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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史记》与《汉书》的体例,并说明《汉书》改变《史记》体例的理由前言《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编撰的《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汉书》与《史记》相比起来,在编篡体例上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它首创了纪传体断代史形式;顺应时代潮流,取消了“世家”体例;在继承改造《史记》诸志的基础上,新创立不同的志。班固以自己的世界观审核了《史记》的各种材料,利用时作了很多增补、移动、删节、订正工作。这些创新在内容上突破了史书只载政治事件和为人物立传的局限性。2自行添加标题《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一本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与《汉书》的概述2自行添加标题《汉书》,又称《前汉书》,由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帝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余字。《汉书》成书于汉和帝时期,前后历时近四十年。班固世代为望族,家多藏书,父班彪为当世儒学大家,“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采集前史遗事,旁观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固承继父志,“亨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撰成《汉书》。其书的八表和《天文志》,则由其妹班昭及马续共同续成,故《汉书》前后历经四人之手完成。注疏《汉书》者主要有唐朝的颜师古(注)、清朝的王先谦(补注)。《汉书》开创了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史记》与《汉书》的概述史书比较内容《史记》《汉书》共同点二者皆是“纪传体”作者司马迁班固体裁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断限记载着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晚期将近3000年的历史记述的起讫为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帝皇四年(公元23年)整个西汉一代共230年的历史成书西汉武帝时东汉光武至安帝编修形式私修私修后来变成官修编目共有130篇(或称卷)分为本纪十二、世家三十、列传七十、表十、书八,约526500余字共100遍(120卷)有帝纪十二、传七十、表八、志十,约80来万字。比较《史记》与《汉书》的体例《史记》《汉书》相同刘知几《史通》:[4]“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所以二者均把本纪/纪放在书之首;都强调君权神授:把高祖的出身说得很玄妙,是真龙天子。相异朝代纪:夏、殷、周没有与记事(事件)断限(时代)之分别史记中入本纪的标准是:重实不重名,如:项羽、吕后入纪而在汉书中是重名不重实,维护的是儒家的名正言顺。项羽、王莽不入纪而入列传。史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目的是寻找历史发展之规律,反映历史现实汉书:奉刘氏正统思想,故只有刘氏帝王入纪,高祖排于首。本纪/纪世家在世家这一体例中,《史记》与《汉书》时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的。《史记》中入选世家者,不在乎年代之久远或封地之大小、名分之有无,只在乎有功或有德于天下:如陈胜、孔子,都是对历史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之人。司马贞《史记索引》:“世家者,记诸侯之本纪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反观《汉书》是没有世家。班固受大一统思想和统一政权之影响,他认为毋须用此体例区分正统和其他政权。列传/传《史记》《汉书》相同1、刘知几《史通》:“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2、太史公自序/叙传:个人身世、撰作动机、写作经过等。3、太史公曰/赞曰:传末都附有个人的评论。相异标准:不拘社会之阶级、贤与不肖,只限对社会有影响力者例:刺客、侠客、滑稽等列传。西汉人臣之传记加入外戚、皇后、宗室删去刺客、侠客、滑稽史记:重视对历史发展有影响力的人物→全面的社会史汉书:重视上层有影响力的人物→帝王史体例、编次、传目自由,例:《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体例严谨,突出名礼:以人物名称为传目,列外族传于诸大臣传后,置《王莽传》于最末。史记:体例是根据历史发展之变化来展开。汉书:重视严格体例,遵守儒家正统思想,将贰臣贬于最后。表《史记》《汉书》相同1、刘知几《史通》:“观太史公之创“表”也,燕越万里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举目可详。”2、谱列王侯世系相异缺《百官公卿表》:秦汉官制《古今人表》:汉以前之人物汉书:自乱体例。争议之处:徐复观:仿《尚书》,无断代之意,如志、古今人表《史记》原有十表,包括:《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闲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汉书》缺少了《三代世表》、《六国年表》、《十二诸侯年》但增加了《史记》所没有的《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另外,班固也将《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分为《异性诸侯王表》和《诸侯王表》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闲侯者年表》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改为《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和《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将《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改为《王子侯表》书/志《史记》《汉书》相同1、刘知几《史通》:“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史,别裁“书”、“志”,考其所纪,多效礼经。”