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质疑事件

方舟子质疑事件质疑对象指出现象崔永元2013年年底，方舟子和崔永元两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展开了争论，随后，方舟子对其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的崔永元公益基金提出质疑，2014年7日北京市民政局在微博公开对方舟子举报信的回复，称北京市民政局不具有对崔永元公益基金的管理权限，并建议举报人向民政部进行反映。[8-9]“中国雨人”周玮2014年1月，方舟子认为擅长速算的智障青年周玮是骗子，其速算答案是背的。[10]但是据专家组介绍，他们给周玮心算的题目类型有很多，包括多位数乘法、乘方运算、开方运算等。方舟子提出的“让他开个3次、4次方”这类运算也测试了，结果周玮都能算出来。除了心算测试，专家组还给周玮做了记忆力测试，发现他的记忆力并没有超出常人。这就间接证明了：他不是靠记诵答案来答题的。[11]台湾艺人林志颖2013年11月，方舟子对林志颖声称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是他本人带领团队研发一事提出质疑，认为该产品林志颖团队自己研发，并认为林志颖自称“Dr.Lin、林博士”是欺诈行为。[12]“神仙”李一2010年7月，方舟子在微博上首先揭露“神仙”李一表演的“神通”有假，其养生班有骗财骗色的嫌疑，并涉及到一大批被认为是李一弟子的名人。杀毒软件360方舟子质疑，360安全浏览器根本不安全，在使用过程中会收集用户大量隐私，并且被媒体屡次曝光产品缺陷问题。[13]“打工皇帝”唐骏方舟子质疑唐骏学历造假。他指出：“一、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系校友名单中没有此人。二、美国大学博士论文数据库中找不到此人的论文。”[14]医生肖传国方舟子认为肖传国在简历中存在多处造假和夸大现象，例如将“临床副教授”称为“副教授”、将学术会议的文章摘要当成是学术论文、虚称获得“国际神经泌外最高奖”等。[15]后肖传国以方舟子撰文污蔑“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名誉权”为由告上法庭，最终方舟子败诉并被法院强制执行赔偿。[16]媒体人吴征方舟子认为吴征就读的巴林顿大学是“克莱登大学”。[17]IT人李开复方舟子批评李开复在简历中拔高自己，将自己称为是“卡内基美隆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实际上其只是获得助理教授的聘任意向，真实的工作职位是“研究计算机科学家”、夸大自己在微软中的重要性、未曾有一天在乔布斯身边工作，却自称是乔布斯的学生、虚称和奥巴马是同学等。[18-19]作家韩寒方舟子认为韩寒的作品是别人代写的，并且韩寒在身高上造假，使用了增高鞋和假发。[20-21]但是部分网友认为韩寒身高没有造假，认为方舟子“无理取闹”。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也参与了韩寒身高之争，认为方舟子此说法不合理。有网友直言方舟子看不出那球杆是斜的，微博网友大部分认为方舟子如此费尽周折“打假”太无厘头。[22]作家蒋方舟方舟子称蒋方舟九岁时出版的散文集中存在母亲为其代笔的问题。[23]针对前方舟子的“代笔质疑”，蒋方舟则称自己从十几岁起就遭到外界怀疑，让时间证明一切。[24]节目主持人乐嘉方舟子称乐嘉的“性格色彩学”剽窃了美国人TalorHartman的“性格密码”学说，而且乐嘉的母校阿姆斯壮大学是野鸡学校。[25]癌症女孩鲁若晴方舟子质疑鲁若晴微博是否由本人维护，其背后是否有一个策划团队。[26]但是2012年5月27日，央视正式报道鲁若晴事件，证明没有营销团队，没有炒作，没有募捐，所有微博都是她带病所写。[27]2013年9月19日，鲁若晴离世。[26]但方舟子从未为此进行道歉。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2009年10月，方舟子称杨玉良虚称自己获得联邦德国Leibniz大奖，而实际上获奖的是HansWolfgangSpiess，杨玉良只是Spiess教授研究组中的博士后。[28]清华大学施一公方舟子在2008年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举报说，施一公在申请2008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时涉嫌造假。