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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功之学浙江永嘉的叶适和永康的陈亮为事功之学的代表人物。当时的陈傅良(1137~1203)把陈亮的思想归结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视事业的成功为言论的标准。叶也同样重视事功,主张“务实而不务虚”。但他比之陈亮“专言事功”更深入一步,能够用“功利”来衡量义理,强调理论必须通过实际的活动来检验,认为“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认为道德不可能脱离功利,“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陈亮、叶适讲事功之学与他们政治上主张抗击外族侵扰,求国土统一的进步思想相一致,认为“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对于批判当时朱熹、陆九渊的唯心主义哲学有一定意义,对以后颜元以至近代魏源提倡的“实事”、“实功”和认识论上的“及之而后知”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积极影响。童心说《童心说》是明代末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一篇散文,他在文中提出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四端,是儒家称应有的四种德行,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说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对先秦儒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仁的学说: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孔子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文献整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在跟颜渊的一次对话中孔子对任作出了比较全面的阐述。首先说明了仁的基本性质和内容,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周礼的规范,其次说明了求仁是完全自觉的、由自己决定的,并不依靠他人。再次,说明了求仁的具体条目,必须在视听言行各方面符合周礼。从政治角度理解的周礼是仁的旧观念,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观点对仁提出了心意,仁就是爱人,强调了人道的原则,但孔子讲的仁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孔子用爱人来解释人,并提出忠恕来作为实现仁的途径。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用推己及人的方法来实行仁。它有两个原则:一、人道的原则。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和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二、理性的原则。肯定人同此心,每个人的理性都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孔子讲仁者爱人,不仅是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同时也是情和理的统一,这种情理统一也就是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一,是孔子仁的学说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他哲学中理性主义的表现。仁智统一和成人之道:在孔子看来仁作为君子的品格,是认识的成果。知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有了这种认识就有利于行仁。在知行关系上,孔子强调知行统一,学以致用。孔子强调理性,但认为人判断道德是非的标准是天赋的,其认识论总体上说是唯心主义的。孔子认为无论是君子或者士都应该具有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培养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就是孔子所谓的成人之道。知、仁、勇在孔子看来是一个仁者(理想人格)的必备品质。这三者的关系是仁是核心。智是仁人、勇士的前提条件,而勇是是嫌弃道德理想的手段。孔子认为一个人只要有崇高的志向,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定不移的努力,就可以做一个仁人,强调立志。并认为成人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境界逐步提高的过程。兼爱与功利主义:兼爱是墨子人道观的中心思想。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仁都肯定了人道原则,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但二者也有不同的地方,孔子的人道原则是与理性原则相联系,墨子的人道原则确是与感性原则相结合。孔子讲爱人是有差等的,即亲亲有术,尊现有等。而墨子主张的兼爱则认为不应有亲属厚薄之别,就要求对别人就像对自己一样。儒墨关于人道原则的不同见解也表现了感性原则和理性原则的对立。墨子把利作为仁、义的内容和目的,体现了墨子功利主义的原则。墨子把利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的标准。从这种功利主义观点出发,反对贵族的铺张浪费,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墨子的功利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不仅强调行为的效果,也注意到行为的动机。静因之道:在名实之辩上,《管子》主张名实相当,事物有其固有的形体,形体有一定的名称,名称不得超过实,实不得超过名,能够达到名实相当,即名称与客观事物相一致,就是圣人的智慧。其认为要做到名实相当,正确的认识方法是以无为的理性主宰感觉窍穴。所谓无为之道,是不掺杂一点主观的损益,完全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形)给他名称、概念,这就是因,或者静因之道。静因之道是要抛弃主观成见而如实地反映(效法)客观事物,感触食物而后有反应,并出于主观的设想,遵循客观规律而行动,并随意采取办法。他强调了认识被动一面,忽视了人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作用,静因之道运用到政治领域成了刑名之术,在我国历史上起了很坏的作用。白马非马:公孙龙提出的关于共性和个性,同一性和差别性的矛盾关系的命题。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公孙龙在这个命题中提出了马和白马两个概念的区别,在逻辑上,马这一概念的外延要比白马的外延要广,但不能把这两个概念形而上学的割裂开来。是公孙龙绝对主义思想的体现。明分使群:荀子认为的礼法产生的一个前提。是为了解决人群中由于追求物质财富而引起的矛盾,分,一定的分配制度和社会分工。明确的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度量分界,并使人们能够相互依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化性起伪:荀子认为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符合封建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人生来的本性是恶的,所以才需要圣人,君子们对臣民的教化,需要用礼义法度和道德规范去引导他们。