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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理论浅说—近代中国八大翻译家1.严复的“信达雅”2.鲁迅的直译3.林语堂的美学4.郭沫若的创作论5.朱光潜的艺术论6.傅雷的神似7.钱钟书的化境8.许渊冲的竞赛论1严复信达雅(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elegance)2鲁迅宁信而不顺(Ratherbefaithfulthansmooth.)Luhastranslated&introduced200worksby100authorsfrom14countries,halfofwhichareinRussian.Thefirstperiod:(1903---1919)WhilehewasinJapan.in1903年凡尔纳的著名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雨果的《随见录》中的《哀尘》以及编译的《斯巴达之魂》。In1907,《红星佚史》cooperatedwithZhouzuoren.In1909,《域外小说集》“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的思想鲁迅先生主张翻译“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反对顺而不信。鲁迅所主张的“宁信而不顺”中的“不顺”,就是在翻译时,“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而“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异化的翻译理论,其实,韦努蒂早在1986年在其发表于Criticism28(Spring)的一篇名为“TheTranslator’Invisibil时”的论文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异化翻译”的概念(参见Robinson,1997:97).但这个概念真正产生国际影响是在其名作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于1995年出版之后。另外,补充一点,我国传统译论中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的“异化翻译”概念或提法,但其中并不缺乏“异化翻译”思想。追溯起来,唐玄奘的“五不翻”之说已经有明显的“异化翻译”思想雏形。玄奘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异化翻译”进行归纳和理论总结的入。宋初高僧赞宁的“六例”说(详见王宏印,2003:78—91;陈福康,2000:38--42),则“大大地推进了玄奘的‘五不翻’理论”(王宏印,2003:80),可以说,赞宁发展了玄奘的古典“异化翻译”思想。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之说(详见王秉钦:2004:110—127)在现代意义上与“异化翻译”理论有诸多类似。概括起来,我国传统译论中的异化翻译思想有如下内涵:1)作为翻译方法,其内容包括a)音译,b)直译,c)保存句法形式;2)作为文化策略,其内容包括a)保证佛典的准确、庄严和神秘,b)丰富汉语语汇,引进新的表达法;c)医治国人“脑筋糊涂”的毛病(即“改造国民性”);3)作为文化理念,它含有一的文化“精英主义”意识(参看本文注释2)。其实鲁迅的“异化翻译”思想中也含有一定的文化“精英主义”意识,如,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中将中国的译文读者分为三类.并主张对不同的读者要有不同的译文:“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范围之外……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主张‘宁信而不顺’的……我还以为即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丰富起来”。鲁迅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其中还是难免有些文化“精英主义”意识,即异化翻译的读者主要是少数文化精英。这与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中的文化“精英主义”意识有些类似。但韦努蒂比较极端.而鲁迅则灵活、现实得多,因为他完全注意到了“乙类”读者的重要性。“差延”是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解构主义认为,任何符号都有一种基本的不完备性,即其所指意义并不能被直接把握,而且,一个符号的意义总需要别的符号形式来解释,而解释本身依靠的也是符号形式,这便又引起另一重解释。依次类推,就产生了德里达所谓的“差延”(differance),即“差异”和“延宕”现象。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总是在拖延之中,并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或原始完满的解释时刻。德里达把符号看作是“印记”(trace),符号的意义只能存在于自我差异之中,即永远的“差延”之中。“差延”是符号意义的存在方式,是“自性”(identitie)与“他性”(alteritie)的结合。例如,“僧敲月下门”,“敲”的含义只有在“推”、“开”、“撞”、“踢”等等可能符号的意义差异中被我们基本感知到。也就是说,“敲”这个字不过是个“印记”而已,它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在这里.出现的和没有出现的意义,都表现在同一符号里。但随后曾受到多方批评、指责和冷落.甚至当提倡进行建立中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的尝试时,人们也未对鲁迅的翻译理论给予应有的适当的考虑.其实,中国翻译理论从来就是在不同意见的争鸣辩论中发展的.最近,随着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解构主义理论的介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鲁迅翻译理论的价值.鲁迅译论主要包括:翻译应为本民族的事业服务,异化的翻译策略有利于民族文化的重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有一个文化定位的问题;通顺的译文有可能导致知识的虚伪,迎合本土最易被接受的保守思维定式.鲁迅在那个时代就已敏锐地觉察到现代解构主义提出的问题.一些针对鲁迅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批评,不但有失公允,而且未能理解鲁迅所提出观点的深刻含义.3傅雷神似(SpiritResemblance)傅雷(1908-1966),别名怒庵,上海人,一代翻译巨匠。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污辱,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1.选材的标准。傅雷在选择原文时,首先考虑的是选择具有时代精神,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及读者需要的作品。2.理解、表达与读者。傅雷认为,要忠实读者必须忠实于原著。如何做到忠实原作主要应做到两点:第一,理解要“化为我有”。傅雷认为,首先要“事先熟读原著,不厌其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译”。第二,表达要“传神达意”。傅雷曾说过:“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如何做到“传神达意”应该做到以下三点:(1)进行中文写作。