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临近一年一度的12.9，而我也才完成对蒋廷黻先生学术著作《中国近代史》的阅读。读罢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而倍感沉重。一为蒋先生治学研究之精细严谨；二为先生对历史的剖析独辟蹊径，能层层深入挖掘历史的本真；三为我中国近代史之种种偶有柳暗花明又时感心痛悲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却贯穿了中国19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到20世纪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的历史。字字珠玑，却不疏漏任何史实，对历史的评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蒋廷黻，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一户薄有田产的农家。1965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沈渭滨在前言中这样评价他：他的研究，注重史料，但他不仅没有胡适那样的考据癖，而且不愿意将历史写成材料的堆砌。这本被他称作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的深入浅出，好看耐读。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而我在读完此书后，对于初高中学习到的浅显的知识又有了新的、全面的认识。一.对于真实的历史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蒋先生最让我敬佩的一点是他对国民性的剖析，有很多鞭辟入里之词，发人之所未发或不敢发。我们学习历史，就应如此，绝不应囿于教科书上的只言片语，应有更深入的思考。感触最深的就是对李鸿章和林则徐的认知的改变。先说说李鸿章，在以前的学习中，教科书将他批判成投降派，李鸿章一生中最令人诟病的便是他签订的《马关条约》，曾经清大臣第一人的李中堂从此成了涣散中华民族精神的卖国贼、苟且偷生的小人。李鸿章的一生满是悲壮和凄凉的，他以外交能手自负，却无法改变大清国被动外交，遭遇割地赔款的局面。最终，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他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他是大清帝国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说他是“再造玄黄之人”;他被西方誉为“东方伸斯麦”，与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格兰特并称十九世纪三伟人。李鸿章是洋务运动四大领袖人物里面办实事最多的人。他认识到西洋文化的先进性，那时清王朝和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关系已经紧张，各国对满清虎视眈眈，他曾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主办的洋务中有500多个中国第一，200多个亚洲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多项事业的开山鼻祖。他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数不胜数。他也是个有高瞻远瞩的人，他是清廷第一个提出防日战略的人。他曾大声呐喊：奋起护我“蓝色疆土”，大中华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都不容外敌觊觎。他曾系统提出防范日本及其他西方列强。李鸿章若生于盛世，必流芳百世，可惜他生于乱世，虽也大有作为，但仍遗臭万年。用“生不逢时”四个字来形容李鸿章的一生再合适不过。铮铮铁骨，满腔爱国情怀，大力改革后仍要接受丧权辱国的局面，那种心情，当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李鸿章说到底是满清重臣，他无力摆脱这沉重包袱。当时的清朝积重难返，李鸿章扛起晚清半边天，每次承担的都是帝国最不堪之事，难怪梁启超后来说：“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又来说说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在常人来看，林则徐是近代中华民族的人民英雄，他以虎门硝烟的大气魄以及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深远眼光，让他成为千万国人心中敬佩的对象。林则徐，实际也有两面。一面是名族之英雄，护国之能臣，铁面无私、自发毒誓：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在蒋看来：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源。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这是他的私函，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蒋廷黻先生认为: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二.我们不应仅孚于表象蒋先生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中国近代史进程的条理分析得透彻并见解独到。让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新的认识。教科书上总说，中国近代史的耻辱是更源于制度的落后。但我总不明白，制度的落后究竟怎样导致了一个传统大国近百年的屈辱。读完本书后我才逐渐清晰。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但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舆论的指摘，默而不言。而统治阶级确还想着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嵩焘的命运可以更加看得清楚。书中记载，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无特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有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自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士。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郭氏作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先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光绪元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我们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为何康有为等人选择拥君立宪而不是暴力革命。三.牢记历史，勇于前行蒋廷黻先生曾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的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名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这句话是本书的主线，四个问号更是他对近代中国的期盼，这振聋发聩的反问，问醒了多少沉睡的中国人！这也是近代中国和日本的真实写照。同样闭关锁国，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大门，一个奋发图强，改革立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一个麻木不仁，妄尊自大，继续封建主义的老路。而结果就是在54年后一个扬武扬威迎接胜利，一个灰头土脸忍受失败。而这也是近代百年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命运迥然的直接原因。蒋先生在书中写到:“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一寸光阴一寸金，对于个人如此，对于整个国家更是干旱季节需要的雨水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小试牛刀的几个大臣首先对西方的科学军事技能还不了解，只是任凭自己想象做事。而是时代所牵制。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第二次改革，这次改革的宗旨是由外在的改变硬件转为内在的变更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他严重动摇了根深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义和团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义和团运动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终于，孙中山出场了。他领导的三民主主义和革命战略拯救了中国。古老的中国终于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走进了世界近代史的行列之中。不管是哪一次改革，无论胜败，事出必有因。出了以上的原因，与领导者的胆识与目光无不有极大关系。自强运动总的曾李左就差在自身的对西方科学的局限性，而康梁虽然搬出了老祖宗孔子也难逃中国根深帝国的王朝命运，义和团说白了就是一群愤青在捣乱有勇无谋。而如了解中山先生的人生经历就知道，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而即使现在，中国已经跨入世界强国之列，但要完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还应学习历史，了解历史，铭记历史，从滚滚历史洪流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牢记历史，勇于前行。四．青年人的使命明天就是十二月九日。青年人，从来承担着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他们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1935年12月9日，清华女生陆璀在西直门外进行抗日演讲，这一场景的照片被邹韬奋选为当期《大众生活》的封面。于是少女瘦弱的身影与她决然的目光一起随着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传遍大江南北。1945年1月1日，12万青年远征军应征入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