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长原文

普希金十四品文官，驿站的主宰──维亚泽姆斯基公爵谁没有咒骂过驿站长，谁没有和他们吵过架？谁没有在盛怒的时候向他们讨取那本要命的簿子，把自己因受冒犯、粗暴和怠慢而产生的徒然的怨恨统统记上去？谁不把他们当作从前那些刀笔吏，或者至少是牟罗马森林里的强盗那样的万恶之徒？可是只要我们公正一点，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那么，在我们责备他们的时候，也许就会宽容得多。驿站长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折不扣的第十四等受苦人，凭着自己的官职只能免遭殴打，而且未必都能幸免（希望读者能扪心自问）。维亚泽姆斯基戏称他们为主宰者，他们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真正的服苦役吗？他们日夜不得安宁。旅客们往往把旅途寂寞而产生的怒气发泄在他们头上。天气恶劣。道路坎坷，车夫固执，马匹乏力-------这全是驿站长的过错。旅客一走进他那简陋的屋子，就相对仇人一样盯着他；如果他能把这不速之客尽快打发掉，那总算他幸运，但是，如果碰巧没有呢？……天哪！那就会有什么样的谩骂，什么样的威胁劈头盖脸落在他头上！他得冒雨踏着泥泞挨家挨户去跑；在暴风雨中，在三九严寒里，他只好躲到门廊里，避开盛怒的借宿旅客的吼叫和推撞，稍稍歇一口气。要是来了一位将军，战战兢兢的驿站长就把仅有的亮丽三套马车调给他，其中一辆是信差专用的。将军走了，连谢谢也不说一声。过了五分钟，又响起来车的铃声！……信差把驿马使用证往桌上一扔！……我们把这一切都仔细想一想，我们的心中就会充满真挚的同情，而不是愤怒。我想再说几句：二十年来我连续不断地跑遍了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几乎所有的驿道我都熟悉，几代车夫我都认识，难得有一个驿站长我局的面生，我不曾与之打交道的驿站长也很少。我很想短时间内把我在旅行中观察到的趣事整理出版，而现在我只想说一点：公众对驿站长这种人的看法是非常错误的。这些受尽诽谤的驿站长一般说来都是些很和气的人，天生殷勤周到，容易相处，对荣誉极少要求，对钱财也不过分贪婪。从他们的谈话中（过往的老爷们偏偏忽视这些话），可以汲取许多有趣和有益的东西。至于我呢，老实说，我宁可听他们的谈话，也不愿听任何一个因公出差的六级文官的言论。大家不难猜到，在驿站长这一类可敬的人当中有我的朋友。事实上，有一位驿站长留给我的回忆，我是很珍惜的。从前我们有机会接近过，现在我想把他的事讲给亲爱的读者们听听。1816我曾经顺着一条现在已经废弃的驿道经过某省。我官职卑微，只能搭每站都得换乘的驿车，付两匹马的租费。因此驿站长们对我都很不客气，我往往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争取到在我看来我有权得到的待遇。我年轻、暴躁，每当驿站长把为我准备的三匹马套到某个官老爷的四轮马车上时，我对驿站长的卑劣行径和怯弱都深为愤慨。同样，在省长举行的宴会上，势力的仆人常常绕过我先给别人送菜，对此我也很久不能习惯。现在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事实上，如果不按照做官的尊敬做官的这样一条公认的准则，而代之以聪明人尊敬聪明人这种原则行事，那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争吵？仆人送菜时该先送给谁呢？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那是一个大热天，在离某驿站三里路时稀稀落落地下起雨来了，过了一会儿，便降下了瓢泼大雨，把我淋得浑身湿透。一到驿站，我头一件是就是赶快换衣服，其次是要一杯茶。“喂，杜妮亚!”站长叫道，“生好茶炊，再去拿些鲜奶油。”话音刚落，一个十四岁摸样的小姑娘从隔板后面走出来，跑进门廊里去。她的美貌使我深为吃惊。“这是你的女儿？”我问驿站长。“是小女，”他非常得意的回答。“她是那么的聪明，那么伶俐，完全像她过世的妈妈。”这时他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便欣赏他那些用来布置简朴而整洁的房间的图画。这些图画画的是一个浪子的故事：第一幅画的是一个可敬的老人，他头戴睡帽，身穿晨衣。正在送走一个不安分的青年，那青年匆匆接受老人的祝福和钱袋。第二幅用鲜明的笔触画着年轻人的放荡行为：他坐在桌旁，身边围着一群虚伪的培养和无耻的女人。