施一公所获得的“极高荣誉”非常廉价，并且施一公在《自然》发表的论文有充数之嫌。[29-30]蒙牛特仑苏2007年4月，方舟子在“新语丝”披露，蒙牛特仑苏OMP牛奶添加的“造骨牛奶蛋白”实际上是国外研究很多的一种生长因子IGF-1，不仅不能造骨，还有致癌风险。后来国家质检总局下文认为OMP是不允许添加的添加剂。[31]原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辉2005年11月，方舟子在“新语丝”首次披露，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刘辉学术造假。凭借“刘辉事件”，方舟子掀起了一股学术打假狂澜。[32]2006年，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教授涉嫌学术造假被解聘。[33]学者于建嵘2005年10月8日，新语丝网站当日的“新到资料”头条发表了一篇署名“严晋”的文章，对于建嵘提出五点质疑。次日，新语丝刊登了于建嵘的答复文章，回应了五点质疑，该文加上了方舟子的按语，之后新语丝又发表了两篇质疑和批评于建嵘的文章，其中一篇加上了方舟子的按语。18日，方舟子登出于建嵘的道歉信，但方舟子认为于的解释并不能自圆其说，认为于是“一位敢做不敢当的懦夫”,[34]两人之后再媒体上掀起骂战，最终不了了之，有媒体认为结局是两败俱伤。[35]南京大学学生朱涵2004年3月初，媒体报道称，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生朱涵发表了10篇学术论文，其中有8篇论文是发表在SCI上。方舟子认为：朱涵的论文通讯作者是其父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朱建阳，因此朱涵是“沾老爹的光，老爹发表论文时把儿子的名字顺便也写上”。[36-37]但是朱涵的回应对方舟子的言论予以否认，事件至今没有结果。[38]核酸营养品2001年1月，方舟子发文揭露，当时国内流行的珍奥核酸等“核酸营养品”不仅没有保健作用，还会有副作用，掀起轩然大波，珍奥核酸组织“专家”开研讨会、听证会与方舟子叫板。在媒体热炒后，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珍奥核酸做虚假宣传。[31]“基因皇后”陈晓宁2000年9月，方舟子称陈晓宁只是一家私营机构的技术人员，虽然兼任加州大学（UCLA）医学院的“附属副教授（AdjunctAssociateProfessor）”，但这些都是挂名的职务，既不是“博士”，也不是“加州大学教授”。[39]但是陈晓宁对此也进行了辩解，称方舟子以“打假”名义栽赃。[40]提倡，指倡导、提议，指出事物的优点，让大家使用或实行，侧重于引导、带头使用或实行。提议，倡导，希望大家去做告别方舟子式打假需要制度打假归位2012年06月25日05:03来源：成都商报字号:T|T8人参与03条评论0打印转发□付克友成都商报评论员“打假斗士”方舟子正在面临一场“红与黑”的形象危机。如今论坛、微博上“挺方”和“反方”的攻讦已经触目惊心，从言语上的羞辱，过激手法的互相指摘，已经逐渐演变成现实世界中的约架和人身威胁。最新的《南方周末》以重磅版面，回头省视方舟子如何炼成、怎样参与到网络辩论方法的塑造之中，来检讨当下互联网上群体撕裂的现状。这种社会撕裂现象，是一个值得警醒的信号：也许是时候和方舟子独行侠式打假说再见了，回归制度打假轨道才是打假事业的正途，也才能弥合社会撕裂的伤口。方舟子式打假，本质是一种私人打假。在假冒伪劣，特别是学术造假现象屡现的背景下，方舟子扮演了一个疾“假”如仇的角色，并在四面树敌中塑造了他个人英雄主义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相关打假制度的缺位，是方舟子式打假的生存土壤。或者说，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成就了今日的方舟子。在那些打假制度完备且能有效运行的社会，尽管也可能有“方舟子”，但他们不过是对相关制度查漏补缺的补充。而在我们这里，方舟子式打假，却多少成为打假制度缺位之后的替代。很多人相信，中国需要方舟子，中国不能没有方舟子，可谓“天降大任于斯人”。正如有人赞方舟子“少侠下山，劲风扑面”，因为对假伪劣的惩治缺乏制度的有效支撑，所以公众容易对替天行道的侠客赋予厚望。这是方舟子不能承受之重———怎能指望一个私人打假者来完成制度打假的使命？方舟子现象告诉我们的，也许恰恰不是方舟子多么重要，而是缺位的相关打假制度有多么重要。事实上，方舟子式打假正在成为一个值得忧虑的现象。因为私人打假，对于“假”缺乏公正权威的鉴别机制和惩罚机制。