傅雷曾说过:“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2)务必反复修改。傅雷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座右铭,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他认为,“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文字工作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3)重视译文其它附件部分,诸如索引、后记、注解和译文序等对于“传神达意”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内容和形式。3.美学观——“神”与“形”的和谐(1)“重神似不重形似”。“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中国古典美学运用于翻译理论,借助绘画和诗文领域里的“形神论”来探讨文学翻译的艺术问题。傅雷说过:“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住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意在强调神似,不是说可以置形式不顾,更不是主张不要形式。”,“神”依附于“形”,而“形”是“神”的外壳,“形”与“神”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形”与“神”的轻与重,是无法用二八分或三七开来衡量的。(2)“神”与“形”的和谐源于译者的再创造。傅雷曾指出:“译书的标准应该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傅雷还提倡,再创造的“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纯粹之中文”就是中国规范语文。但当时新文化所推崇的白话文仍处于有待完善的阶段,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只能达意,不能传情”不足以表达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为了再现原作生动的内容、时空的差异和语境的不同,傅雷认为,“非杂糅各地方言不可”,不妨使用“旧小说套语”和“文言”,关键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致破碎”。傅雷创造性地采取了在白话文中加入方言、行话、文言和“旧小说套语”等办法来转达原文的风格和“神韵”,使之“水乳交融,语言流畅”。(3)“神似”与“形似”和谐体现中西美学之精髓。:“任何艺术品都有一部分含蓄的东西,在文学上叫做言有尽而意无穷,西方人所谓的betweenlines(弦外之音)。作者不可能把心中的感受写尽,他给人的启示往往有些还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神似”与“形似”的和谐的实质在于,既表达出语言的“确定点”——“显形”,又表达出语言的“未定点”——“隐形”,使之既传神又达意。4钱钟书化境(sublimation)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化境”说,不仅与奈达的动态对等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和译学理论的研究走出“沉寂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Besiegedcity5许渊冲竞赛论(rivalry)许渊冲的翻译理论,可概括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许渊冲的观点与传统翻译观念有极大差异,引发了译界争论.许渊冲的重大贡献恰恰在于他的创新精神.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翻译家——许渊冲(1999年初,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南昌、桂林等地十位文学教授提名许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99年7月16日《中国信息报》发表了《许渊冲与诺贝尔文学奖》署名文章。)2000年4月中旬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曾连续两天(8次)播放了采访许渊冲的专题片,这对国人了解他的治学、为人,了解他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进程中所做的特殊贡献起到了推动的作用。2001年10月15日由欧美同学会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通向未来语言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起并主办的“中西文化交流——许渊冲学术思想与成就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该会引起了中外媒体的极大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多家新闻媒体对会议进行了综合报道。来自英、美、法等国及国内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负责人100多人出席了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已汇集为《文化丝路织思》一书,该书已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省南昌。1943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1944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48年赴欧洲留学,1950年获巴黎大学文学研究院文凭。自1951年起,历任军委总参外语院校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文化教授。许先生已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文学作品五十余部,是把中国历代诗词全面地、系统地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他把中国古典文学十大名著译成英文或法文(包括《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李白诗选》、《苏东坡诗词选》、《元明清诗选》、《西厢记》等);又把英、法文世界文学十种名著译成中文(包括德莱顿诗剧《一切为爱情》(英)、《雨果戏剧选》(法)、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人生的开始》、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莫泊桑《水上》、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托夫》等)。江主席访美时曾会见过的宾州大学顾毓琇教授称许译是“有史以来第一”。他所译的诗充分体现了他的“三美”(意美、音美、形美)、“三似”(形似、意似、神似)、“三化”(深化、等化、浅化)、“三之”(知之、好之、乐之)等翻译思想。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在许著《追忆逝水年华》序言中充分肯定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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