接着一幅是，挥霍殆尽的年轻人穿着破衣烂衫，戴着三角帽，正在放猪，与猪争食，脸上露出深深悲痛和悔恨的神色。最后一幅画的是儿子回到父亲身边，善良的老人仍戴着睡帽，穿着晨衣，正跑出去迎接儿子。那浪子跪在地上；后面，一个厨师正在宰肥牛犊，哥哥在询问仆人为什么这样高兴。在每一幅画下面我都读到一首相应的德文诗。所有这一切也像那一盆盆的凤仙花、挂着花布帐子的床以及我周围的其他物品一样，至今仍铭记在我的脑海中。就行在眼前一样，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位五十来岁、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的主人，记得他那间绿色的长礼服，上面别着三枚缀在褪色缎带上的奖章。我还在给那老车夫付钱的时候，杜妮亚已经端着茶炊回来。这机灵姑娘从第二眼就看出她给了我什么印象。她垂下那对浅蓝色的大眼睛，我便和她聊起天来，她就想一个见过世面的姑娘那样，一点都不害羞地回答我的问题。我请她父亲喝一杯潘趣酒，递给杜妮亚一杯茶，我们三个人就像老朋友一样闲聊起来。马早就准备好了，可我一直不愿同站长及他的女儿分手。我终于和他们告别；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送我到马车旁。走到门廊时，我停了步，请求她允许我吻她一下；杜妮亚同意了……自从我那样做了以后，我可以数得出许多次接吻，但没有一次能给我留下如此长久。如此愉快的回忆。几年以后，我又有机会经过那条街道，来到那些地方。我想起老站长的女儿，一想到又能见到她，感到很高兴。但我想，老站长也许已经卸任，杜妮亚大概出嫁了。我头脑中也闪现其中一个人已经不在人世的想法，于是我带着悲伤的预感向某驿站走去。马匹在驿站的小屋旁停住。一走进房间，我立即认出那几幅画着浪子故事的图画；桌子和床铺仍摆着老地方，但窗台上已经没有花；一切都凋敝而零乱。站长在睡觉，身上盖着皮袄，我的到来把他吵醒了。他欠起身……这正是萨姆松•维林，可他衰老的厉害！他在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时，我瞧着他的白发，瞧着他那好久未刮的脸上出现的深深的皱纹，瞧着他那驼了的背——仅仅三四年的时间，他竟从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汉变成一个干瘪的老头，这不能不使我感到震惊。“你还认得我吗？”我问他，“我们可是老相识了”。“你的杜妮亚好吗？”我接着问。老人皱起眉头。“谁知道”，他回答。“这么说，她出嫁了？”我说。老人装作没听见我的问话，继续轻轻念着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不再问他，叫他给我送茶来。我真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心里好不焦急，于是指望潘趣酒能打开我这位老相识的话匣子。我没有想错；老人没有拒绝喝酒。我发觉朗姆酒驱散了他脸上的乌云。喝道第二杯，他的话就多了起来。他记起或者装作记起了我的样子，于是我从他那听到了一个当时我极感兴趣、又使我深深感动的故事。“这么说，您认识我的杜妮亚啰？”他开始说：“其实还有谁不认识她呀？唉，杜妮亚，杜妮亚！她原来是个多好的姑娘啊！过去，不管谁到这儿来，都要夸奖她，没有一个会责备她。太太们常常送东西给她，有的送一块手帕，有的一对耳环。过路的老爷们故意留下来，似乎是为了吃一顿午饭或晚饭，其实只是为了多看她几眼。往往有这种情况；来了个老爷，不管他脾气多大，只要她在场，他就会安静下来，心平气和地和我谈话。先生，信不信由您，那些信差，信使和她一谈就是半个小时。这个家全靠她撑着；收拾屋子，准备个什么。她都弄得舒舒齐齐。可我这个老傻瓜，对她总是看不够，疼不够。我还能不爱我的杜妮亚吗？我能不疼自己的孩子吗？难道她的日子过得还不快活吗？可是不，灾难是躲也躲不了的，在劫难逃啊！”于是他就详详细细地向我诉起苦来。——三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站长正在一本新簿册上门划线，女儿在隔板后面缝衣服，这时来了一辆三套马车，那旅客戴着契尔克斯帽，穿着军大衣，裹着围巾，走进来要马。那时见惯了这种场面的杜妮亚从隔板后面跑出来，亲切的问来人；他要不要吃点什么？杜妮亚的出现产生了与往常一样的效果。旅客的气消了，他答应等候马匹，还定了一桌晚饭。旅客摘下湿漉漉的长毛帽子，解下围巾，脱下军大衣，原来是个身姿挺拔、蓄着两撇黑胡子的年轻骠骑兵。他在站长身边坐下，和站长父女俩快快活活地谈起话来，晚饭端上来了，同时，马匹也回来了，站长便吩咐不必喂马，立即把马匹套到来客的马车上。