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博士申请总结

展开导航2015美国社会学博士申请总结张跃然｜2015-05-160421-560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写了这篇申请总结。其中的目的，一是给自己的本科生涯有个交待，二是因为近年来打算申请美国社会学PhD的中国学生不断增多，我也希望能将我这几年学术摸索道路中的一些思考和申请经验分享给以后的申请人。客观地说，凭借美国本科的背景，我在所受的学术训练上和申请的具体过程中都占了很多白来的便宜，让我扪心有愧。但也正因为我的背景，我在申请中得以接触到了很多宝贵信息，相信也能稍微缓解后来者在申请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近几年的趋势看，来自中国的社会学PhD申请人在背景构成上越发复杂，从地理位置上说，从大陆申、香港申、美国申的都有，从时间节点上说，本科毕业申、硕士毕业申、工作几年再申的也都常见，此间排列组合，又有无数可能。而我在这篇总结里想做到的，是超越我具体的背景，从我的学术经历和申请过程中挖掘出一些更有普适性的感悟、体会和建议。其中说得对或不对的，欢迎大家吐槽、拍砖。此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我的申请结果和背景条件。第二部分结合我过去的学术经历，分享了一些我对“做学术”这件事的初步认识和体会。第三部分是对美国主要的一些社会学顶尖PhD项目的鸟瞰式介绍，具体包括录取了我的八个学校，外加杜克和UNC（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第四部分谈谈我对申请准备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一、申请结果和基本概况录取：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均为社会学博士项目）拒绝：无中止申请：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经济社会学博士项目（在拿到哈佛的录取之后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不会去MIT了，所以决定撤回申请）教育背景：国内高中毕业；杜克大学本科（社会学+数学专业，物理辅修），大四直接申请；14年暑假在密歇根大学参加ICPSR定量研究培训项目，上了四门课（回归分析、最大似然估计、结构方程模型、因果推断）且有成绩GPA：3.93GRE：阅读167+数学170+写作5.5研究兴趣：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经历：1）最主要的是一个独立完成的田野研究，论文在两个学术会议的panel上口头报告过，其中一个panel由VivianaZelizer在14年美国社会学会（ASA）年会上组织并担任评议人（我的论文能进这个panel属于撞大运），这个研究后来也被我用作申请材料中的写作样本（writingsample）；2）作为第一作者和我的导师高柏教授合写过一篇中文评论文章，发表在《社会》2014年第一期；3）另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定量研究，只在一位教授的推荐信里提到。推荐信：三封都来自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正教授。我个人猜测，站在录取委员会的角度，看过我的这份申请材料后大概会有如下感觉：一是比较全面没有短板；二是定量背景较强但以后想做比较历史，这里面内在的矛盾和张力比较吸引眼球；三是研究经历比较突出、写作样本也挑不出大纰漏；四是个人陈述写得较为动人（后面会说到）。二、本科学术经历回顾本科的第一个学期，我误打误撞地选了“社会学导论”，而那门课对我三观的颠覆是革命性的。记得开学的第一节课，老师抛出了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社会里养育孩子的责任由家庭和学校共同承担，而不是完全让每个家庭自己教育孩子，或是像斯巴达人一样把所有孩子都交出去集中抚养？婚姻制度为什么会存在？我们每天见面为什么要说“Howareyou”？之后的几堂课上，他带领我们用各种理论视角来分析这些问题。此间的震撼之处在于，这些看起来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事物，之前我从来没有把它们当作问题。如果说这门课教给了我什么道理，那么就是：所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比如学校、婚姻），都是在过去的社会发展中经历了无数变迁、在各种社会力量不断的碰撞和妥协之下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所有那些让我们觉得天然正当的观念（比如“公平正义”、“男女有别”），都是这个社会用一整套复杂的机制在我们脑海中不断强化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建构”。而社会学的意义，就在于挑战一切“理所当然”、在所有的社会现象背后问个“问什么”。