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二-弘扬中国精神-共筑精神家园

专题二弘扬中国精神共筑精神家园不爱自己国家的人，什么也不会爱。——拜伦学习指南学习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大学生要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最根本的是要做忠诚的爱国者和勇于创新的实践者。本章知识点深刻领会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把握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了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认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时代价值，了解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握弘扬改革创新精神的基本要求，把弘扬时代精神与弘扬民族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推荐阅读书目柏杨：《中国人史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张鹏：《毛泽东的爱国情怀》中国文出版社1998年出版案例辅导案例一爱国是“海归”共同的底色海归，一个特殊的群体，海归，一个独特的视角。出去，归来——他们的脚步，度量着中国和世界的距离，见证着一个民族从封闭到开放的跨越；他们的故事，光大着爱国、报国的传统，折射着中国社会由单色而多彩的巨变。对话几代“海归”，回望激荡人心的时代历程，感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白春礼，1953年9月出生，纳米科技专家和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1978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81年获中科院硕士学位，1985年获博士学位，1985—1987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作博士后和访问学者，1991年10月—1992年4月赴日本东北大学任客座教授。出国那时联系学校靠写信，一封信一去一回，至少一个月故事：1970年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批青年响应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来到这里，其中就有17岁的白春礼。白天是忙碌的卡车司机兼文书，夜晚在孤灯下刻苦自学。4年后他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进入北大化学系求学，随后考取“文革”后首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85年9月，在中科院化学所任助理研究员的白春礼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记者：1985年，改革开放有7年了，那个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公派留学。当时您选择出国，是怎样一个过程？白春礼：那几年我们逐渐开始跟国际接轨，做科研论文、科研实践的时候，要不断通过阅读文献来了解国外的发展情况，这时候就感到了巨大的差距，迫切地想要弥补这个差距。当时要出国，找资料、办手续比现在难得多。为了找海外院校的介绍资料，要跑到国家图书馆借一本专门的书，这本书很抢手，特别难借。那时要跟国外院校联系，没有互联网，国际长途电话也太贵，只能写信。一封信，从发出到等来回音至少一个月。非常急的时候，只能到邮局挂电报。记者：您出去不算最早，但据说“进入状态”挺快。到加州理工学院不久，就到世界著名的实验室工作，并且很快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白春礼：我刚去，就有一位美国同事神秘地说：“你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知道，他是指我是继钱学森回国后进入实验室的第一位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刚到国外的时候，我本来是做另外一个工作，后来发现我的老师在做一种新的仪器设备，叫扫描隧道显微镜，是当时最高水平的显微仪器。那时候国外开展这个研究已经好几年了，国内还一无所知。我预感到，这对我们国家将来的发展会非常有利，就主动跟老师申请参与了这个工作。现在看来，很庆幸当初的选择。归来我从来没有留在国外的打算。出去，就是为了回来故事：到美国不久，白春礼与同事合作的研究成果就被列为国际学术大会的大会报告，编制的相关软件被美国海军实验室采用。他的导师专门致信中科院化学所，称赞他是“杰出青年科学家中的佼佼者”。而白春礼决定尽快回国。他谢绝了外国朋友高年薪、办绿卡的邀请，卖掉了心爱的小轿车，用积攒下来的5000美元，购买了国内没有的关键元器件，带着宝贵的技术资料，于1987年10月飞回了祖国。记者：当时国内外不管是生活、科研条件等，您感受到的反差应该都非常大。有什么事印象比较深刻？白春礼：出国那两年，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变化还没那么快，而国外中产阶级家庭已是家家有车。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包括人的思想观念等方面差距都很大。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我们留学生都省吃俭用，省下钱来带几大件回国，甚至还有人带回可乐！那时在国外见不到中国产品，而2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已完全改变。说起车，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当时我在国外买了辆二手车，临回国前把它卖了。当时想，回国后再也买不起车、开不上车了，走前得过过车瘾，就计划自西向东横穿美国大陆。但租一辆车的租金太贵，怎么办呢？找了种最便宜的办法，帮一个要搬到东海岸上学的人把车开过去，自己只要出点汽油费就行，送到了再坐大巴回来。这一次可是过足了瘾，从洛杉矶，到芝加哥、纽约、华盛顿，过足了瘾，至今记忆犹新。记者：既然有这样的差距，又为什么只出去两年，就义无反顾地回来？白春礼：当年我跟导师说决定回国的时候，他很惊讶，竭力挽留我多干一段时间。但是他也理解我的心情。出国的时候我就没想过要留在外面，即便是多留几年也不愿意。我觉得在国外学的东西国内没有，而且这些新的仪器设备对国内科技发展又非常有用，所以非常着急回来自己做。和我们那一代公派留学的大部分人一样，出去是临时的，回来是肯定的。创业当年科研经费少得可怜，为省车钱，扛着仪器挤公交故事：回国后，白春礼说服当时负债数百万元的化学所，借给他12万元启动经费，腾出一间废弃的地下室作为实验室。经费太少，就蹬上三轮车，拣别人废弃的仪器、电线、实验台，修好再用。白手起家、从零起步开创事业，然而白春礼很快便以代表国际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得业界公认。记者：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留学回来想要创业，是非常艰难的。白春礼：是的。尽管当时国内外都有人邀请我加入，我还是回到了化学所，回来第二天就跟所里领导汇报了在美国的研究情况和回国后的设想。那个时候化学所也没钱，硬是被我说动了。实验室没暖气，冬天穿着羽绒服工作；科研经费也很少，要尽可能节省。出去买仪器，舍不得花钱打出租车，就自己扛着挤公共汽车回来。记得有次正赶上下班高峰，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挤上去。记者：对现在一回来就能享受到优惠政策的“海归”来说，很难想象20多年前创业是这样的……白春礼：现在变化非常之大！