2、补纪传之不足,解决史事割裂之弊3、断限:通史相异----汉书:新增《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汉书》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将《史记》的“礼书”、“乐书”改为“礼乐志”,将“律书”、“历书”改为“律历志”;将“天官书”改为“天文志”,将“封禅书”改为“郊祀志”,将“河渠书”改为“沟洫志”,将“平准书”改为“食货志”。同时又新增“刑法志”、“五行志”、“艺文志”、“地理志”,各志内容多贯通古今,而不专叙西汉一朝的历史。《汉书》改变《史记》体例的原因《史记》与《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权奸的昏庸、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不过,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揭露,《汉书》都远不如《史记》的广度和力度。这不仅因为《史记》是私修,《汉书》是官修;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汉书》将通史改为断代史之理由《汉书》成书之目的是对《史记》的补充和续写。《史记》续篇的人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彪认为他们或仅是材料的堆砌,或文字鄙俗,都不足与《史记》相匹配,遂着手写作《汉书》。到了其儿子班固接手《汉书》时,目的已有了更动。他不仅是为了继承父亲遗志,也是要远借从司马迁以来修史的传统,更是为了宣扬“汉德”。他认为,西汉的治乱兴衰给人启发,而写出一部“汉史”正是史家的责任。他尊正统,认为史书就是要宣扬“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因此一改《史记》将汉置于后的方法,断代为史,宣扬汉德。班固在《汉书》里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他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显然于尊显汉室为主。对于班固,司马迁《史记》若从政治立场来看,就是不尊汉室,是必须避免的错误,因此可以说《汉书》创造断代史体,并非因为学术考量,而是政治考量。班固割离古今的今史体,其目的就是为了“尊显汉室”和“宣扬汉德”。《汉书》把《史记》里的本纪改称纪之理由。司马迁创“本纪”并不专记帝王,而班固却改为帝王专纪。司马迁创“本纪”之意是为全书之纲,有纲纪天下政治之意,凡当时在政治上起主导中心作用的人物均可立纪,而班固只以天子入本纪。二者之纪所记载的范围不同、时间的不同,而略有形式上的不同而已。在比较《高祖本纪》与《高帝纪》,司马迁立篇名为《高祖本纪》,班固立篇名为《高帝纪》,一个是称刘邦为“高祖”,一个是称刘邦为“高帝”,两人立论观点的异同。《汉书》的纪比《史记》更具有以帝王为中心的特色。司马迁在撰写“本纪”体例时,是以“时势主宰者”的概念作为他写作的立场;班固在撰写“纪”体例时,是以汉代为中心,作为他撰述的出发点,而这样撰史态度的不同,从他们对高祖称谓的差异,也可隐约表现出来。班固把世家除去之理由班固将《汉书》里的世家除去的原因是顺应时代潮流,表现为班固因事制宜的作史见识。第二则受到他父亲班彪的思想所影响。《汉书》乃尽该为列传(按班固传:该世家为列传,系其父彪变例)。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有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班彪认为“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也就是人君有专制的威权,大臣没有成百年基业的权柄。这与汉武帝极力消除地方诸侯势力的推恩众建政策有关。班彪在《后汉书.班彪列传》则写道:“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班彪表面上认为把陈涉放入世家,把黜淮南、衡山放入列传,是条例不经,所以取消世家。班固也在《汉书.叙传》中全文记载了班彪应答隗嚣之辞,表示他认同武帝推恩众建的政策和汉代的复兴是因为“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之下,班固取消世家,其实也能够突出君王的地位,显示出班固的尊君卑臣。班固把“书”改称“志”之理由《汉书》中的“志”共分十篇,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由于《汉书》已用“书”为大题,为免混淆,故改《史记》中的“书”为“志”。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汉书》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顺序排列为将《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班固对“表”更动之理由班固更动表,是为了彰显汉室形式之强。《史记》的表带有的箴砭淡然无存,让人读表之后,不知汉室功过和天下大势的转变。如《史记》的《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和《汉书》的《王子侯表》。司马迁的《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抓住了武帝采取推恩之策,王子封侯成为常态,中央独大,诸侯被削弱的历史特点。班固则将西汉一代的王子侯笼而统之囊括于一表,未区分武帝推恩、后世例行等各阶段特点,并在表序重点指出武帝推恩。从二者所体现的历史观、历史思想上来看:司马迁不完全信从孔子的儒家说教,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为一些被世俗瞧不起的小人物立传,宣扬追求物质财富为人的本性,为秦末的反秦斗争唱赞歌,都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思想倾向;在政治上主张国家统一,
本文标题:史记与汉书的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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