人性是恶的,所谓善是人为(伪)的结果,人的本性只是一种原始的质朴材料,而礼义道德是人为(伪)的,没有原始的材料,封建礼义道德也就没有加工的对象,没有礼义道德的加工,人的本性就不可能自己变的美好。圣人的重要作用就是把性和伪很好的结合起来,是人的本性得到教化,建立起封建的礼义道德。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论:董仲舒的宇宙图式论内容上主要表现以天人感应说,来阐述并概括宇宙起源、结构和演变的问题。董仲舒主张一元论,认为天地万物都渊源于元。元就是天。认为天是人的老祖宗,把天看作是有至上权威的人格神,并揉合了意志之天和道德之天。董仲舒考察了宇宙的结构,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天之端构成的。所谓天之端就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十个基本要素,包括天地、阴阳、五行和人类。通过五行之间的比相生,间相胜,肯定了天通过五行次序来显示他的德行和功能,确认了自然观律和社会人事的序列同构和互相影响,彼此配合由此组成一个宇宙人事的整体结构图式。而天人感应只是外在表现,其内在根据则是天人间因同类而合一。董仲舒虚构一个人副天数的命题,把人说成是天的副本,并从形体,情感,等多方面以神学说教的语言对天人关系作了虚构的比附,视人是一个缩小了宇宙,而宇宙则是一个放大了的人。他的天人感应说是为君权天予做论证的,实际是主张在仁政德治的基础上强化君主专制的权威,按照宗法等级制度的三纲原则维护大一统的安定局面。疾虚妄:王充自称《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论衡》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倾向和哲学观点。王充所痛恨并加以批判的虚妄不实之词主要是指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化儒学及其恶性发展——谶纬迷信。王充首先批判了谶纬神学对孔子和儒学的神化。其次他继承和发展了西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杨雄,桓谭的传统,强调要考论实虚,立验证、诠轻重,以辨真伪。在神学化儒学泛滥成灾的时代王充的疾虚妄有高度的理论勇气和极强的战斗精神。王充又由此导引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实事求是原则对后世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产生积极的影响。越名教而任自然:对于名教和自然的关系,嵇康断言,名教的制定是对人类本性的违背和自然之和的破坏,所以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求得自然之理,回复到自然之和。嵇康揭露了名教只是人为造作,用于束缚人们的思想,制定等级名分,是为了约束人们的言行,办学、讲经,是为了神化统治者的德治教化,嵇康公开要求摆脱名教的束缚而直接因顺自然,来满足人性的自然欲望。嵇康在骨子里仍然着眼于调节名教和自然的关系,只是为了和当权集团的抗衡而导致玄学异端,这是嵇康的基本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欧阳建《言尽意论》:欧阳建提出唯物主义的言尽意说,客观的形和色并不有待于名称才得以表现,名言对于客观事物并无所施予,事务的规律并不因为被言语表达而有所改变,这是讨论言意关系的唯物主义前提。指出了名、言对于事物的必要性,揭示出他的两个方面的功能,其一,食物作为对象而存在,如果不用名称、概念加以辨别,人们对他的认识就不清晰,其二,人们心中有了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如果不用语言把他表达出来,就不能和别人交流思想。就是说意要靠言来阐发和交流,即言可以尽意,实现人们辨别事物、交流思想的目的。此外欧阳建的言尽意说还表达了名言要和事物对象一一对应,随事物及其规律的变化而变化的思想。他的《言尽意论》在形式逻辑范围内是完全正确的,为我们奠定了形式逻辑同一律的客观基础。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说:华严宗以崇奉《华严经》而得名,他的理论宗旨是法界缘起。期传世法系为,杜顺(发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确立宗派是从法藏开始,法界是关于宇宙万有的总相,总称,相当于存在,包含理和事、事和事的相互关系。法界缘起说是关于理、事以及理合事、事和事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他认为法界本身就是一个大缘起,宇宙万有即是互为缘起的一片幻相,它只是一个无根无据、无穷无尽的关系网,没有任何独立的实体。法界缘起说有两个要点,一、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现象,均由清净心随缘生起,离开一心更无别物。二、在此一心作用下,本体和现象、现象和现象之间,无不处于圆融无碍、重重无尽的联系中。华严宗的哲学属于唯理论一派,它把理性思维所把握的联系之“网”抽象化、绝对化,导致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禅宗顿悟说:禅宗是我国最为盛行的佛教宗派,传说其创始人是菩提达摩。至五祖弘忍而分为南宗慧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慧能禅宗的顿悟说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本性是佛、自心是佛是第一个要点,认为人性就是佛性,可以依靠自身的觉悟,把妄念去掉,一旦去掉妄念,本来觉悟的性就可以显现出来,从而达到佛的境界。第二个要点,凡夫即佛,世间即出世间。认为自我觉悟是成佛的途径,而这种自悟是一下子就可以实现的。把凡夫和佛、世间和出世间的不同仅仅看成是迷和悟的区别,这就使顿悟成佛有了现实的可能性。第三个要点,是无念为宗。当人们接触外境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就是无念。即主观上完全不受外界的牵累。慧能把无念说成是本宗最高的宗旨。从哲学上看,禅宗南宗的顿悟说它不仅说人心具有佛性,是成佛的基础而且认为人心也是客观世界的基础。是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顿悟说不仅在反对权威、取消佛像、怀疑传统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哲学体系仍有不少合理因素,也对一些进步思想家产生过有益的启迪作用,但它把禅定和世俗之事融合为一,实际上是扩大了禅的意义,扩大了修行范围,是更多的人掉进了佛教的陷阱。理在气先:就理气之辩说,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理论。认为理是形而上之道,气是形而下之器。理是生物之本,即物之所以形成的道理,也就是物之本质(性),气是生物之具,即形成为物的材料,朱熹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乃至人类的产生,都是理和气、性和形的统一。理有三层意思,一、物之所以然之故,或者物之所以为是物者,二、物之所当然之则,三、物之必然即“自不容已”者。当然、所以然、必然三者在朱熹那里是统一存在于人的活动和自然界之中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心物之辩来说朱熹也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格物致知的学说并认为有多层含义。第一、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肯定人的心或者精神里有天赋的知识,有“明德”、“天理”,这就是认识的出发点。第二、“致知在格物”,这是回答怎么唤醒“天理”的问题。第三、朱熹提出了“豁然贯通”说,认为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积累过程,就会忽然觉悟到最根本的理,即人们心中的天理。其格物致知说,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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