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桃源思想”

论陶渊明的“桃源思想”陶渊明（365年～427年），“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即陶渊明二十九岁那年，因“亲老家贫”，“耕织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缸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于是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以后曾几度出仕，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官。最后一次是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出任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萧统《陶渊明传》）从此远离官场，退隐田园。后陶渊明以满腔政治热情和远大理想抱负作脍炙人口的《归去来兮辞》，晚年写了《桃花源诗并记》，以真实的人生来对抗时代的虚伪，以新颖的“自然”来抵御社会的浑浊。通过所描绘的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得其乐的人间乐园——“桃花源”社会，钟嵘说他是“古今桃园诗人之宗”。[1]因此，在世人的眼中，他被看作为一位崇尚自然、遗世归隐的诗人。一、“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模式——介于“大同”与“小国寡民”间的“自然”社会理想陶渊明辞官归隐故里之后，一直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由于对现实的失望，迫使其回到诗歌中去构筑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桃花源诗并记》也正是以文学形式表达其理想，展示其乌托邦社会模式的。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里进一步描绘了与田园生活休戚相关的另一个社会图景：“缘溪行……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一种和平宁静，安居乐业的生活。“往来种作”突出人人辛勤劳作，“怡然自乐”可以看出“丰衣足食”的愉快，对土地，房屋，鸡犬的描绘则曲婉地表现出社会安定。而桃源人“设酒杀鸡作食”，“各复延至其家”则又表明桃花源民风的淳朴。“诗”中的“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同样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和平安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相命而耕，春收秋割，鸡犬互鸣，童叟欢愉。没有战乱，没有贫穷，没有压迫，没有官场的丑恶，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是那么的和谐统一；人人过着自食其力，康乐幸福的生活，形成一个令人神往的桃源仙境。二、陶渊明桃园生活的另一面其实，渊明在享受归隐的愉悦之中，也不得不接受贫困的现实。他在拥有“倚南窗以寄傲”的自尊的同时，就得有“审容膝之易安”的精神准备。当然，以渊明的身份地位和才智，本应是不会贫困的，至少，他可以成为乡里缙绅，譬如他可以用颜延之送来的两万钱购置土地而成为地主，何至于饥饿呢？但如果渊明也像小市民一样过日子，或者像真正农民一样劳作，那也就不是陶渊明了。或者，他从根本上就不用辞官归隐，如同王维所理解的：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愧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愧之不忍，而终身惭乎？[2]与古代的贫士们“岂忘袭轻裘”？只是“苟得非所钦”，世俗与我们的人生理想不合。“赐也彼能辨，乃不见吾心。”渊明的桃花源理想大概就是与他的这种贫富矛盾相关，因而企慕着有一个“秋熟靡王税”的人间乐土。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中，他表达了对远古时代的倾慕：仰想东户时，馀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余粮过剩置放田间，人们没有衣食之忧，这是何等美妙世界！但是，渊明还是面对现实的，于是结论说：“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三、现世的孤独与历史的永久是陶渊明人生悲剧留给后人的深刻启迪在别人看来，渊明的生活是自在的，但我们仔细读来却感知渊明生活的不快。现实中的渊明是孤独的，没有多少人能够认知他的内心的不悦。对于整个历史来说，渊明只不过是一朵小小浪花而已，但就是这小小浪花却给了沉寂的时代一些崭新的希望，让那个时代的人和以后的人多了感想。然而从整体上来说，陶渊明又是幸运的，在不幸中找到了幸福。在饱受了战争的摧残和蹂躏后的荆襄九郡，在鄱阳湖的南岸——九江之地，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在那里，他有着闲情逸志，赏花饮酒是他的“平常事”，锄禾晨夕是他的“分内事”。就这样，他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绝佳的山水，绮旎的风光，温醇的气候，淳朴的民风，深厚的文化，孕育了陶渊明的身心，陶冶了他淡泊的襟怀与真朴的禀性，培养和丰富了他崇尚自然与爱好田园的性格。参考文献：[1]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2]《与魏居士书》，《古典文学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中华书局1962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