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胡庚申

2011年　第2期No.2　2011550．引言本文的形成有以下三个动因：一是，生态翻译学在中国学者提出之前是“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可谓之“无中生有”；同时，生态翻译学是从一个与以往研究有很大不同的新视角对翻译所做的系统综观和探讨，其中还有不少新的术语和概念，又可谓之“自说自话”。那么，生态翻译学从无到有究竟“生”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生态翻译学自己到底又“说”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话语？本文试图对此简作列述与阐释。二是，近年来已有逾百篇有关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全国也有60余所高校师生（硕士/博士）运用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作为整体的理论框架完成学位论文和发表研究论文。对于这些包括学位论文在内的各类研究文章，它们主要是围绕生态翻译学的哪些理论视点展开研究的？这些研究视点与生态翻译学的整体研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本文试图对此简作梳理与例示。三是，肇始于中国的生态翻译学即将走过十年的历程。十年，对于历史的长河而言，可谓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一种研究途径或一个话语体系而言，却是一个关键的时段。那么，经过十年的洗礼和实践的检验，生态翻译学中的哪些基本理论命题或学术观点得到认可或逐步接受？又有哪些在逐步改进或自然淘汰？本文也试图对此简作回望与梳理。1．关于“生态范式”范式（paradigm）是个大概念。它涉及到的是特定研究领域里大的“方向”和大的“原则”，是一种研究途径或研究模式的总体理念、价值判断和研究方法的集中体现。生态翻译学多次对其译论“范式”作出定位。例如，在谈到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研究目的时指出，“在于试图找到一种既具有普适的哲学理据、又符合翻译基本规律的译论范式”（胡庚申，2004:9）；其翻译观是“着眼于‘人’，致力于‘纲’举‘目’张，最终确立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的理论范式”（同上：70）。翻译适应选择论还被概括为“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为基调、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能够对翻译本体作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同上：181）；该理论“致力于揭示和复现翻译之本来面目，并试图找到一种既有普适的哲学理据、又符合翻译基本规律的译论范式”（同上：181-182）。总之，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生态学翻译研究途径，生态翻译学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Hu,2003:278;胡庚申，2004:41;2006;2008;2009）根据TheNewOxfordEnglish-ChineseDictionary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胡庚申澳门理工学院/清华大学摘要：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生态学翻译研究途径，生态翻译学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本文拟集中阐述生态翻译学的九大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具体包括：（1）生态范式；（2）关联序链；（3）生态理性；（4）译有所为；（5）翻译生态环境；（6）译者中心；（7）适应/选择；（8）“三维”转换，以及（9）“事后追惩”等。文献研究表明，本文列述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点，既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也是目前一些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理论框架，同时还是一些翻译研究人员评述和引用较多的理论命题和学术视点。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研究焦点；理论视角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3X(2011)02-0005-05译论研究中国翻译ChineseTranslatorsJournal6(2007)，paradigm释意为：aworldviewunderlyingthetheoriesandmethodologyofaparticularscientificsubject.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吴小英，2000:19）。赫曼斯也指出，“范式”为翻译研究制定“指导原则”，是“研究特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Hermans,1999:9-10）。可见，范式实际上包括了学科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是某一学科共同体成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总和”。在生态翻译学研究领域里，上述从生态学视角探讨翻译理论的“生态范式”正在逐步形成，并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其主要标志是，不少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的基本观念、价值判断、研究方法、以及所采用的术语和结论的指向等都基本上纳入了翻译理论的生态学研究途径。这些聚集在生态翻译学“共同体”里的研究者们认同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的基本描述，接受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研究的指导原则，遵循生态翻译学整体关联的研究方法，而他们在进行特定问题研究时也采用了生态翻译学共同的价值标准。这些研究已经不是孤立的、单一的个案研究，而可以看作是约定在生态翻译学理论“范式”之下的共同研究。据不完全的文献资料统计，在已经检索到的百余篇有关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2005年发表了6篇，2006年10篇，2007年15篇，2008年15篇，2009年30篇，2010年（含已接受待发表的文章）预计在40篇以上。可以看出，在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之下，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以生态翻译学命名的各项研究，在近年来的翻译研究中，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只是生态翻译学研究在第一个十年的发展情况，到2011年将迈入它的第二个十年。随着“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成立，随着“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举办，随着“生态翻译学学刊”的创刊，随着生态翻译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在其第二个十年里的发展之势当更为可观。2．