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教学做合一”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1浅谈“教学做合一”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教学做合一”思想不仅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也是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的方法论。要真正理解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首先要全面地理解作为其方法论的“教学做合一”的含义，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活教育理论切实地、自觉地贯彻到实践中去。一、“教学做合一”的含义“教学做合一”理论是陶行知先生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对传统教育方法的根本改革。1917年，陶行知先生留学回国后，针对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他先后提出“教学合一”、“学做合一”等原理，试图把教与学结合起来。到1929年底，他正式提出“教法、学法、做法是应当合一的”观点，并将“教学做合一”作为随后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的“校训”，并进行试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其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陶行知先生的多次阐述，“教学做合一”的主要含义有：1、“教学做合一”是以“做”为中心陶行知在1926年底发表《我们的信条》时明确指出；“教学做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事’，就是实际生活，教学做都要在‘必有事焉’上用功”①。这就凸显了“以事为中心”的思想。1927年11月，他在《教学做合一》的演讲中，进—步阐述了教学做三者的关系：“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②。这段论述中确定了“做”是教和学的中心，并作为“真教”与“实学”的标准。1929年11月，在湘湖师范教学做讨论会上答问时，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有两种含义：一是方法；二是生活的说明。作为方法，即“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作为生活的说明，即“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③。在生活中．实际上人人都在做，都在学，都在教，人人是先生，人人是学生。所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1931年8月，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文中，陶行知对教学做合—的外延与内涵作了更为全面、更为精到的概括；“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他明确指出；“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④“教学做合一”强调以“做”为中心，就是强调以“生活”为中心，是破除传统教育脱离生活实际的弊端。这不仅是方法的变革，更是内容的变革，在这里，内容与方法被打通了。2、“做”是“劳力上劳心”“做”既然这么重要，那我们对“做”的含义必须要有正确、透彻的理解。早在晓庄时期，陶行知对“做”有过解释。他说：“真正的做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这就阐明了“做”的含义。那么，什么叫“劳力上劳心”呢？陶行知先生说：“我们做一件事便要想到如何可以把这件事做好，如何运用书本，如何运用别人的经验，如何改造用得着的一切工具，使这件事做得最好。我们还要想到这事和别事的关系，想到这事和别事的相互影响。我们要从具体想到抽象，从我相想到共相，从片段想到系统。这都是在劳力上劳心的功夫。不如此，便不是在分力上劳心，便不是做。”⑤这段话包含了下列几层意思：第一，做好一件事，必须多想想如何运用好一切可以运用的“工具”。这“工具”可以是“书本”和“别人的经验”。陶行知先生反对死“啃”书木，“迷信”书本，“照搬照抄”书本，这样的教育只能教人“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成为“书呆子”。陶行知强调，书2本跟锄头、斧头、笔杆一样都是一种“工具”，既然是“工具”，不是拿来读读就行了，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运用”。第二，做好一件事，不能就事论事，孤立地进行，要想到“这事”和“别事”的关系，想到“这事”和“别事”的相互影响。这是要求我们在做事之先，要研究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这种联系和影响包含着事物的前因后果，掌握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就容易做好一件事。所以，这也是“劳心”要解决的问题。第三，做好一件事，还必须经过“从具体到抽象”、“从我相想到共相”、“从片段到系统”的思维加工过程，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以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如果遵循这一原则，那么人们虽然做的是一件件具体的事，获得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直接经验，但能“举—反三”，收到“三反”、“知万”之效。综上所述，“劳力上劳心”不是简单的动手干，而是包括复杂的思想活动；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放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思考问题。这种“做”包含着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3．“做”是“新价值之产生”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中，陶行知说：“‘做’是在劳力上劳心。因此，‘做’含有下列三种特征：（一）行动；（二）思想；（三）新价值之产生。”⑥“劳力”与“劳心”当然指的就是“行动”与“思想”，但其第三个特征不可忽略，即“新价值之产生”，这是教学做合一最重要的内涵。所谓“新价值之产生”，就是“发明”，就是“创造”。陶行知说：“由行动而发生思想，由思想产生新价值，这就是创造的过程。”在这里，“行动”是最重要的，“有行动的勇敢，才有真知识的收获”，因为行动必有困难，有了困难必得想方设法去解决，而困难之解决就是“新价值之产生”，也就是创造。陶行知先生还曾给“做”下了个宽泛的定义：“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奋斗，是探寻出路。”⑦而发明、创造则是“做”的目的。陶行知先生说；“做的最高境界是创造”，也即“新价值之产生”。这“新价值之产生”，不仅指物质层面的建树，也指精神层面的创获。所以，他认为“古今中外所发现第一流的真知灼见，就我所知，无一不是从做中得来”，因为“有行动才能得到知识，有知识才能创造”，所以他把它们形象地比喻为“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⑧。行动产生思想，行动创造价值。但这种思想价值还是为了指导新的行动，创造新的价值。这就是所谓“行以求知知更行”，反映了陶行知先生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观。4、“以教人者教己”生活教育理论主张：大众即是先生，大众都是同学，大众都是学生。换言之，在生活中，人人都在做，人人都在学，人人都在教。为使教学做更好的“合一”，使之成生活化的“教学法”，陶行知提了“以教人者教己”的观点，这反映了“教学做合一”中‘教”与“学”的新的意义：首先，做先生者须先做学生。陶行知列举了邵仲香先生教“纳税计算法”和潘—尘先生教“园艺”两个例子。