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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伤痕”与“反思”的经验主义视域主讲郭继宁须集中阅读的一些小说文本(规模化阅读,互文)初恋的回声有只鸽子叫红唇儿公开的情书空中小姐徐星无主题变奏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在希望的田野上,让思想冲破牢笼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思想解放“创伤性记忆”张志扬宏伟叙事:政治的私人叙事:伦理的在“政治的”与“伦理的”之间(关系)考察“创伤性记忆”历史·记忆历史观《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页445。从形式上形成内在人(以及外在人)形象的审美范畴,本质上是从追念已逝者的情绪和意志态度中产生的,因为只有这种对待他人的态度才具有观察有时间性和完成性的人的外在、内在生命整体的价值态度;让我们再说一遍,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拥有生活的全部材料(所有生平事实),而首先在于具有对这些材料(这一人格的事件性、情节性)进行审美形式加工的价值角度。对他人及其生活的记忆从根本上不同于对自己本人生活的观察和回忆:记忆是另一种观察生活及其内容的形式,只有记忆才具有审美创造性(对自己本人生活的观察和回忆当然可以提供内容因素,但不能提供形式加工和完成化的积极性)。对他人已经完成的生活的记忆(但也可能是对终期的预断)掌握着人格审美完成化的金钥匙。从审美角度观察一个活着的人,就仿佛超前看到他的死,预决了未来,把他变成一个似乎不需要的人,每一个确定的心灵都已有注定的命运。记忆是从价值完整性角度出发的态度;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记忆是不可靠的,但又只有记忆才会在实际目的和意义之外评价一个已经完成的、完整呈现的生命。偶在个体之“我”所葆有的记忆,与作为对话形式中的“他人”所存的记忆的差异性,呈现出如下简括的立场:记忆对我来说是对未来的记忆,对他人来说是对过去的记忆。幸好,我还持着一颗失去甘美的种子——一颗苦味的核幸好,我明日启程登山我要把它藏在最隐秘的山洞待它生命的来年开花飘香,结一树甜蜜结一树灿烂在那没有鸟语的群山深处文革文革文革文革文革大炼钢铁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1957,一个悲壮的年代,人类良知和阴谋最后的拼搏。1957,一个永恒的年代,中国从此失去了清醒的头脑。1957,一个凄凉的年代,历史为野蛮和卑鄙打开大门。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人在刑场上、劳改农场里死去或自杀,我们只知道至少有552887人的心灵死去了。“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伤痕”与“反思”的经验主义视域•“伤痕文学”的社会效果的产生,与其中表现的特定个人体验契合了特定社会需要密切相关。•文革背景。•小说版本的文革可能会比政治文献或历史教科书流传更广,影响更为深远。•当小说家用文学形式将他们个人的文革经验变成大众论述时,他们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有关文革地“集体记忆”的创造过程。►“伤痕文学”代表作品是刘心武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班主任》改变了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这一类小说富于乐观主义地想象出成功医治“伤痕”的魅力前景。►伤痕文学的命名,来自卢新华发表在《文汇报》上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与《班主任》相比为什么更具有令人失望和沉痛的悲剧效果?第一,叙事的主视角不同。第二,主要人物的具体行动方式不同。1979年或许是“伤很文学”最为热闹的一年,这一年有几个短篇文本相继登场,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陈国凯《我该怎么办》、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和郑义的《枫》等。这一类型的文学显示出直面现实生活真相的务实姿态。重庆郊外沙坪公园里,紧邻天主教堂,有一座大约掩埋了404名武斗死难者的红卫兵墓园。郑义参观过这座墓园。据说《枫》的构思最初即由此引发。现抄录如105号墓的碑文:……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晓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会把位烈士,在血火交织的八月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力争胜利。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经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毛泽东战斗团斯纳烈士永垂不朽!八一五革命派死难烈士永垂不朽!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一九六七年六月文革不是一个可以孤立看待的运动和事件,文革与其前因后果难以分割。“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晚霞消失的时候》(李淮平、南珊)梁晓声在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的扉页上清楚标明:“我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张承志的《金牧场》更能体现“我不忏悔”的“红卫兵精神”。以《芙蓉镇》为例探讨“文革”前后的历史在小说中较为真实的体现。第一章“山镇风俗画”的第一节“一览风物”,突出介绍女主人公“芙蓉姐子”胡玉音。主人公的美貌和幸福常常引起他人的羡慕与嫉妒,后来变成为主人公陷入灾难的原因之一。主人公灾难来临前美貌幸福时,都要暗伏一些生活缺憾。“民间善良美女”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有着各种各样会议场景的再现。平民百姓的灾难的典型文本《芙蓉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的典型文本张贤亮的作品;关于老干部获罪的典型文本王蒙的作品。知识分子地位的恢复。将那个使他们受难的创伤记忆的原始情景“掩盖”起来,或者寻找一种更为“安全”的叙述。张贤亮系列小说《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被作者命名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绿化树·题记》“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改写了屈辱的历史。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鲁彦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蝴蝶》。•一种更接近纪实性质的散文作品——“伤悼散文”同时出现。•孙犁、杨绛、巴金等人,不约而同地写作身边琐事。•孙犁称自己是“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杨绛记住的是“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清世态人情”;巴金一再坚持“说真话”。•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巴金的一句“我忏悔”在知识分子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看到了自己和同时代人失掉独立人格的悲剧。