关于“关联序链”早在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起步研究之初，我们就阐述了翻译活动（翻译生态）和自然界（自然生态）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并曾图示了一条从“翻译”到“自然界”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知视野延展的链条，姑且称之为“关联序链”(thesequencechain)。该“关联序链”的要点是：鉴于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积淀，而人类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很有意义的内在联系：这一“关联序链”体现了人类认知视野扩展和理性进步的基本路径，它符合人类认知能力演化的基本规律，同时具有互动性和递进性的特征，可以说勾勒出了人类认知视野递进衍展的逻辑序列和内在的指向机制。翻译研究的重心从翻译本身到语言、文化、人类生态，其间又不断反复、互动，正好反映出这一走向及其特征。从上述“关联序链”，也可以看出翻译活动与生物自然界之间的互联关系，以及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共通互动的基本特征。“关联序链”的重要性使之成为生态翻译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和依据。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开始注意并应用和发展“关联序链”的基本内容。孟凡君（2010）在“生态翻译学视野下的当代翻译研究”一文中指出，翻译研究与学术系统内的其他学科研究一样，在本体论研究之后，就会按“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的次序进行研究范式的转向。他认为，翻译研究的范式转换，并非是翻译研究视角的转向，而是翻译研究视野的扩大。这种视界的扩大可图示如下：从生态翻译学中“关联序链”的理论视角来看，从“翻译”（翻译生态）到“自然”（自然生态），其中具有明显的关联性、互动性和递进性的特征。该理论视点所勾勒出的“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的人类认知视野递进衍展的逻辑序列和关联界面，不论对于宏观的译学整体研究，还是对于微观的文本翻译研究和评析，显然会更为全面、更为系统，因而也会更为接近所研究事物的真实。3．关于“生态理性”笔者（2009；2010）曾将翻译生态理性归纳为：注重整体/关联、讲求动态/平衡、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以及提倡多样/统一。所谓注重整体/关联，就是遵循生态理性，研究翻译生态体系时，不能只是孤立地局限于某子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态类会化生人社文语言翻译2011年　第2期No.2　201177生态系统（如翻译本体生态系统）或某一相关利益者（如翻译活动资助者）。从生态理性视角来看，需要关照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及其整体性。所谓讲求动态/平衡，就是遵循生态理性，研究翻译生态体系时，通过关注翻译活动主客体之间、翻译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翻译生态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所谓体现生态美学，就是遵循生态理性，研究翻译生态体系时，在翻译学研究过程中，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一直追求着美，一直在讲求着“对称”、“均衡”、“对比”、“秩序”、“节奏”、“韵律”等这些审美要素和生态审美原则。所谓“翻译群落”，指的是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人”，即以往所称的“诸者”，包括译者、读者、作者、资助者、出版者、评论者等等，当然是以译者为总代表。而所谓关照“翻译群落”，就是将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作为整体加以关照，这是翻译生态系统具有的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生态理性”使然，也是生态翻译学研究重视译者、重视“人”的因素的一个特色和优势。所谓提倡多样/统一，体现了人类生活与自然界中对立统一的规律。整个宇宙是一个多样统一的和谐整体。“多样”体现了各个事物个性的千差万别。“统一”体现了各个事物的共性或整体联系。遵循这一生态理性，研究翻译生态体系时，特别是对于实现“多样统一”的宏观译学系统架构和中观理论体系构建都具有统领的意义。鉴此，笔者认为，任何一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普适性，但应该有一种理论在整体上具有普适性。正是由于上述注重整体/关联、讲求动态/平衡、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和倡导多样/统一的“五大”生态理性，才使之成为建构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的宏观指导理念。而以生态理性为宏观指导的生态翻译学，表现为一种整体性思维、有机性思维、关联性思维和过程性思维，既注重分析与综合的结合与统一，又注重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行为的影响与制约；既强调“译学”、“译论”、“译本”的贯通与协调，又追求“译者”、“文本”、“环境”的整合与一体。上述生态理性对构建生态翻译学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运用生态理性的理论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4．关于“译有所为”生态翻译学基础理论中提出的“译有所为”，从内涵上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译者从事翻译有其特定的动因（侧重主观动机）；二是，翻译出来的东西可以做事情（侧重客观效果）。对于前者，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有温饱情欲之需，有功名利禄之求，有道德伦理之爱，有宗教信仰之信，还有渴求天地宇宙之悟。因此，从译者主观动机的视角看，“译有所为”可以：（1）“为”在“求生”；（2）“为”在“弘志”；（3）“为”在“适趣”；（4）“为”在“移情”；（5）“为”在“竞赛”，等等。对于后者，翻译功能之大、业绩之丰无人否认。从“译有所为”的视角来看，翻译之功可以：（1）“为”在促进交流沟通；（2）“为”在引发语言创新；（3）“为”在激励文化渐进；（4）“为”在催生社会变革；（5）“为”在推动译学发展，等等。许建忠（2010）在“‘不作为’：译者的一种适应性”一文中认为，译者作为谦谦君子，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他指出，译者的主动拒绝译事也能从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获得解释，因为这也是适应性选择(adaptiveselection)和选择性适应(selectiveadaptation)的结果。5．关于“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最早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胡庚申，2001）一文中提出来的。开始引入“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而没有沿用“语境”或“文化语境”，笔者当时的主要考虑：一是使用“生态”环境的提法能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匹配。二是，“翻译生态环境”与语境、文化语境在基本概念、范围、所指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语境即使用语言的环境，而文化语境还是语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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