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的演变与中国的战略机遇

1国际秩序的演变与中国的战略机遇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正历经深度演变。我国作为这一演变进程的重要因素和参与力量，如何直面机遇与挑战，抓住战略机遇期，顺应和引领世界发展大势，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是必须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现实问题。一、国际秩序演变过程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素相结合而形成的国际规则和格局，其贯穿于整个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政治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深刻影响了国际秩序的整体布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彻底瓦解，以“美苏争夺为中心、以两极格局为特点”的雅尔塔体系形成，欧洲出现分裂，美苏两极形成，冷战铁幕拉开；同时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超出一国范围成为相对独立的体系。冷战结束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力图打破西方世界在国际事务上的霸权主义，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正逐步走向权利更为分散的“无中心的全球化”和“多极化全球化”。相较于国际政治秩序，国际经济秩序更具活性，变化也2更为明显。从经济发展格局角度看，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处于支配地位，但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尤其是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世界经济舞台出现了新的变化。1980年，美国经济（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23.8%，中国仅占2.5%1；2014年，美国经济占比为22.8%，中国占13.5%，金砖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中国）更是达到了22.1%2。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西方大国引领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发展模式。从货币金融角度看，二战后金本位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签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国际复兴开银行协定》等确立了国际金融秩序的基本框架，为管理国际金融活动提供了制度安排。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制度出现了松散无固定的约束，经过协商和调整，在1976年形成了以国际储备多元化和浮动汇率制为中心的“牙买加体系”。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一致性趋弱，尤其是欧元区与美国在货币政策（量化宽松执行与退出问题）上的差异化，美国金融政策主导地位不断被削弱，而新兴市场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话语权在逐步增加，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的多边金融组织即将成立。从国际贸易和投资角度看，二战后美国积极倡导建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而此后1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tcad。2数据来源：EIU、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tcad。3的制度性调整以及贸易大国经济力量的变化使得国际贸易与投资格局有了较大变化。1980年，全球对外贸易总额为4.14万亿美元，美国占比为11.66%，而同期中国仅占0.92%；2013年，全球对外贸易总额为37.6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10.39%，中国占比升至11.06%。GATT转换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其有力的推动了国际商品贸易自由化，但近年来其多哈回合谈判不断受阻，经济发展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活动多元化增加了各国在一个大框架内进行谈判的难度。在此情况下，各种范围、各种层面的区域性贸易谈判成为各国的现实选择，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谈判（FTA）都在如火如荼的推进。全球投资规则雏形出现在二战后各国签署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20世纪80年代，随着投资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经济趋于稳定，并且开始强化对外资的保护和促进；同时，发达国家对外投资需求愈发强烈，以美式双边投资协定（BIT）为代表的、更加自由化的第二代国际投资规则应运而生，而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国际投资规则新规则制定的博弈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发达国家转移投资重心，发达国家之间投资不断增加。2001年至2010年美国吸收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占比从最初的87.9%上升到了93.1%，同期美国流向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占比从最初的66.7%上升到了83.8%。总体而言，国际秩序是国家间不断博弈与斗争的结果，4其历史转向与秩序更迭能够深刻反映出国际体系内国家实力对比情况的变化。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美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上的霸权地位正在逐渐被削弱，国际政治结构更加多极化，各经济体经济增速分化加剧，当前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旧秩序的碰撞期与新秩序的创立期之间的过渡阶段。二、我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作为国际社会各个领域日益壮大的新生力量，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度演变，使我国面临难得的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机遇，妥善应对挑战，进一步促进国家发展，并在国际秩序的构建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一）我国发展的机遇首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中国提供了稳定的发展机遇期。当前，国际格局逐渐走向多极化，多种力量相互平衡、相互制约。在此情势下，中国面临的外部整体环境趋于稳定，为自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保障，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奠定了基础，同时有利于中国与各国政府间加强交往与合作，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其次，经济全球化趋势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注入源动力。5第一，经济全球化扩大了贸易往来，为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商品市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的支持，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自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增长，201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是2001年的8倍多。第二，经济全球化也加速了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为中国提供了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这有助于实现我国经济从“量”到“质”的提升，也有助于我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使我国的生产力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得到新的提升。