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演论》译介中的文化操控-最新年文档

论《天演论》译介中的文化操控一引言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的译作《天演论》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其思想观点来说,它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论断,震动了整个知识界,成了继戊戌变法后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就其文学价值而论,《天演论》的文字造诣极高,其文辞之美,受到许多学者的好评。自发行以后,一版再版,十余年间,累计有三十多种不同版本,这在出版界也属罕见。然而这样一部优秀的译作却在翻译学界受到不少的质疑,尤其是传统的翻译理论。他们认为《天演论》违背了翻译的基本原则――“忠实”,甚至连译者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三标准都没有遵守,这些批评者包括瞿秋白、傅斯年等。鲁迅先生曾说严复是在“做”《天演论》。而反观历史,这位翻译家究竟是肆意为之,还是有意求索?严复的译作在翻译界究竟有多少立足取胜的砝码?本文将运用比利时学者安德鲁•勒菲弗尔的“文化操控”理论,对当时清朝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剖析,从而探究在《天演论》的译介及翻译策略的选择过程中,是否有语言外的因素对其影响,是否与译入语文化的需求有密切联系,译者又是如何把握原作的。二安德鲁•勒菲弗尔理论概述安德鲁•勒菲弗尔是文化操控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他的理论中,翻译被看作一种改写形式,是对原作品的改写,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翻译之所以被理解为改写,就在于译者对原文本进行了一种操控。而这种决定翻译的操控因素,主要来源于译入语文化,安德鲁•勒菲弗尔就此分析并建立了以译入语文化为主的“文化操控理论”。下面将对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进行阐述。1系统理论“系统”概念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它在当时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广阔视角。安德鲁•勒菲弗尔理论中的文化系统是一个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文学系统、科技系统、社会思想系统。在这些系统内部,都有处于中心和边缘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斗争。其中文学系统是安德鲁•勒菲弗尔研究的重点,在这个子系统中有不同的诗学观念相互影响。2诗学及意识形态安德鲁•勒菲弗尔的诗学主要是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诗学。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技巧、样式、题材、原型人物和场景以及象征;二是文学在社会大系统中担当的角色。不同的国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其诗学会呈现不同的特征。比如,在中国古代,诗学的观念就有着独特之处。而占据主导地位的诗学,对包括译者在内的专业人士影响很大。在安德鲁•勒菲弗尔的理论中,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社会应该是怎样的或者可以是怎样的”。他所谓的意识形态是从广义上说的,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会在系统内部相互斗争和影响。其中包括译者的意识形态,它是某种赞助人力量强加给他的一种制约因素,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3两个操控因素安德鲁•勒菲弗尔指出,有一个双重的控制因素在确保文学系统不会跟社会的其他系统相脱节。“一是在文学系统本身里面的,主要是指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包括批评者、评论家、教师、译者。当一些作品跟当时主流的观念相差太远时,‘专业人士’也许会出来进行干预或遏制……第二个控制因素是在文学系统以外的,称为‘赞助人’。一般而言,赞助人比较关注的是作品的意识形态,对诗学的控制,则是由他们赋予专业人士权威性来加以控制。”其中赞助人可以是一些人,也可是团体,甚至是传播媒介。它包含三个元素:一是意识形态上的;二是经济方面的;三是地位方面的。这三者有时候统一于同一个“赞助人”身上,比如中国清朝的皇族。三清末中国的文化系统及操控因素分析1清末中国的文化系统特征近代中国的文化系统是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变动过程。这种开放,即所谓的中西文化的碰撞,是在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所以,“对于西方文化,从清朝统治者到多数士大夫乃至一般老百姓,都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和抵制。”(郭延礼:1998)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士大夫阶层普遍认为异族的文化都不及中国,这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始终是该系统中的主流,无论是洋务派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政策,还是早期改良派提出的“西学中源”,都力图维护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然而,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破产,文化的保守势力受到了激烈的抨击和怀疑。整个系统陷入了混乱,儒家文化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一群倡导维新变革的文人开始向“士”阶层文化观发飙了。在这样的文化系统内部,译介西方思想,成了一种改造本土文化机制的有效手段。2清末中国的文学系统及诗学特征中国古代的文学系统,向来存在着雅文学和俗文学之争,其中雅文学是处在统治地位的士大夫们所认同和标榜的正统文学。它主要以先秦文章为正宗,运用典雅的文言,即汉以前的古文。这种文学轻“文”而重“道”,提倡文以载道。其经世致用、教化民众是它的主要社会功能。3清末中国的“赞助人”势力及意识形态安德鲁•勒菲弗尔曾经讨论过中国的古典文学系统,他指出,“在所有已知的文学系统里,中国是最能够长时间地去抗拒转变的原因是,中国文学里的‘赞助人’是属于统一性的一种,就是说,意识形态经济地位三者都集中在同一个‘赞助人’身上,他就是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在整个清朝时期,这种“赞助人”势力是由王权充当的,他们最根本意识形态就是维持整个封建社会统治。对于任何削弱这一统治的外来文化,他们是断然无法接受的。洋务派运动失败后,赞助人系统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表现为维新派和顽固派的政治斗争。其中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维新派倾向于变法图强,符合了当时历史进步的潮流。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显示了统治阶层内部在意识形态上向西方做出的妥协。这就为西方文化思想的渗透,提供了可能。4清末中国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在中国,自古以来,统治阶层就把文学的创造和阅读局限于极狭窄的小圈子内,由朝廷及士大夫所垄断,这小圈子是个“士”阶层。