这对于一个刚走出高中校门，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而又充满好奇的大一学生来说，实在太吸引人了。而另外一个促使我选择将社会学当作专业的因素是，在刚刚走出信息高墙之后的第一年里，我经历了巨大的“信息地震”。那时的我力图像海绵一样拼命吸收所有貌似在墙内得不到的信息，在推特上关注了许多维权律师、民运人士、宪政学者。虽然我那时所秉持的政治价值观在今天来看有些无脑（这并不是说今天的我对社会现实不持批判态度，只是自认为批判的段位大有提高），但这些信息来源大大拓展了我对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和复杂性的认识。而在那时的我看来，社会学就是帮助我深入理解这些阴暗面和复杂性的最好工具。而在学习社会学、或者说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科学的这几年里，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对自己的认知和定位正在逐渐向一个真正的“社科学人”、或者说“严肃知识分子”的方向靠拢。这种变化的具体内涵，大概可以归结为两个维度：学术品位和问题意识的形成、基本研究能力的培养。学术品位和问题意识的形成所谓“学术品位”或者“问题意识”，其实就是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样的研究能让自己发自内心地激动不已、血脉贲张？什么样的问题能点燃自己饥渴的研究欲望？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学者对自身的身份定位的基本组成部分。确定了这一点，也就确定了自己搞学术究竟是为了什么，也就有条件让自己在纯粹的学术热情支撑下渡过许多难关。我第一次感觉到“学术品位”问题的重要，是大二上学期在上社会学研究方法课的时候。那个课上我们读了一堆在我看来十分无聊的研究：一个人的容貌如何影响其社会流动性、什么样的夫妇容易离婚、中学里的性关系网络是怎么形成的，等等（我不是说这些研究没有意义，但只不过不是我的菜）。当时的我感受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局限：社会学就是做这些小鼻子小眼的东西吗？我还学它干什么？难道就没有些更大、更有意义的问题可做？带着这些问题，我去求教了我的专业导师高柏教授（高老师在这几年里对我帮助极大、影响深远，后面还会讲到）：今天的社会学界到底还做不做那种“大”问题？在高老师建议下，我去看了他写的两本著作：一本讲日本在二战后三十年的经济政策制定，是如何秉承“发展主义”的精神内核、根据不同的外部局势而调整具体的政策工具；另一本讲支撑日本二战后三十年经济腾飞的经济制度框架，是如何在80年代初世界经济环境剧变后反而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阻力。当时我不知道这就叫“比较历史社会学”，也不知道这样的研究问题在日后会成为我的真爱，但在当时，这两本书对我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看吧，社会学里有人研究那些不小鼻子小眼的问题，而且还能研究得好——概念逻辑清晰、经验分析扎实。当时的我，在看新闻的时候会特别关注像强拆、上访、罢工、邻避运动这样的消息，因此对广义上的“抗争性政治”很感兴趣，也看了大量的应星、于建嵘、李静君（政见团队曾对李老师做过访谈）以至于CharlesTilly（仅限于他社会运动方面的工作）、DougMcAdam、赵鼎新等学者的作品。但渐渐我就发现，其实我所感兴趣的，并不是“集体行动如何动员”、“什么决定了抗争事件的成与败”这样“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抗争性政治背后反映的更加深刻的社会走向是什么。换句话说，我感兴趣的并不是抗争性政治本身，而是抗争性政治背后的国家-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同时和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干预行为密切相关——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元问题”。从那时候起，一种模糊的感觉开始出现：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在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交界地带，是在“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上。而这种感觉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政见团队给了我许许多多拓展眼界的机会。而就在我问题意识开始形成的关键时期，我遇到了另外一位对我影响甚巨的老师——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沈爷反复主张，社会学工作者要去抓住那些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沈爷眼中的“真问题”，在我看来有两层含义：一是那些和中国社会发展命脉直接相关的大问题、那些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最为重要的问题；二是要以批判的精神关注社会现实中的阴暗面、为弱势群体发声，努力做到speaktruthtopower。