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部是如何封锁陕甘宁边区的

胡宗南部是如何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范汉杰一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他们之间，除了黄埔师生、浙江同乡关系之外，还因为胡宗南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和朱绍良一起联系黄埔学生，极力抗拒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拥蒋再起，所以蒋把胡看成是他的得意门生最可靠的人。蒋先是把发家老本第一师交给胡宗南统帅，以后又提升胡为第一军军长。抗战开始，胡以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的头衔率部参加了上海及河南的归德、开封、信阳各地的作战后，即调回西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胡宗南部原是在西北地区阻击红军长征北上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战要求，胡宗南部的驻地也随着新的形势作了调整移动：除留杨德亮旅在甘肃补充训练外，其余均开赴徐州、归德一带作抗战准备姿态。当时我任胡部第一军副军长，随军参加上海抗战。人所共知，蒋介石的抗战是被迫的，所以在不得不应战之后，还是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防止中共扩大力量，危害他的所谓“国本”。故当上海战事正酣之时，蒋忽然得悉在陕北方面原东北军防地的人民多主动向延安边区政府靠拢，便视为中共乘机扩张势力的具体表现。他急忙由上海前线抽调朱绍良去兰州代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原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是蒋介石自兼），名义上是指挥甘肃、宁夏、绥远地区的对日作战，实际上是想协调第十战区（蒋鼎文任司令长官）和第二战区（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共同压制陕甘宁边区，专门制造同边区政府之间的摩擦。当时，朱绍良所指挥的部队，最初除胡宗南留在甘肃的杨德亮旅（后扩编为第一九一师）和第四十二军及邓宝珊、鲁大昌等部外，其余的是各专区的保安团队。朱绍良、蒋鼎文主要是利用各专区专员进行挑衅，如陕西绥德专员何绍南、榆林专员傅文（原系汤恩伯的参谋长）、大荔专员熊正平（后为蒋坚忍）、豳州专员赵寓心、甘肃庆阳专员钟竟成（驻西峰镇）、平凉专员马继周等，都是对边区制造摩擦的“专家”。其中，尤以绥德专员何绍南为最甚，只有洛川专员曹国华（原系孙蔚如部的旅长）尚能同边区政府和平相处。当1938年国民党武汉临时全国代表会议时，胡部在信阳作战失败，撤到陕西东部整补。这时，国民党政府陕甘各专区对中共边区政府的摩擦事件已经不断发生。胡宗南每同我闲谈及此，经常露出反共的情绪。他说：“抗日战争即使失败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他说他要向蒋介石建议：“为长治久安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胡宗南这种想法，自然迎合了蒋介石的心意。我当时也是附和赞同的。是年10月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分别召集长江南北各战区的军事会议。长江以南战区会议在湖南南岳召开，蒋亲往主持。长江以北战区会议初在洛阳召开，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主持。蒋介石随后到了西安，接着召开武功会议。出席武功会议的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原定卫主持第一战区，程不久调天水行营主任，由卫继任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新成立的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原任未改为天水行营前的西安行营主任）和第二、第八战区的代表以及第一、第十战区的军长、师长以上的部队长、高级幕僚长等，还有随蒋同来的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等。这时，我已改任第二十七军军长（接桂永清），参加了这次会议。记得在这次会议上，对日军今后行动，有所讨论，众说纷纭，各执理由。但最突出的一个判断，是军令部刘斐提出的。他认为对敌情判断，应从我最感痛苦的方面着眼，宁可估计得高一点。因此，他判断日军可能从绥远侵入陕甘地区，一面遮断河西走廊，截断中苏之间的国际交通线；然后试图经陕甘边境进入四川，以威胁我重庆陪都的后方。附和这一说法的人，还举出了元代由西南作大迂回而囊括中原的史实为证，引经据典，好像很有可能似的。尽管后来战局的发展，并不符合这一判断。