对于“假”的鉴别，严重依赖于打假者个人，等于举报者、裁判集于一身，难免有私设公堂之嫌，也难免有个人好恶和认知局限。至于对“假”的惩罚，也严重依赖于打假者的个人影响。因为缺乏制度性支撑，造假者未必受到真正惩罚，于是假似乎越打越多，方舟子越打越忙，该打的打不完，甚至也打不了。反过来说，也正因为没有制度性保障，私人打假难免产生冤假错案，不该打的也打了，而且还很难申冤昭雪，得到公平救济。在公众对“假”同仇敌忾的一片喊打声中，被“打”者百口莫辩。私人打假者的影响力越大，往往意味着其“合法伤害权”也就越大。这对含冤者显失社会公正。我们总不能说，那些含冤者应该打掉牙往肚里吞，为全社会的打假事业高风亮节地做出牺牲。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你说他该打，我说他很冤，社会撕裂在所难免。很多人相信，私人打假与制度建设并行不悖，并且曾经对方舟子寄予厚望，希望他利用自身影响力推进相关打假制度尤其是学术打假制度的建立。然而，这恐怕是一厢情愿，方舟子本身并没有义务来完成这个使命。如今，互联网上的撕裂现象，也许并非坏事，它至少告诉我们，私人打假是靠不住的，必须回归制度打假的轨道。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不再需要方舟子，而只是说方舟子式打假可以休矣。事实上，只有在有效的打假制度轨道上，方舟子们才能更好地发挥“啄木鸟”功能。从海外中文网络社区的元老，到科普作家，又到职业打假斗士，方舟子的社会角色已历经几番嬗变，没有改变的是他高昂的劲头和不依不饶的性情；不过，自从他妻子学位论文的抄袭丑闻被揭露之后，他的心态似乎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不仅举止失态，打假对象也已从学术界和权力层转向了与他有过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社会名人。特别是之前针对罗永浩的行动，纯粹起于私人恩怨，而且在毫无事实线索的情况下草率发动，结果也没抓到对方把柄，只好不了了之；本来这件事情已将他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幸好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个目标，而韩寒又恰好是罗永浩的朋友，符合他近来选择目标的口味，于是焦点很快就被转移了。方舟子的打假行动，对公众究竟有没有价值，历来争议不休，一方面，他确实揭露了许多抄袭、剽窃、夸大学术经历或研究成果的造假丑闻，对净化学术界起了正面作用，也为关心某些领域真相的人们提供了另一个信息来源。“方舟子式”打假价值而另一方面，许多人也指出，他在进行质疑时，对证据材料的选择和采信常常是片面的，推理过程经常是草率的，甚至违背基本的逻辑常识，判断经常是基于预设立场的，并且常把不可靠的判断当作铁板钉钉不容置疑的信条而加以无限制演绎，而同时很少顾及相反证据，也不愿听取基于相同证据而做出的替代分析，反而将一切反对意见斥为伪科学或帮凶之类。其实，这两方面的观感是可以同时成立的，因为两者并不矛盾，这也是另一个例子，表明推进了某项公共事业、为公众带来某些好处的人，未必是一个在智慧、品质和能力等方面符合他们所期望水平的人，甚至不必是一个心怀善意的人，他可能很偏狭，缺乏理性与科学精神，也没有造福公众的理想，但在客观上却导致了某些可欲事态的出现，果若如此，我们何必要求更多呢？诚然，由于缺乏听取反面证据的开放心态，缺少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因果分析能力，以及对既有信念保持审慎怀疑和进行自我反思的习惯，等等这些常被概括于所谓科学精神之中的品质，方舟子的打假行动很难说是遵循科学界标准的，如同他的科普写作一样，对于示范和传播科学精神恐怕不会有多大益处。但是，传播科学精神只是诸多公共事业之一，他做不到做不好，别人不妨来做，揭露造假作弊同样有其公共价值，他在证据选择、因果分析和逻辑上的缺陷，尽管会妨碍其打假的质量、效果和命中率，但这不是什么值得紧张的事情，他的行动价值主要在于花力气收集早期线索，并且有勇气将问题推上台面，而最终结果，要么在法庭上解决，要么更多的由听众自己做出判断。只要讨论空间是开放的，在他发动案例之后，自然会引来许多质量更高的分析，也会刺激相反的证据浮出水面，当事人也有机会做出辩解，这些都是听众据以判断的信息，当然有些人会因为偏听他这一方而被误导，但容易偏听偏信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会被误导，有没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