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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40周年回顾与思考《旗帜》(原《紫光阁》)杂志2019年第2期袁征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关系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相处直接关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史为鉴,回顾过去40年来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我们能够从中获取很多启示,这些则是未来处理中美关系的宝贵财富。建交以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伏不定。根据中美关系发展过40年的中美关系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从1979年正式建交至1989年是中美蜜月期。以邓小平访美为起点,双方建立起高层互访机制,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中美军事往来不断,安全合作日益加深。美方颁布出口管制条例,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及军事装备。中美两国签订贸易协定,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除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加强合作,中美在文化、教育、体育、新闻等方面的交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尽管两国间也不乏矛盾和分歧,但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处于健康和平稳发展的阶段,务实合作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1989年至2000年是冷战后中美重新磨合期。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美战略合作基础动摇,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低谷。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而邓小平南方谈话则再次吹响了深化改革开放的号角。围绕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中美展开了多轮交锋。双方年复一年的博弈以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达成协议、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收尾。整个20世纪90年代,还发生了“银河号事件”、1995-1996年台海危机和1999年“炸馆事件”,中美一度走到对抗的边缘。2001年至2010年,反恐合作使得中美关系平稳发展。中美“撞机事件”一度使得两国关系紧张,但随后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从而使得整个形势出现逆转。美国主要精力关注恐怖主义,大量资源投入到两场反恐名义下的战争。而中国则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起点,抓住战略机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连续实现高速超车,并在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2011年至今,是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的新阶段。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美国开始对华防范与遏制,中美关系日趋复杂。以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标志,美国逐步从中东抽身,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将更多资源投放于西太地区,重要目的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就更加明显。利益交汇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回顾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利益的交汇是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利益的交汇不仅没有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发生重大逆转,相反,中美合作的需求进一步上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建交本身就是双方安全利益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卡特政府下定决心同中国建交。卡特明确表示:“我们把美中关系看作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方面。美中两国具有某些共同利益,双方有着并行不悖的长期的战略利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反对任何国家谋求全球或地区霸权。”最终,卡特政府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中美建交三原则,双方于1979年1月1日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冷战结束之初,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基础一度出现了动摇,中美关系极不平稳。美国曾希望以压促变,推动中国发生如同苏东那样的剧变。然而,中国依旧政局稳定,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当美国人还在喋喋不休争论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时候,中美经贸关系却飞速发展,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并逐步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当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西方国家已经难以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时,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这也是美方倡导G20协调机制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美国很快发现,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没有中国的合作就难以解决。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强烈地受到第三者因素的影响。随着冷战后中国的不断崛起和影响力的拓展,双方诸多利益愈加捆绑在一起。美国寻求中国合作的内涵也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中美发展相互关系的着眼点越来越关注到对方本身,关注到双边关系的战略稳定。除了“中国威胁论”之外,美方“中国责任论”“利益攸关方”和“G2共治”概念的提出恰恰说明了两国合作的重要性。自建交以来的40年,中美关系发展迅速,两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上展开了多方位富有成果的合作,包括在诸多热点问题上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与协调。时至今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美关系已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关乎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国家间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当国家与国家之间出现了共同利益时,双方就有合作的要求。利益的交汇越多,合作的基础就越广,双边的关系就越稳固。过去四十年,中美关系历经风雨,砥砺前行。两国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也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管控分歧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自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走出了一条起伏不定、曲折发展的道路,这是由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如何认识和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的复杂因素,是过去和未来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差异很大的两个国家: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美国则是守成的霸权国家;中国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美国则是仅有200多年历史但融通西方文明的国家;美国人自诩为“上帝的选民”,好为人师,中国人也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巨大的差异必然导致两国对于实际利益和外部世界的不同看法,出现各种分歧就在所难免。其一,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结构性矛盾凸显。缔造和维护霸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的大战略,历届美国政府都宣称要发挥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美国的霸权心态决定了其难以容忍和接受新兴大国的崛起,因此会对任何可能挑战其霸权的新兴大国加以防范和围堵。近年来,美国的霸权心态又因为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和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而变得愈发不自信,从而防范心理更加强烈。与此相对应,美国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维护日益扩展的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陷入一种“安全困境”。其二,在意识形态领域,两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层面的差异,导致中美双方在民主、人权和宗教等问题上的分歧和较量。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未来中美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会进一步凸显。其三,美国直接干预和插手涉及中国领土领海主权之争的议题,诸如台湾、新疆、西藏等问题。其四,随着中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美经贸往来的摩擦也一直成为两国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高科技含量的增加,中美竞争加剧,经贸摩擦频繁。贸易赤字、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政府补贴等都会成为双方争执的问题。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中美之间既有合作的空间,也存有深刻的分歧。自建交以来的40年,中美关系波折不断,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不过,国家间出现矛盾和分歧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中美两国最终还是从大局出发,通过搭建起来的各种机制对话协商、谈判妥协来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从而使得中美关系没有脱轨。毫无疑问,过去40年中美管控分歧的经验教训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调适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中美亟待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当前,中美竞合关系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中美战略博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中美是否陷入“新冷战”,抑或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各界谈论的热点话题。中美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将是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近年来美方的对华认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明显放大。面对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美国精英阶层的焦虑和危机感日益加深。特朗普班底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实际上应和了美国国内对华的总体共识,因此获得了美国国内左右两大阵营精英阶层的支持,共和、民主两党形成罕见一致的立场,只是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手段上有所分歧而已。当前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既是双边贸易纠纷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美国对华战略重大转变的标志。主张所谓对等公平贸易和国内政治因素是特朗普政府短期对华政策的助推力。而就长期战略利益而言,则是打压中国战略崛起的势头,延缓中国前进的步伐。过去40年,中美既竞争又合作,双方努力管控分歧,合作是主流。不过,这种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就短期而言,中美关系竞争又合作的总体框架尚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会加剧,并上升为主导面。就中长期而言,还存在着诸多变数。这主要取决于两国间的战略互动、美国对华战略趋向(是否挑战中方核心利益、意外冲突)、中国的战略布局与转向及各自国内的整体氛围等。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当前中国不断崛起的关键阶段,需要集中精力发展自己,而不宜过早和美国迎头相撞。面对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势,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是,加大推进改革开放的力度,努力通过谈判达成相互妥协,从而避免竞争与合作的总体框架破局,双边关系能够维持总体上的战略稳定,为自身的发展赢得更多的时空。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表明,互利共赢,斗则两伤,合则两利。结合过去40年的经验教训,两国应当努力扩大利益交汇点,不断拓展共同利益基础。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与此同时,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双方应注重通过对话协商来谈判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面对新的战略态势,中美亟待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未来10至15年,中美关系将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毕竟,美国的霸权心态和自我优越感,一时间很难容忍其他国家与其平起平坐,更不要说取代美国发挥领导作用。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还需要时间来进行心理上的调试和适应。当然,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中美关系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战略抉择,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中国需要聚焦自身的发展,不断提升塑造外部环境包括中美关系的能力,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来源:《旗帜》杂志2019年第2期;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本文标题:中美建交40周年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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