可是，当时蒋介石却以此作为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有力借口，就顺水推舟以对日作战为名，要把他的看家本钱胡宗南部布防到陕甘宁地区，说要维护甘肃至新疆的公路和陕甘绥之间的交通，巩固国际交通线与遥保陪都后方的安全，实则要胡宗南以重兵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这样就给了胡宗南部在抗战八年中以坐大关中的一切优先权利和机会。当上海抗战时，胡宗南以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的名义，指挥第一军、第六师（周磊）、第八师（陶峙岳）、第十六师（彭松龄）等部。在陇海路东段的归德作战时，指挥三个军（第一军胡宗南兼、第八军黄杰、第二十七军桂永清）和一个师（第一九一师，留驻甘肃）。到武汉失守，举行武功会议时止，胡部在历次战役中并没有突出的战功；相反地，当武汉会议时，胡部在信阳、罗山一带作战期间，敌人由柳林附近迂回到其后方，并迅速由平靖关出鄂北威胁武汉，使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撤退困难，因而深为李宗仁所不满。但在武功会议上，决定撤销军团和旅两级指挥机构时，蒋介石对胡宗南的先后作战不力，不仅不加惩诫，反而要升他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当时遭到李宗仁的坚决反对。蒋不得已乃以蒋鼎文为挂名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由胡宗南以副总司令名义负实际责任，并特准设立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部（当时，其他的副总司令是没有副总司令部的）。此时胡宗南指挥的部队，由原来的三个军扩大为六个军，番号是第一军、第十六军、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二军、第七十六军、第九十军。迨到1939年冬，就实授胡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以后还兼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代主任（这时已撤销第十战区名义，蒋鼎文改为西安办公厅主任，旋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归其指挥的部队又由六个军扩大到十个军以上。朱绍良和蒋鼎文只是替胡宗南作幌子的，真正的实权都掌握在胡宗南之手。他拥有发号施令的副长官部，独揽战区的一切大权。朱绍良除指挥宁夏的马鸿逵和绥远的傅作义部作战外，其余都是胡宗南说了算数。举一个小例：大约是1943年间，蒋介石拨给第八战区一个军的番号和装备，指定该战区着手组织成立新军。命令到达战区时，战区的军务处长向超中（曾任第八师的副师长和旅长等职）以为升官机会来到，准备乘机抓个师长当。他兴致勃勃地向朱绍良建议，如何调配各级部队长的正副长官人选问题。朱说：“慢着！一切请胡副长官办理。”使向超中碰了一个橡皮钉子，又好像冷水浇头，哑然而退。当时接着调整战区关系，将陕、豫、晋边境划归第一战区，甘、青、宁、绥四省划为第八战区，胡宗南除仍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外，还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以便协调第一、第八两战区的行动，而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这时胡宗南所指挥的部队有六个集团军之多，计为第三集团军（赵寿山）、第二十九集团军（李铁军），以上两集团军驻酒泉、张掖；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第三十四集团军（先任李延军、后任李文）、第三十七集团军（先任陶峙岳、后任丁德隆）、第三十八集团军（先任范汉杰、后任董钊）；再加上归他指挥的第十七军（高桂滋、何文鼎）、第十五军（刘茂恩）、第三十八军（张耀明）、第九十六军（李兴中）等，大约共有二十四五个军，计50多个师，达50多万人。其中除少数指挥官外，大多都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至于先后受胡指挥的尚有所谓挺进军、警备部、指挥所和督训部队，如新编第七军、新编第八军、第九军、第七十一军等。前后总共不下30多个军，占100个以上的师番号，堪称所谓百万大军了。另外，还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洛阳第一分校（抗战时移汉中）、特种兵联合分校、战干第四团等等，均受胡宗南的统辖指挥，为其训练补充各级干部；甚至中央派来的陆军大学毕业生以及外国留学生，都得先到第七分校镀镀金，再分配工作。胡宗南在西北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胡宗南拥有这样庞大的兵力和权力，在抗战期间究竟作了些什么？他除了以少数部队在潼关至秋林镇的黄河河岸和从灵宝至荆紫关一线布防表示对日军作战，还装腔作势地派我率领第二十七军开向晋南太岳山、中条山、太行山南段地区，和其他抗战部队相呼应，相机进击敌人外，其余的大量部队都是以保陕、甘、绥后方交通，为巩固河西走廊中苏国际通路和遥保陪都安全等作借口，用全力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压迫。这个铁的事实是蒋介石、胡宗南反共反人民的总暴露。