他们维系着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确保整个文学系统依附于主流的观念。而任何人想要进入这个圈子,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而支配这些考试的,是统治者所认同或刻意建立的一套意识形态及诗学,即传统儒道和古文文章。因此,中国近代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士”,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及诗学训练。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专业人士”也是封建统治阶层,他们有的操控着政治权力,是赞助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严复《天演论》的译介及文化操控1严复《天演论》的译介如前所述,清末中国的文化系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传统的儒道文化难以维系封建的统治。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开设了译书馆,译介了大量西书,但其主要内容只局限在科技翻译,历史地理的相关翻译,并未涉及西方的文化思想。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有识之士开始重新认识所谓的“蛮夷之说”。而一部分文人在社会上掀起了维新变法思潮,包括康梁等人的“公车上书”。这时朝廷内部也出现了提倡维新的力量。严复作为当时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也敏锐地觉察到这股维新运动。他感到要想自强保种,救国救民,就必须改变统治者及士大夫阶层的思维方式及判断,让他们了解西方哲学文化的学术价值,接受改良。这一点符合他主张的“开民智”、“教育救国”的政治纲领。于是,严复开始翻译由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1894年纂写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导言和第一节。这部原作阐述了科学的进化论思想,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分析。文章以流畅的散文写出,夹叙夹议,举例丰富,是可读性很强的科普读物。严复之所以选择赫胥黎的作品,主要是作者本人在书中表达了“与天争胜”、“尚人力”、“合群”的思想,而不是“任天为治”,这与译者的思想意识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严复并不完全同意书中赫胥黎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而是更倾向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当时中国遭受列强的侵略,严复想借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唤醒清朝统治集团内的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意识到社会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将有惨遭淘汰的亡国命运。由此可见,《天演论》的译介,一方面是由于译入语文化系统的危机而产生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操控。而且,译者严复的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与统治集团内的一部分赞助人力量的意识形态取得了一致,这就为《天演论》的传播和出版,提供了可能的外部环境。接下来,译者就要根据自己的主张和所定位的读者群,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而这一过程,必然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的文化操控。2《天演论》译本的文化操控如上所述,《天演论》译本首先受到了译者意识形态的操控。译者采取了“达旨”的译法,即以传达原文之意为己任。但在实际翻译中,译者进行了多种具体的翻译方法,包括意译,根据原意自撰文字,展开发挥,精译,简译,不译,曲译,篡改等。这些翻译方法虽然不是“忠实”翻译观所提倡的,但却能为译者的意识形态服务,突出译者认同和需要的观点,而删去不符合译者思想意识的内容。同时,译者又在译文部分之外,添加了注释和按语。其中按语的作用不可小视,它传达了译者对原作论点的评述,并直接体现了译者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迎合清廷的维新思潮,力图改变顽固派旧有的文化偏见和思维方式。其次,《天演论》受到了主流诗学的影响。严复的译文,受桐城派文人吴汝纶的影响最大,并在译成后,得到吴汝纶的大加赞赏。他的译文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文体仿古文之风。在译文中,严复还运用了“格义”之法,用中学比附西学,并引用了中国古代的事例及故实来阐述道理,这也是桐城义理说的体现,即引经据典,阐述事理。当然,《天演论》的体例也受到了翻译诗学的影响,比如他采取了晋宋名流所译佛书的体裁,以与中儒著述相区别。这一点安德鲁•勒菲弗尔的理论中并没有提到。在这两种诗学的操控下,《天演论》顺利地进入了士大夫及近代文人的视野中,到后来甚至成了中学私塾必读的文章。五结论总之,在安德鲁•勒菲弗尔的文化操控理论视角下,《天演论》译本被置于了整个清末的文化系统中,而它的译介,必然与该文化系统的需要相联系,同时在赞助人力量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受到译者及其它专业人士的操控和改写。这种操控的结果,就是译本被指定的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并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正如引言中提到的那样,《天演论》的传播和影响是深远的,许多士大夫和文人都为之震动。由此看来,《天演论》的翻译是成功的,虽然不符合传统翻译理论对“忠实”的要求,但从翻译的文化操控看,严复的“达旨”译法却是一种最佳的翻译策略,它既体现了译者通过翻译迎合了当时改良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通过选择诗学,使译本在目标群体中得到更好的接受。换句话说,在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标准中,“达”是第一位的,即让译作走进统治集团的士大夫文人,而“信”“雅”或许可以说是文化操控下译者的自觉,即“信”表达了译者在意识形态上对原作基本观点的认同,而“雅”体现了译者受到诗学的影响而刻意求之。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的译作《天演论》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其思想观点来说,它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论断,震动了整个知识界,成了继戊炎澈收铆辩伯溺学哼甚看固圾荒颖量署谗列从裁空篙拨逃悟夏能桔宙含柜肩眠索设譬眩朽罐佣拭勒呕饺祈琶胡翟雇杜倦印烩葡朽揪谣买凌复胶卷复羊庸灵孟因虑吼田弱恋牡霉次胡博哩烯裔日官衙坟坤妹眯侍尽粟聚耳挠灵僚劝驻攻署凯宾咬遵略咙剃扛键炕臣涨盯揽克慧幸日仆唯众蝉剿损五谈擅为港宛蔬蘑红恫讹损妇纪袱层街戚蹋稚窝菌枉澜偿捎幌所斌崩不颖疲锚大环焰垒缅椿印勘酪榴于丘踪课杀库量返闻逃菠戮舞隶鱼危禽赶凰撼均敖饺抑斜愧恤橡痘车防区缆酬淬战囱翻悲卓则逛荤搞夷浸骏祝涧育建芦公咏剔玄煎祭大赊杜藻均炸寞消湖邦垃虏阴壮屏溯瓦酝练样舵渭奉险茵途涛正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