从“百人计划”到“千人计划”，对留学归国人才在经费、住房等方面都有一系列支持，还有工作条件、实验室、研究生助手配备等，各方面考虑都很周到，为他们施展抱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引才如果要为几代“海归”找个共同的定语，那就是：爱国故事：1996年白春礼当选中科院副院长以来，重视人才工作的他，先后参与实施“百人计划”、“千人计划”，组织“西部之光”、“东北之春”等人才计划，建立中科院海外评审专家委员会，推动针对海外留学人才的青年学者计划和海外合作伙伴团队计划，吸引更多海外留学人才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记者：这些年来，您倾情倾力为海外归国人才搭建平台，这与您当年的创业经历有关吧？白春礼：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知道回来工作会遇到什么困难，怎样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当年我从国外回来，不说别的，上户口就花了两个月。那时规定，出国超过半年户口就要注销，回来又面临上户口的问题。但我一没有身份证，二没有住的地方，户口都没办法上，为这个跑了很多趟。所以我常说，要真心为留学人才搭建好的事业平台，使他们能够顺利工作，同时也要从待遇上多多考虑，让他们能够舒心生活。记者：您还曾经担任过青科协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留美同学会会长等，这些工作都常跟留学人员打交道。做了这么多事，是什么动力驱使？白春礼：我跟很多海外留学人才都是很好的朋友。这不光是在中科院分管人才工作的需要，也是一种使命。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在欧美同学会发起了“21世纪中国与留学人员的历史使命”系列研讨会，影响很大，效果很好。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在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海外留学人才是一个独特的人才宝库，应当也一定能够焕发出更大的能量。记者：如果把这些年的“海归”人才分为几代，您对每代人怎么评价？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他们的共同点，您会选择什么？白春礼：不同时代的人，观念看法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留学生满怀爱国、奉献的激情；1978年以后，很多人抱着开眼界的想法出去，带着新技术、新理念回来，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现在大众化留学、自费留学多了，每个人想法不同，择业观不同，选择更多元了。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留学生爱国的本质一脉相传。很多人都说，出了国更加爱国，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更强了。如果要为几代“海归”找一个共同的定语，我想那就是：爱国。思考：1、为什么白春礼选择回国，而不是在国外发展？2、结合本案例，谈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在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与爱国主义相互关系问题上应树立什么样的观念？案例二钱学森的中国情结作为“两弹一星”的功臣受到国家表彰的钱学森，在荣誉面前是这样说的：“说是表彰我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论’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我想这里面‘中国’两个字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人的集体成果。这说明中国人并不笨，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不但能干，而且能干得更好。至于我个人，只是尽力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那是很有限的。”早年在美国生活的钱学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崇高的声誉，也给他带来了十分丰厚的生活待遇和得心应手的科研条件。然而，正如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所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属于祖国的。钱学森也一样，他对祖国魂牵梦绕，思念之情与日俱增。35年后的钱学森回忆道：“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为了回归解放了的祖国，钱学森竟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整整五年多时间的折磨。钱学森决心回国的愿望激怒了美国当局。他受到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军事当局吊销了他参与机密研究的证件。1950年7月，钱学森愤而到华盛顿找主管他的研究工作的美海军次长丹尼尔•金波尔，正式提出回国的要求。当时，中美敌对，正在朝鲜战场交战。金波尔对钱学森的归国要求既震惊又害怕，“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8月23日午夜，钱学森一家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这时，他己辞去了加州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买好了飞机票，准备搭乘加拿大航班离美回国。然而，他一下飞机，便接到了联邦移民局的通知：不准离开国。还以判刑和罚款相恐吓。这时，他的行李和书籍、笔记本已装箱准备由“威尔逊总统”号客轮转送香港回国。但是，已装上驳船的行李受到了非法搜查，800公斤的书记和笔记本被扣押，并硬说他企图运送机密科研材料回国，诬陷他是“共产党的间谍”。从此，钱学森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他的家和工作室也受到了搜查。9月9日，钱学森竟被当局逮捕，关押在特米那岛上达半个月之久。关押期间，看守人员为了折磨他，晚上每隔10分钟便跑进室内开亮一次电灯，使他终夜无法入眠。当时他的导师冯•卡门远在欧洲。得悉情况后，他与加州理工学院的许多师生即向移民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杜布里奇院长还亲往华盛顿要求释放。为了营救钱学森，他们还募集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钱学森终于被开释。但他的身心受到了很大伤害。他的体重下降了30磅。释放后的钱学森，实际上继续受到监视。他含愤过了整整五年变相的软禁生活。联邦调查局时常闯入他的住宅捣乱。他的信件和电话也都受到了检查。无论是金钱、地位、美誉和舒适的生活，还是威胁、恫吓、歧视和折磨，都销蚀不掉钱学森回归祖国献身人民革命事业的心志。那几年，他们全家一夕三惊，为此经常搬家。但他的夫人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了三只轻便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在这年8月2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我国大使王炳南受周总理的嘱托，在会上代表我国政府揭露了美国当局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中国公民钱学森以阻挠他回国的卑劣行径。美方不得已，才被迫于8月4日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冯•卡门得知钱学森回国的消息，深表惋惜的说：“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