另一方面，蒋介石叫胡宗南控制这样强大的兵力，除了封锁、压制陕甘宁边区以外，还有另外打算，那就是用它震慑和防止国民党西北地区和四川的非嫡系部队的离贰，并准备在抗战胜利时争夺胜利果实；万一抗战失败，投降不成，还可凭借这点本钱，作最后的挣扎。二对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封锁情况是：在宁夏和甘陕边境，由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负责；在绥南、陕北及晋西北边境地区，由邓宝珊、高双成（后为左协中）、马占山等部队负责。胡宗南部主力担任封锁正面：东起黄河西岸，经陕西秋林镇、宜川、洛川、宜君、同官（今铜川市）、耀县、口头镇、淳化、旬邑，接甘肃境的宁县、西峰镇、镇原，入宁夏境，经固原、黑城镇，至同心城，北面与马家部队衔接，构成一条长达几百里的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的淳化、旬邑一带，形成一个中共势力向南突出的地带，胡军一般称为“囊形地带”。这个囊形地带对胡宗南来说，好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经常在他的头上晃来晃去，使他坐卧不安。认为这个囊形在战略上对他很不利，如果中共的部队不论哪一天由这里脱颖而出，立时就可“威胁西安、截断陕洛（阳）交通”：西向可以占领河西走廊冲进新疆，打通与苏联的国际路线；南下可以“袭汉中、入四川，颠覆陪都”。同时，他还认为这个地带，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从甘肃的固原、庆阳到陕西的洛川、宜川之线，本是东北军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刘多荃等部的防守线，因而从这一线往南的囊形地区，当然应当属于蒋介石军的防区所有，目前中共占领这个地区显然是“非法”的。因此，胡宗南朝思暮想企图侵占这个地区，恢复旧有的东北军防线。这样就会把东起宜川、西至固原拉成一条直线，既便于封锁延安，又可以大量节省兵力。所以胡宗南的封锁部署，始终着重在囊形地带的边缘上，有星罗棋布的坚固碉堡，连缀以密如蛛网的沟壕，构成了一条具有纵深的封锁带。胡宗南将囊形地带视如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但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它割掉呢？一则是怕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个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罪名；再则是想以要“割掉”囊形地带的姿态，吸引中共部队主力于这一地带而“歼灭”之，尔后乘势直取延安。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就是扬言中共在陕北的力量如何强大，如何扩大势力，威胁西安，动摇“国本”，借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同时又可以抬高自己，表示他为了封锁边区而坐大关中，的确有此必要。叫旁人看到他的任务重大，并不在其他抗日将领以下。当胡宗南部还只有六个军的时期，便经常以三个军以上的兵力，守备在封锁地带的第一线。在三原设立指挥所，先由副总司令陶峙岳负指挥之责。当时第八十军（随胡总部）以同官为中心，守备从宜川、洛川、耀县以北及其以西地区之线；第七十六军则以三原、豳县为中心，右接连第八十军，守备淳化、三原、旬邑、豳州地区之线；第四十二军以平凉为中心，右翼连系第七十六军，守备宁县、西峰镇、镇原之线；第五十七军则从固原到黑城镇、同心城之线担任守备。随着胡部的兵力增加，用于封锁线的兵力亦相应增多。到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美英两国才感觉到有利用蒋军在大陆拖住日本侵略军的必要，因此扩大了对华援助。蒋介石妄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也就更为嚣张地制造反共高潮，企图消灭中共的抗日武装，所以对胡宗南部的扩充也就愈益强调。自1943年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对胡宗南部的扩编达到了高峰。胡部除以第三十四集团军一部和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在陕、豫边境对日作战外，以第三十七集团军驻三原、第三十八集团军驻平凉，专负对陕甘宁边区包围封锁之责；在封锁线上使用的兵力，更加扩大增多。同时，胡宗南调第四十二军移驻酒泉，将第三集团军移驻武威，派李铁军、陶峙岳先后为河西警备司令，以增强对河西走廊的守备，为向新疆发展开辟进军的道路。后来，盛世才内向离开新疆，胡宗南乘机保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率军进驻新疆，初步实现了他多年以来梦想经营大西北，进军天山，以便彻底截断中共由西北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图谋。对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封锁，胡宗南以董钊为邓宝珊的副总司令，准备乘机调邓为第八战区副长官，由董钊夺取邓宝珊的兵权，来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