可是站长回到房间来的时候，却看见呐年轻人躺在长凳上，几乎失去了知觉。那年轻人感到身体不舒服，头痛得厉害，无法动身……怎么办！站长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并决定，病人的病情如不见好转，明天一早便派人到C城去请医生。第二天骠骑兵病的更重了。他的仆人骑上马，进城去请医生。杜妮亚用一块浸醋的手帕扎在他的头上，坐在他的床边缝衣服。病人在站长没钱呻吟着，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可是喝了两杯咖啡，还哼哼着要了一份午饭。杜妮亚寸步不离地守着他。他不时要水喝，杜妮亚总是给他端来一大杯亲手做的柠檬水。病人只用嘴唇沾了一下，每次把杯子还给杜妮亚时都要用那只虚弱的手握握杜妮亚的手，表示感谢。午饭前，医生来了。他按按病人的脉搏，用德语和他谈了一会话，然后用俄语说，病人只需静养，过两天就可以上路了。骠骑兵付给他二十五卢布诊金，并邀请他吃午饭；医生同意了。两人吃的津津有味，还喝了一瓶葡萄酒，最后高高兴兴地分手了。又过了一天，骠骑兵的病完全好了。他格外高兴，不停地和杜妮亚或站在开玩笑，用口哨吹着曲子，和旅客聊天，把他们的驿马使用证登记在驿站记事本上，就这样讨得了善良的驿站长的欢心，到第三天早晨，站长和这位可爱的房客分别时便感到依依不舍了。那天是礼拜天，杜妮亚打算去做礼拜。骠骑兵的马车套好了。他和站长道别，慷慨地酬谢了他的留宿和招待；他也和杜妮亚道别，主动表示要送她到村头的教堂去。杜妮亚不知如何是好……“你怕什么呀？”父亲对她说，”他老爷又不是狼，不会把你吃掉的，你就乘马车上教堂去吧。”杜妮亚坐在骠骑兵身边，仆人登上驭座，车夫打了一声唿哨，马匹就飞跑起来了。可怜的站长弄不懂，他怎么能亲自允许杜妮亚和骠骑兵一起乘车去，他怎么会这样糊涂，当时他的理智上哪儿去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心里便愈来愈烦闷，焦急地坐立不安，他终于忍耐不住，亲自到教堂去了。他走进教堂时，发现做礼拜的人都走了，但是杜妮亚既不在院子里，也不在教堂门口他慌忙走进教堂，神父从祭坛后面走出来，教堂管事在吹灭蜡烛，两个老太婆还在角落里祈祷，可是杜妮亚却不在教堂里。可怜的父亲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去问那个管事，杜妮亚来做过礼拜没有。管事说她没有来过。站长半死不活的回到家里。他剩下一个希望；杜妮亚年轻好动，也许想起要到下一站她教母那里去。他心急如焚地等待她乘坐的那辆三套马车回来。车夫没有回来。傍晚前他终于独自醉醺醺地回来，带来一个叫人悲痛欲绝的消息：“杜妮亚和骠骑兵又从那一站往前走了。”老人经不起这样的打击，他立即倒在年轻的骗子头天睡过的那张床上。这时站长回想起这两天的情况，明白骠骑兵的病是假装的。可怜的人老人发起高烧来，他被送到C城去看病，他的工作暂时由别人代替。给他看病的就是那个给骠骑兵看过病的医生。他肯定的对站长说，年轻人完全没有病，还说，他当时就猜到那骠骑兵的险恶用心，但他摄于他的鞭子，不敢作声。不管德国人说的是真话，还是想炫耀他有先见之明，都丝毫不能安慰可怜的病人，驿站长身体刚刚康复，就想C城的邮政局长请了两个月的假，没跟任何人吐露自己的打算，步行去找女儿。他从驿马使用证上知道，骑兵上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到彼得堡。给他赶过马车的车夫说，杜妮亚一路上都在哭，虽然看样子她是自愿跟他走的。站长想；“也许我能把我那迷途的羔羊带回家吧。”他就带着这个想法来到彼得堡，住在伊兹玛伊洛夫团的驻地他的老同事，一个退伍军士的家里，并开始寻找他的女儿。不久他就打听到骑兵上尉明斯基在彼得堡，住在杰姆特旅馆，站长决定去找他。驿站长一大清早就来到明斯基的前厅，请求禀报老爷，说有个老兵要见他。勤务兵刷着一只上着楦头的皮靴，对他说，主任在睡觉，不到十一点钟不接见任何人。站长走了，到规定的时间又来求见。明斯基穿着晨衣，戴着粉红色小圆帽亲自出来见他。“老兄，你有什么事？”他问道。老人的心激动起来，泪水在眼眶流动，声音颤抖着，只说了句；“老爷！……您行行好吧!……”明斯基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脸刷地红起来，他抓住老人的手，把他带进书房，随手关上门。“老爷！”老人继续说，“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您至少得把我苦命的杜妮亚还给我，您已经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