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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一、教学目的与要求1、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寻找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及其取得的初步成果。2、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及其经验教训。3、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2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4、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2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取得的重要的理论成果。二、重点与难点1.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2.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取得了那些重要的理论成果。3.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取得的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三、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四、计划课时:2课时第一节良好的开局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一)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1、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选择了苏联模式新中国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成就显示了苏联模式的威力,吸引着一切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和他们所领导的国家和人民;由于苏联党和国家当时对新中国的援助,苏联模式适应了新中国在工业化初期着重发展重工业的需要;2、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提出毛泽东强调: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相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创造,现在要更努力找到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一)《论十大关系》的发表•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提出这十大关系,虽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是初步的,但确在某些重要方面已经指向苏联模式的弊端,从而开启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二)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成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独创性发展的又一突出例证。1、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解决的方式、方法,就是通过调整和改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完善。2、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把我们国家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独创性发展。•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来解决;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绝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社会主义新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四)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地位,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到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时,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达5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错划。许多党的干部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受到长期压抑和打击。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第二节探索中的严重曲折一、“大跃进”及其纠正(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大跃进”运动首先从农业开始。1958年8月以后,“大跃进”的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在“大跃进”的同时,还开展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误以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增产增收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二)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三)庐山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四)国民经济的调整(五)“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二)全面内乱的形成•“一月革命”•“二月逆流”•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三)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采取是具体办法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在“斗、批、改”过程中提出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项任务,都以深入开展阶级斗争为指导方针。这种人为制造“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的做法,使党内矛盾和社会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四)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1973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五)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三、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一)错误的性质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过,“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这样就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干部,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二)犯错误的原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摘清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的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错误。(三)对错误进行科学分析中国共产党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其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人民群众依然把它看作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对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发现错误,抵制错误,纠正错误。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第三节建设的成就,
本文标题: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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