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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相关问题争议:1.有没有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2.国际政治理论中能不能形成中国学派?3.”中国特色”?理论:一是行动导向的定义,是指“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指导行动。这种定义的理论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并不缺乏,比如“三个世界”的理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等。二是知识导向的定义。是指“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是知识的积累、生产和再生产。知识积累和生产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多地知道他们生活的世界,包括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在这些世界之中的他们自己。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可以算在此列。两种观点:一元论: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属科学,所以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致的。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以发现规律为目的:自然世界存在规律,需要人们去发现;社会世界也存在规律,需要人们去发现。所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没有区别。国际关系理论是没有国界的,凡是可以称之为理论的东西都是普适的,因为规律的存在是不会因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科学理论的两大标准就是普遍性和可重复性,科学理论因之必然具有通则性质。理论可以有学派之分,但不能有带有国别标签的学派之分。社会科学同样亦然。因此,任何试图创立国别学派的努力都被视为徒劳,本土性命题甚至也被称为假命题。二元论:认为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其根本不同就在于社会世界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既然是人做研究,就不可能价值中立;既然研究的是人,就不能将人当做金属、机械或自然现象。所以,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自然界的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社会世界的规律和理解社会世界的意义。后一种目的是自然科学所没有的。韦伯:社会科学可以独立成为体系,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不同。人具有赋予世界意义的特殊能力,这是自然界所没有的。在对社会世界的研究之中,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人的行动的社会意义。由于意义是观念范畴的内容,社会世界最核心的概念是观念,而这也是自然界所没有的。自然科学以客观的物质存在为本体,以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为目的,以“解释)”为基本的认知方法。社会科学却没有这样清晰。社会科学包含了无法回避的主观存在,以发现规律和理解意义为目的,其方法就不仅仅是“解释”,而且还必然需要“理解。而且,在很多时候,理解是社会科学的主要方式,诠释也是重要的理解形式,因为社会事实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无论理解还是诠释,都加入了人的主观能动,而非单纯地发现和解释客观现象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持二元论观点的人认为,自然科学理论无国别之分,但社会科学理论可以有国别之分。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解”是重要的认识方式,而“理解”恰恰是受到地缘文化限定的。地缘、文化、历史、思维方式和集体记忆等因素的差异会导致人的理解产生差异。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互动方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表象体系,形成不同的社会意义,因此就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特征和知识体系,也就是理论。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无论是直接碰到的还是继承下来的,都与一个国家的地缘文化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为以国别表示的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了基本的依据。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别标签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社会理论有着天生的和必然的本土性,也就是说,社会理论从本质上说必然是依托地缘文化的:第一,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亦即受到历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第二,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划定了社会活动的境域,行动者不可能在超越这种境域的空间和时间里进行互动。在这种境域中的互动产生了共有知识。第三,由于在微观层面上的互动有着明显的地缘文化特征,不同社会在微观层面上很少能够以完全相同的路径走向宏观结构。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社会人群建构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的个性成为社会知识的民族特征。所以,社会科学理论必然起源于某种特定的地缘文化,社会科学理论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必然包含本土意识。比如,中医的理论将人看做一个整体,将不同的人看做不同的整体,这样便可以头疼医脚;而西医则将人视为解剖刀之下的部分与整体,所以,一般是头疼医头。中医的经络理论和西医的人体解剖理论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再比如,传统的中国世界观是一种没有主权意识的天下理念,而西方的世界观注重主权个体的无政府逻辑。没有主权意识的天下理念只有距离上的远近和关系上的亲疏,没有二元的对立;而无政府逻辑的根本条件是具有法理平等地位的个体之间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二元性竞争与共存。但是,如果起源于特殊地缘文化中的理论不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就无法成为世界理论之林中的参天大树。因为人具有共性,所以研究人的理论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共性,这就表明理论具有普适意义。比如社会科学所普遍使用的理性选择。理论必然具备文化地域的胎记,并非是要用一种文化取代另外一种文化,用一种文化产生的理论颠覆另外一种文化产生的理论。推导出一个事实:社会理论的文化地域胎记是必然的。英国学派发源于英国,根源是欧洲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历史、欧洲社会的法律和契约经历等等。没有这些特殊的集体记忆,就难以产生英国学派。美国的主流理论主要的思想和实践根源是来自美国集体经历的,尤其是美国二战之后的民族记忆。只有战后的美国,才无可逆转地走向了全球,成为世界霸权国家,才可能产生以维护霸权和霸权体系为硬核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霸权稳定论、权力过渡论,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是起源于美国的问题,带有美国的本土特征。所以,斯坦利·霍夫曼才说国际关系学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是美国的理论。