邵仲香先生因为要教人计算纳税，所以就去收集种种材料，并把这些材料融会贯通起来，彻底弄明白，再教大家。这就是“用教大家的材料教自己”。潘一尘先生是向来没有学过园艺，既然要教园艺，他对园艺方面的知识便格外要学得清楚些，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断然是不可能的。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作为先生，“先教自己”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先生并非是“生而知之者”，都是“学而知之”的。而先生的学，并不是闭门造车式的自教自学，他应该是向社会生活学习，“跟大众学，跟小孩学，跟朋友学，也跟敌人学，跟大自然学，也跟大社会学，要学得专，也学得博”⑨。这揭示了教学活动的真3相，也揭示了生活教育的真谛，即互教互学。其次，“为学而学”不如“为教而学”。这是陶行知先生提出了一条最重要的学理，这个学理揭示了教学的动力机制问题。“为学而学”是学生的被动适应，是教学的放任自流；“为教而学”满足人们的“好为人师”的心理欲念，这种心理欲念可以使人“必须设身处地，努力使人明自；既要努力使人明白，自己便自然而然地格外明白了”。由心理需求产生一种动力，因而使“为教而学”有了实在的效力。这也可说是“教学做合一”的特征之一。二、“教学做合一”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教学做合一”贯穿于整个生活教育过程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教育思想。它不仅在我国现代教育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创新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做”为根本陶行知先生在生活教育理论中强调“教学做”三者合一，这并不是说，三者是并列的。“教学做”三者的合一是由重点的合一，这个重点就是以“做”为主，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陶行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⑩根据陶行知先生的这种思想，对于一个思想政治教育者来说，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不是单纯的说教，而应当为“做”，即想方设法，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帮助学生解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在“做”的实践中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当今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多元的背景下，学生的思想与行为的最大特点就是变化快、形式新。作为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前提是要了解当今社会的特点和学生思想的实际，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学生的思想变化特点和行为规律，创新教育方式，用学生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引导学生。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实效。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做”为根本，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始终把握实践原则。陶行知先生提出：“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11学生在校的实践活动很多，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能够亲身感受和体会实践活动带来的教育意义、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实践活动，都隐含着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教育过程，都展示着行为养成的实践教育效果。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评价，也应当以“做的效果”为标准。教育的最终效果必须体现在行动上，体现在对人的行为导向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正如陶行知先生指出：“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12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用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观点对其成员世家影响，使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形成符合社会的要求。2、思想政治教育要师生互动一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不强，学生对纯粹说教性的空话、大话和假话非常反感和强烈抵触，甚至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者产生一种虚伪的印象，从而大大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没有建立起一种民主性、开放性、互动性的教育关系。从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出发，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一种行为教育，一方面，对教育者而言，身教胜于言教，身教是一种不言之教。在与学生进行交流和交往的过程中，教师的言行能够对学生有一种直接的启迪和感染，从而潜移默化地熏陶学生。另一方面，对学生而言，学生应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自觉加强自我修养和自我教育，不必完全依赖教师的教育；实际上，学生在某些方面，如道德、理想、人格、品质等方面，并不一定比教师差。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师生同为教育主体。这就是陶行知先生倡导的新型师生关系：“先生与学生4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儿童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师生关系，学生在政治理想、道德修养、人格魅力等方面并不一定比教师差。所以在真正的“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同为主体、互为师生、共同进步。第三，学生应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是完全依靠教师的教，而是自觉地增强自身的修养，砥砺个人的品行，从而达到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目的。达到陶行知新生所倡导的“教学做合一”的师生关系：“广义的教育观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儿童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133、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要真实陶行知先生说，要在做中学。也就是说，我们要学做什么事，就必须在什么事的真实环境中学，“比如种田这件事，是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游水也是如此。游水是在水里做的事，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再进一步说，关于种稻的讲解，不是为讲解而讲解，乃是为种稻而讲解；关于种稻的看书。”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