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笔记

1中国当代文学史绪论一、当代文学的分期以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为标志，形成不同阶段的文学特点第一阶段：1949年—1966年史称“十七年文学”。延续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的方针和政策。实用理性和狂热的政治激情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普遍应用。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狂热性。五四传统依旧存在，形成潜在的对抗。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史称“文革文学”。虽然和十七年文学有相似的地方，但在性质上有明显的区别。“阴谋文化”的渗透，对十七年文学的彻底否定使文革文学呈现出“文化专制”“极端政治化”的特征。第三阶段：1976年—1989年史称“新时期文学”。特征：思想解放，恢复了五四文学传统。伤痕→反思→改革→先锋派→寻根→新写实→市井小说。人性、人道主题。知青文学、朦胧诗等。个人文学话语的初步确立。第四阶段：90年代至今。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宏大叙事向个人化叙事的转变。主旋律、消费型、纯文学三分天下。二、当代文学总方向的变化1942年5月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2讲话，这就是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分引言和结论两部分，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方针等问题，中心内容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在40多年的时间里，当代文学的总方向在提法上发生过一些变化。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定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适应新形势与新任务的要求，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方式，明确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正确口号。此后不久，林彪、江青等却把它诬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而诛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为补救“文艺为政治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第四次文代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在1980年1月26日的社论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这个新的提法标志着党对文艺方针的重大调整，更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更符合文艺规律。三、“十七年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第一类：延安文艺时期成长起来的体制作家。如郭小川、贺敬之、杨朔等，成为新时代的歌唱者，其中包括以讲话为创作指令的作家，形成左翼阵营。第二类：左翼阵营中的民主人士。多在国统区，具有自己的文学观、世界观。觉得自己必然是革命文化阵营的中坚力量，不曾设想自己也是革命对象，如胡风。第三类：游离在政治斗争之外，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们的理想追求带有和政治环境不和谐的因素，文艺观带有民主、自由、独立以及人性化的倾向，如老舍、陈翔鹤。第四类：在历史上曾和左翼阵营发生过冲突，或者不同程度上存在隔阂的作家。这些作家在政治上带有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倾向，与新政权曾经是被否定批判的关系。在新政权的文化环境下，他们处于边缘的、被遗忘的状态。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使其在主流之外，潜在地书写自己的心声，如沈从文、无名氏。第五类：五四以及二三十年代以后影响文坛的作家与左翼阵营中有影响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声望是在三十年代以后或者五四以后确立的，但总体上艺术创作的质量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在整个十七年乃至文革阶段，他们或者偃旗息鼓或者从事理论批评，或者作品质量随文化环境的变动而变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特征，如郭沫若、巴金、曹禺、赵树理、叶圣陶、冯至、臧克家、茅盾、艾青、丁玲、夏衍、沙汀、田间、何其芳。这种现象常常被称呼为曹禺现象、何其芳现象、赵树理现象。3四、研究方法（一）树立怀疑精神与实证的态度（二）历史的观念和开放的目光史识:研究主体对历史现象、历史事物的认识、理解、判断、评价的能力和见解。史德:求得历史的真实。史才:指史家的能力(主要是驾驭文献的能力，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运用能力)之外，也包括文字表达的能力。1949～1976文学思潮第一节50年代、60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一、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和途径,提出国内的矛盾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在思想文化战线揭开序幕。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表达了毛泽东对历史、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立场：其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二，文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三，清除资产阶级残余与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构成文艺界的长期任务。由此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拉开序幕，这是从一场文艺论争演变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二、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20年代出版了《红楼梦辨》，对《红楼梦》及其作者、小说的艺术成就做出了独到的研究。1954年俞平伯又发表《红楼梦简论》。“新红学派”的研究方法，有繁琐考证的偏颇。1954年，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月刊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艺4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期间引发了接踵而至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1985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但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60年代初中共中央开始纠正这一错误，但1964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8年样板戏几乎独占了中国所有的艺术舞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也几乎停止。五、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是人为的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引起的,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扩大全议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展开批判,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序幕,随后整个文艺界展开了反右派斗争,这场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严重破坏了艺术生产力,严重干扰了“双百”方针的贯彻。1958年6月，著名作家丁玲戴上了“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头目”两顶大帽子。“丁陈集团”是1955年的事，她受到残酷斗争，后来不了了之。谁料1957年旧账新算，《人民日报》以显赫的题目报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不久，又将她作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又一主要成员，进行批判斗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5六、文艺政策的调整1960年冬，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艺界也开始实行文艺政策的调整，甄别平反曾经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等。这些举措在文艺界产生了较强烈的反响，局部地调动了一些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七、“左”倾思潮的升级给文学事业造成的新损失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刘志丹》、《红河激浪》、《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海瑞罢官》等作品和相关创作人员受到批判，引发了多起株连甚广的冤案。“左”倾思潮越演越烈火，严重摧残了文艺事业，直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八、新中国成立后前期十七年（1949～1966）文学成就概述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新文学开始进入当代文学的新阶段。会议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通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十七年的小说创作，长、短篇均有可观的数量和较高的质量。长篇小说尤以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佳作较多，如《红旗谱》、《红日》、《红岩》、《保卫延安》等。短篇小说创作的题材和风格日趋多样化，其中，茹志鹃、峻青、王愿坚、马烽、王蒙等人的创作成就更为突出。十七年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抒情诗、长篇叙事诗以及具有民歌味的爱情诗创作等方面。主要诗人有郭小川、贺敬之、李季、闻捷等。散文创作在本时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杨朔、秦牧、刘白羽等散文家已各自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戏剧创作也较繁荣。老舍的《龙须沟》、《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等的《胆剑篇》等均有独特贡献。十七年长篇小说的“模式化”——三板斧1、人物结构模式格雷马斯“语义方阵”：X英雄：革命的动力和发展方向X英雄与引路人的关系说明：英雄正是靠引路人才走向真正的胜利2、文本结构主线：（一）家族主线：长期农业社会使我国长期处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礼俗社会，家族中人物有天然的关系，更适合于故事展开（二）人物主线：中国古典文学中已有悠久历史，如《西游记》、《水浒传》6等；现代文学中有《阿Q正传》、《祝福》、《骆驼祥子》等。十七年小说《青春之歌》、《小城春秋》、《小兵张嘎》都是（三）事件主线：多见于革命战争小说，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3、史诗性追求：（一）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二）发掘历史本质（三）潜心英雄叙事（四）拓展叙述时空负面效应：（1）注重描写重大事件的重大性——题材单一（2）强调阶级斗争的主导性——忽视社会和人性的多样和复杂（3）着眼于英雄人物塑造——人物概念化第二节“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思潮一、“文化大革命”概述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此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艺事业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江青、康生等在60年代初期策划批判了一些代表作家的作品与文艺观点，抓了所谓的“个别问题”。1966年初形成并在同年4月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批发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把一场文学灾难上升为政治灾难，成千上万人受到牵连。“文革”期间，江青等在全盘否定十七年文学的同时，还攫取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戏曲改革成果，封为“革命样板戏”。他们还以总结创作经验为名，提出了“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创作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等理论。文艺界变成了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二、“文革”期间的文学成果除8个样板戏外，“文革”期间有两类文学值得关注：第一类是不愿完全遵从政治之命的文学，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第二类是主要通过手抄本形式流传开来的地下文学，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杨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三、“文革”小说的叙事类型7根据事序结构与叙述结构的不同对应组合关系，“文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