不过,由于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全球霸权国家,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美国的全球影响成为所谓的普适性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在冷战的近50年里没有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视,但在冷战之后却备受青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体系的竞争性减弱,国际社会的必要性加强,欧洲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建构的正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社会。于是,以国际社会理念为硬核的英国学派获得了相当普遍的认可,并影响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国学派需要具有两个特征(1)起源于中国的地缘文化语境的理论;(2)在发展过程中又能够获得普适性的意义。比如说,中国儒家文化产生的天下观是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文化中产生的无政府国际体系观的。在民族国家鼎盛时代,儒家文化的差序秩序被否定了。在全球化的今天,以不平等为基石的差序秩序仍然不会被接受,但“仁”、“礼”、“德”、“和”、“中庸”等儒家这些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和规范概念是否可以获得普适意义?再如,西方启蒙理念的根本是以知识寻求生活的确定性,而中国传统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依不确定性而变化——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全球化世界中,这样一种理念是否可以产生重要的系统效应?注意的因素:第一,在从地缘文化语境中产生的理论萌芽发展为具有普适性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杂交可能是社会科学理论获取普适性的优势条件。第二,中国学派也不会仅仅只有一家,可以有多家,甚至必然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初始之际,可能从一家显露端倪。并且,当一种知识导向的理论出现的时候,它可以是一种集体的学问砥砺的结果,如法兰克福学派、英国学派等;也可以集中表现在一个人的理论之中,成为个人创造力的释放。但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是某种文化语境中的社会人。建设中国学派的三对思想和实践渊源第一,儒家文化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实践。儒家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实质是差序秩序。差序意味着等级,秩序是体系存在和运转的基本状态。自秦汉以来,中国按照天朝礼治原则建构了一个“国际”体系,称为“朝贡体系”。汉武帝派遣司马相如招抚西南边境诸国,唐太宗对周边部族实行平等政策,明成祖郑和下西洋等.郑和远洋是在15世纪初,当时中国是处于世界一流强国地位,明朝阵容庞大的远洋活动历时29年,涉足近30个国家与地区,远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促成了约17个国家和地区对明朝的朝贡活动,以和平的方式建立了东方式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朝贡体系.这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国际体系,费正清说,朝贡体系是世界体系而不是国际体系.费正清的评论之中已经包含了中华传统世界观的要素:世界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不是诸国林立的战场,不具霍布斯文化的天性。这是中国传统世界观念与西方国际体系观念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个区别自然是来自中国的“天下观”。天下观的核心是“天下”的概念,“天下”的概念也就是“中华体系”的概念。中国的天是自然之天、主宰之天、道德之天。天下包含了自然、神灵和道德,所以,天之下绝非一个单纯的物质概念。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概念和文化的概念。天下的理念既包含广袤无垠的空间,也包含了延续不断的时间,更包含了理想的秩序。天下是自然与人文汇合的空间,是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交融的所在,也是中国朝贡体制的基本理念。天下是一个整体,以同心圆形式出现。费孝通说中国的社会体系就像在水里投入一块石头所产生的状态,水波四延,伸展无限。这就淡化了“我”的绝对主体性,从本体上取消了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与本土不同的他乡只是陌生的、遥远的或疏远的,但并非对立的、不可容忍的和需要征服的。”所以,在这样一种体系之中,无政府性是不存在的。秩序总是与体系的结构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天下观之中,天下的结构是等级的,而且只有等级结构才能够保持体系的稳定和秩序的和谐。上下有序、尊卑有别,才能秩序井然。“五服”制度确定了政治和社会关系和角色差别,而秩序恰恰来自对差别的恪守。中国社会的这种差序结构延续到世界之中,就是天下体系的差序格局。这是中国国内结构的特征,也是中国世界观的基础。这种观念无所谓内外,所以不是无政府体系。它的体系特征显然不是霍布斯文化,因为体系中的单位之间的关系不是敌对的关系;不是洛克文化,因为这种关系也不是竞争关系;也不是康德文化,因为康德文化中的体系成员关系是平等的朋友。差序结构的理想体现的是父与子的差别,所以才不仅有差序之别,也有差序之爱。一方面,它不将霍布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这样一种丛林文化视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它也不承认霍布斯、洛克、康德等人的一个共同的基本信念,亦即体系单位的平等原则。在无政府体系中,从法律意义上讲,国家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单位才可以有平等的权利,因之出现了主权观念和主权制度。所以,西方学者定义的国际社会是以国家的平等为基本原则的,也就是说,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形成国际社会。这是天下体系不予承认的内容。维持差序体系的礼制原则不是无政府文化的原则,而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建构。这种原则无法用西方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性话语来表述,也难以在西方表象体系中得以再现。天下观的理想模式是和谐与大同,是协和万邦。它维持秩序的手段是礼制,以礼制施行治理则为礼治。在等级体系这种差序体系中,国际秩序是国内儒家礼制体系的放大、延展和投射。秩序依靠礼治,而礼治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制度治理和规范治理的结合,因为“礼”可以解释为指导政治与社会行为的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礼治的核心是“仁”,仁又是道德范畴的概念,所以,礼治的根本在道德。这是与西方近300年来国际秩序主导观念尤其是现实主义秩序观的一个根本的不同,也是与西方自启蒙以来以工具理性为认识论基础的科学哲学理念的根本不同。第二,中国近代主权思想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近代思想和实践的核心是革命。从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出现了鲜明的现代思想意识,这些意识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的结果,也是中国对自我集体记忆深刻反思的产物。由于列强的侵入,中国对自身存在的处境有了新的自觉。这种自觉迫使中国人进行反思:反思自己过去的存在,寻找新的存在定位,争取新的存在方式。自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在中国的现代化求索过程中,革命就代替了改良,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主导意识,中国近代实践
本文标题: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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