而“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无疑就是这样的“真问题”。而对我而言，这一领域的另外一层激动人心之处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永远有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可能。对于有些领域来说，基本的理论框架已经形成，再往后的研究只有些小修小补的意义，要做出颠覆性的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但针对“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研究，因为研究问题本身往往格局宏大，总能直指社会科学中最为核心的基本概念、和学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重要理论讨论对上话，因此往往能加深我们对于最根本的理论问题的理解。正因为此，这一领域也不易出现那种仅仅验证或证伪常识的无聊研究。而对于这样的研究问题，必然有一种特定的研究取径与其搭配。“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往往要在历史语境下才能看清楚，需把时间维度加进来，考察经济制度、政治格局、社会结构随着时间推移如何发展、互动；同时，这样宏大的问题，通常也不是讨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能讨论明白的，总是需要显在的或隐含的多案例比较。而比较历史社会学，提供的恰恰就是这样一条研究取径（政见团队介绍过的两个和政治转型有关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开始搜集、阅读比较历史社会学家们的著作，既包括老一辈的BarringtonMoore、ThedaSkocpol、CharlesTilly（他在“现代国家的形成”方面的工作）等人，也包括晚近的FrankDobbin、MonicaPrasad、GretaKrippner、MarionFourcade、AndreasWimmer等等。这些研究看得越多，我越是确信：自己想做的，就是这样的研究——我还记得，在阅读MonicaPrasad的TheLandofTooMuch一书（政见曾介绍过这一研究）时，那种全程屏住呼吸、心跳加速的巅峰体验，掩卷之后不仅叹道：要是能做出这样的研究，死也值了！这些研究不仅让我体验到了智识上的极大愉悦，也帮我树立了信心：看吧，当代社会学界有这么多人都在做我感兴趣的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工作确实能受到主流学界的认可。当然，在比较历史社会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研究风格。有些学者追求逻辑上的严谨和精确，一定要在历史叙事中挖出一丝不乱的逻辑线来；而有些学者更尊重历史的混沌性和随机性，倾向于保留历史叙事的复杂原貌而不进行过度抽象。我个人似乎更像是追求逻辑清晰的那一款，而这真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在我阅读那些顶级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时，常常把自己想象成研究者本人，体会她们是如何一步步把一个研究做到呈现在我眼前的样子的。而在这过程中，我能深刻感到，做出好的比较历史研究是一件多么富有挑战的事情：首先，得在浩如烟海、极易让人迷失的历史档案中把历史叙事搞清楚；其次，要对历史叙事进行概念层面的抽象，建立清晰的分析框架，捋出深层的历史机制；最后，还得把分析框架上升到理论层面、和社会科学中最为核心的“母题”对上话，从而阐明研究工作的理论洞见为何。这一过程，实在太难，而这种难度，也恰恰是比较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回顾自己学术品位和问题意识渐渐形成的过程，很让我庆幸的一点在于，整个过程不是由某些具体的研究经历主导的，而是自己相对独立地阅读、观察、思考的结果。大部分社科学生在本科、硕士阶段的研究经历中，研究些什么问题、研究做成什么样子，往往极大地受现实条件限制，甚至常常是由机缘巧合的偶然因素决定的（我本人就是）。如果被这些具体的研究经历限制了未来的研究兴趣，实在是太过遗憾。我真正怀有热情想做的研究，在本科阶段从未做过；而我在本科阶段所做过的研究，让我对“什么叫做学术研究”有了理解，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但并未直接反映在我今后的研究兴趣上。讽刺的是，在我自身的学术品位和问题意识渐渐明晰之后，我反而对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取向有了更大的包容心。那些原来让我觉得“无聊”的研究，我依然还是会觉得无聊，但我并不会因为自己觉得无聊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