•巴金的声音是一种象征,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觉醒,意味着老一代知识分子对自我的重新寻找。•但从巴金笔下写出来的,更多的是现实的片断,那段过去的历史(主要是文革)是一个含糊不清但恐怖笼罩的梦魇,清晰地藏在现实背后。•非理性的盲从。•先锋文学的“文革叙述”。•这类作品将文革叙述成一个无法解释的“荒诞事件”。如马原、莫言、余华的叙述。•在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为什么“伤痕文学”作家几乎全部“缺席”?知识分子话语在1980年代的复杂景观。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话语的复苏和重建不是顺利的。虽然政治权威从来没有放弃过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努力,但作为知识分子,却没有人敢于公然对工农大众启蒙。“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当代作家在写阶级之情、人民之情的要求下,实际上并没有传达出大众的声音。文学成为政治的奴仆,为政治权威代言而不能为大众代言。文学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无论抒情还是叙事,一些作家开始从国家权威立场转向民间大众立场。比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当时的知识分子话语,最充分体现了为民请命的精神。“和《灵与肉》中的许灵均一样,我出生资本家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见过灯红酒绿的豪华场面;我文学修养的根基开始是扎在西欧古典文学和北美近代文学上的。那么,是什么使我的感情、生活习惯、幸福观和价值观念起了变化的呢?那就是体力劳动,以及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和劳动人民长期相处。一个人没有多少二十二年。在这糅合着那么多辛酸、痛苦和欢乐的二十二年体力劳动中,我个人的心灵和肉体都有了深刻的、质的变化。……我接触过许多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我们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是委屈的、不平的、愤懑的,但是这些幸存者中没有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是热爱生活、身体健康和意志坚强的话)不承认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进行劳动与物质的变换中获得过某种满足和愉快,在于朴实的劳动人民的共同生活中治疗了自己的精神的创伤,纠正了过去的偏见,甚至改变了旧的思想方法,从而使自己的心灵丰满起来的。”(张贤亮:《心灵和肉体的变化》,《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9期)。“我还要进一步说,我对陈奂生们的感情,决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敬仰,一种感激。这倒并非过他们特殊的恩惠,也不是出于过份的钟情,而是我确确实实认识到,我能够正常地读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力量,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形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和他们长久在一起使我常常这样想:‘我有什么理由应该比他们生活得更好些呢?’是的,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于是,我泰然了,觉得老天爷对我并无不公平,我也就没什么可抱怨。于是,我和他们融在一起,我就理解他们和我有一样丰富的精神。这精神支持了他们自己,支持了我,也支持了整个世界。”——高晓声《且说陈奂生》(《人民文学》1986年6月)考查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文坛,几乎没有一个作家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在精神上高于大众,也没有一个作家理直气壮的现实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在文革结束之后的文坛上,最先显示了启蒙特色的是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个日子也许是不应该忘记的:1978年12月23日。这一天,《今天》诞生了。徐晓《半生为人》在小说创作中,《公开的情书》、《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等值得注意的。“在这笼子似的、静静的山谷里,栖息着十多只异乡的鸟:由北大的、清华的、南开的、武大的、川大的……他们生长在20世纪70年代,却又生活在刀耕火种的桃花源里,这是怎样一种’再教育’啊。”“我们深深苦恼的是为什么年轻人的思想这么混乱,似乎理论的危机意识很多人从根本上对未来丧失了信心。但我们努力探索着,希望我们的工作成为茫茫大海中的一盏灯,给年轻的朋友们指明方向。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不让奋斗精神丧失,不让热情的火花熄灭。我们决心走一条和许多年轻人不同的道路——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道路。我们希望我们的思考能成为扎在海底岩石之中的柱石,不管风暴多么猛,浪涛多么大,那些被飓风吹散的船只只能靠在这里拴住它们的揽绳。”小结:如果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就不可能与民间大众话语保持一致。知识分子的话语的发展不仅有赖于摆脱权威话语的笼罩,而且有赖于对大众所体现的国民性格的审视和反思能力。知识分子不但不再因为拥有文化知识而被视为异己,而且因为拥有科学技术而成为必须依靠的力量。《守护并阐释世界意义的人》尤西林不少“伤痕”、“反思”、“改革”文学都描述过那个时期的时代背景: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大学恢复招生考试,科学大会的召开、文代大会的召开……与知识分子相关的每一件事情都层层开启着知识分子身上的重重枷锁。“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老三届朝歌·涅磐》丁晓禾主编,1998年)就在这个背景上,一批歌颂知识分子的作品出现了。《地质之光》、《歌德巴赫猜想》、《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灵与肉》……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的主题只是知识分子话语恢复的一个铺垫,当时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大都没有表达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争取“被接纳”显示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普遍存在的精神奴役和创伤。当时的作家和理论家都曾为文学的真实性而大声疾呼。在那个特殊时期,“真实”意味着绝不回避刚刚经历的苦难,不为现实涂脂抹粉。►考察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批判性,就会发现它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
本文标题:伤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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