之后、近代化运动起来之后，一个世俗化运动普遍展开，教会被铲除了，精神中学转移为大学，大学是近代的产物，它接过了教会的那个任务。讲中国呢？中国的古代社会它守护思想是靠文人，那些自发的团体，比如说各种书院。中国被西方文明敲开古老帝国的大门之后，中国自己的近代化运动也展开了，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学习西方建立了大学。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创立大学的经验大多都是模仿西方然后再实践。首屈一指的人物是蔡元培先生，于是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心，它是守护思想的地方。一个守护思想的地方应该有一个很强的哲学系，应该有一批很闲暇的、在那里优哉游哉地思考问题的人，而不是被种种量化的衡量标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今天的学者们。所以我在这里已经通过了这种描述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人类以往的那些古典的理性之间有多大的差别，有那种巨大的鸿沟使我们似乎和历史割断开来，而这是一种危险，这种危险爱因斯坦曾经表达过，因为爱因斯坦用他的质能转换公式在理论上发明了原子弹，爱因斯坦于是就忧心忡忡地思考人类的未来，他说：“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此后，如果人类还要互相残杀的话，他们使用的武器我看大体是石头和棍棒。”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人类已经拥有了最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的武器了，现在世界上的核大国所拥有的核武器可以把这个地球摧毁十几次之多，于是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爱因斯坦认为底下就是文明的整个退化，进入野蛮阶段。这是一个科学家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于是我再度的讲，守护思想是人类的根本任务。那么这一点和我们短暂而有限的一生、渺小的存在有什么关系？关系极大。我们不要把个人和民族或人类的命运（认为）好像是毫不相干的事情而区别开来，它本质上就是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幸福感的源泉在哪里？是这个文明，这个文明世界给予的那个总体的原则。假如这个原则不能让我们安身立命的话（注：当今的资本的原则就是这样），我们就没有生命幸福感。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危机，巴以冲突没完没了，那种人齤体炸齤弹的报道层出不穷。我经常想这个问题，因为人齤体炸齤弹是一种极端的战斗行为，因为这种战斗行为在发生之前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说哪怕不能有效地打击对方自己也先要把生命放弃。这是一种决定，是吧？它是自杀性的攻击。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难理解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呢？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不要贬低这句话，“好死不如赖活”是有文化精神作为渊源的。因为中国人如果想自杀的话，那么比起伊斯兰世界的人不那么容易。你如果觉得人生走投无路了，觉得绝望了，然后了无生意了，如果你懂了自杀的念头，而你在行将自杀而未曾自杀的当口你会想到什么？作为一个中国人，会想到家有老母、下有孩子，于是你取消了自杀的念头，于是你想：我自己的生活哪怕再糟糕，我不能不对老母和孩子不负责任，我应当让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于是他存在的理由确实存在，这个理由不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而是他身为中国人在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中获得的，是不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要万分感谢孔子，因为伊斯兰世界没有孔子，所以那些做人齤体炸齤弹的人他们的家属也支持他去做人齤体炸齤弹，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他们要做的这种选择意味着他们承诺生命意义的那个基础已经消失了，而中国人在最后的关头还有最后一份承诺生命的意义基础，那是儒家给的。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不是其他什么国人，不是因为血缘的关系，不是种族的关系，而是文化精神的关系，这一个例子恐怕就能说明民族与个人的关联了，（而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就非常明白了。哲学有没有用处，要看你所谓用处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假如你的标准是说这样一门知识能够带来实用的价值，能够在我们的经验生活领域当中有所改善、让我们的经验生活有所改善，那么哲学是毫无用处的。所以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哲学不能用了烤面包。烤面包要的是具体经验和技巧，哲学不是这种经验和技巧，不是某种具体的知识和技术，但是我们恰好有一个回答这句谚语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一块面包是不先思考了一个哲学问题之后才烤出来的。这是一个什么哲学问题呢？——“Tobeornottobe”。《哈姆雷特》那个著名的台词——“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以为我们不考虑，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假如你已经决定了“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