第三，经济全球化将各国的发展联系的更为紧密，为中国“走出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能够不断“走出去”，开拓新市场、寻求新挑战。这有助于我国通过对外投资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实现构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自贸合作等开放型经济的新格局。再次，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为中国对外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一样，有着类似的发展过程、也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随着新兴市场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中国有机会增加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机会，在共同面对诸如区域安全、环境污染、恐怖主义、国际犯罪等国际性问题时加大合作力度，实现共同发展。随着“金砖国家”峰会、“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等新兴市场国家合作的不断实现，我国的国际经贸合作前景也将6更加广阔。（二）我国发展的挑战首先，地区局势动荡、民族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蔓延使中国面临的环境更趋复杂。世界多极化一方面使得霸权主义势头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多极化下的民族主义、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也对现有的国际和平环境形成挑战。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相关问题，如与境外反华势力相勾结的“东突”、“藏独”等，这考验着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与承担责任的勇气。其次，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危机更易向我国传导，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一定冲击。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各国联系的更为紧密，另一方面也将世界经济动荡与失衡的冲击传导至中国。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反映出中国无法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这将对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经济治理提出更高的挑战。再次，我国需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与义务。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需要更多的承担与自身地位相称的国际性义务，承担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责任，并在环境治理、维护地区和平、应对疾病等方面付出更多努力。这对我国发展构成一定的挑战，如中国到2020年减排45%的承诺，就对我国经济转型形成了巨大压力。同时，西方国家也在不7断对中国施压，力图使我国承担与国力不相匹配、损害我国根本与长远利益的过多的责任与义务。如何更好的应对与处理国际事务，扮演好“新角色”，是我国面临的新课题。三、我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路径选择中国曾经是区域强国乃至世界强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面临的不是能否成为世界强国的问题，而是如何成为世界强国、为世界的有序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的问题。总体而言，顺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变化与新特征，从对外开放的角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我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框架。（一）坚持和平发展观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要潮流与走向，并使得我国能够拥有相当长的战略机遇期。坚持和平发展，是我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必由选择，是维护我国国家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首先，和平发展观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符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内在要求；其次，和平发展观基本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我国与他国尤其是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的潜在摩擦和冲突，避免多8重、多层次的外在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再次，和平发展观能够更好的争取周边国家的理解，在诸多政治外交和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上留有商讨与回旋的余地；最后，和平发展观能够变“单赢”为“多赢”，在实现自我发展与综合国力增强的同时，更好的惠及其他国家，营造多国和谐共生、协调共进的良好基础和共同愿景，实现多国的可持续发展。（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我国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原有经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诉求更趋分化的背景下，我国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近期，我国需要抓紧实施的主要政策措施如下。对内，最为突出的是如何解决外资准入制度改革问题，通过外资准入制度改革，推动解决困扰我国多年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难题；对外，加快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夯实中韩、中澳自由贸易区实质性内容的基础上，与东盟就新一轮自由贸易区尽快达成共识，争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有较大进展。（三）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9中长期、全局性对外战略，并提出了“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孟印缅经济走廊”、“中哈产能合作”等具体措施。我国应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实现与相关国家的“互联互通”，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首先，通过实质性经贸合作，加深与周边国家和和重点国家的经济联系，从而改善或加强全面合作关系，实现产业转移、金融支持、资源利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对接与融合；其次，实质性发挥亚洲基础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作用，在多边金融体系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正当权益，倒逼西方国家主导的现有经贸规则改革；再次，将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相结合，按照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有序推进具体贸易和投资合作项目，借此将中国经济发展与开发的思路和模式向全世界推广。（四）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除政治与经济外，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相对有限，对我国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支持作用尚未凸显。我国可以结合“一带一路”涉及的亚洲国家较多的特点，结合历史交往、地理位置的相近性，有层次的推进文化交往和文化输出，逐步打破西方国家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桎梏乃至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