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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走向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走向*吴心伯〔提要〕随着特朗普的执政,美国内外政策变化可能给中美关系的环境、议程和互动方式带来新变化,双边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但是中美关系不可能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基础上演进,既有的架构和特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一关系的未来走向。与过去相比,今天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加丰富的经验和更强的战略运筹能力,应该争取使“相互调适型”成为两国间互动的基本模式,以经贸关系为抓手,发展务实合作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要谋求提高中美关系品质,使双边关系发展更好地体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关键词〕特朗普、中美关系、相互调适型〔作者简介〕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图分类号〕D822.3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28832(2017)2期0015-14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90年代,中美两国探索确立后冷战时代双边关系的新框架,中国面对的是如何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中与美国打交道,美国面对的则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1]到了21世纪初,中美关系发展形成了新棋局:美国在强化对华战略防范的同*本文是复旦大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1] 陶文钊等:《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48-149、184-186页。 16《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时,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借重中国的作用,中国则通过扩大与美国合作,稳步推进在经济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利益目标。中美交往的机制化水平、相互依存的对称性和总体关系的稳定性显著提高。2008年以后,中美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中美力量对比变化步伐加快,各自战略调整态势更加显著,两国关系中竞争因素上升。[1]随着特朗普的执政,美国内外政策调整可能给中美关系的环境、议程和互动方式带来新变化,双边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一、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既延续了前一阶段的特点,又鲜明地表现出新的特征,这8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构成了下一阶段两国关系的新起点。第一,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贸易方面,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为877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54%;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为1651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3%。中国已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作为美国主要出口市场之一的重要性在稳步上升。[2]2015年,中国跃升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投资方面,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超过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到456亿美元,是2015年的3倍。在美国的50个州中,47个州都有来自中国的投资。[3]此外,中国是美国国债的第二大外国持有者(2016年10月,日本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国债持有者)。2016年12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为1.06万亿美元。以上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重要性在上升,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对称性在提高。[1] 吴心伯:“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43-149页;吴心伯:“新常态下中美关系发展的特征与趋势”,《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14-28页。[2] 作者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3] 章念生:“投资合作促进中美双赢”,《人民日报》2017年1月4日,第3版;莫业林:“荣鼎咨询:中国对美直投2015年首超美对华投资”,财新网,。(上网时间:2017年1月18日)17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走向第二,中美在西太平洋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从军事投入看,2000年中国国防支出为230亿美元,美国为302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7.6%;2015年中国国防支出已升至美国的36%。[1]经过十余年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中国军事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与美国的总体差距缩小。在西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第一岛链之内,中美军事力量对比正在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2]第三,中国积极进取的态势更加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为服务国内经济建设,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之一是积极谋求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接受美国主持制定的国际规则,因而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设定棋局中的一个“玩家”。近年来,随着力量和自信心的增长,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上升,开始提出和推动新的国际合作构想。金砖国家组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政治经济合作平台的发展,表明中国越来越具有主动设置议程的能力,这会不断拓展中国对美博弈的空间、增加中国对美博弈的资源。第四,中美互动态势的变化。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美国掌握了中美关系的主动权,主导着中美关系的话语权、议程设置和互动过程,中国在双边互动中处于被动地位。近年来,中国在对美互动中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主动性。在中美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的背景下,中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以规避大国政治的悲剧和“修昔底德陷阱”,显示了中方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建设性态度。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每年都有一次深度对话,从加州庄园会晤到北京瀛台夜话,从华盛顿白宫秋叙到杭州西湖品茶,习主席向对方解释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阐述对中美关系的愿景,分享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坚定地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使对方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推动奥巴马政府积极扩大对华合作、建设性地管控分歧。此外,中国通过在西太平洋[1] 国防支出数据参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2015年中国的国防支出为2150亿美元,美国的国防支出为5960亿美元(单位为现价美元),。(上网时间:2016年9月18日)[2] 胡波:“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64-84页;DavidC.Gompert,AstridStuthCevallos,CristinaL.Garafola,“WarwithChina:ThinkThroughtheUnthinkable,”RANDCorporation,2016。18《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地区的战略拓展、运筹大国关系和经营周边关系,既调动美国,也牵制美国,有效提升了中方对美博弈的主动性。随着特朗普执政,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将呈现新的特征,但双边关系不可能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基础上演进,既有的架构和特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一关系的未来走向。具体而言,这一影响主要体现以下方面。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增强。由于中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对美国的重要性上升,美国决策者不得不更加重视对华关系,更加慎重地处理对华关系。在面对摩擦和分歧时,不会轻易采取使中美关系出现重大波动、遭受严重挫折的行动。另一方面,中美之间业已形成广泛的对话和交流机制,成为经营和管理双边关系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双方增进沟通和理解,加强对话与磋商,及时排除险情,释放压力。中美关系的正能量增加。中国领导人向来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强调要从战略高度和以长远眼光看待中美关系,积极推进合作,建设性地管控分歧,使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面,等等。而美方则由于政治周期的影响(总统选举、国会中期选举等),常常以短期利益诉求和战术性行为处理对华关系,导致双边关系的波动。因此,从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看,中国比美国提供了更多的正能量。随着中国在中美互动中地位的提升,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增强,能够提供的正能量增加。不仅如此,与美国两党政治下内外政策多变相比,中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远高于美国,这使得中国能够一以贯之地塑造积极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成熟度上升。近年来,作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表现,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合作加强,有时表现很激烈的摩擦和分歧并没有妨碍双方在各个层面的合作。经过双方的努力,对一些摩擦和分歧的处理还带来了新的合作机会,这表明双方能够以更加成熟的心态处理两国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要“以宽广的胸怀对待差异和分歧”,[1]这种达观的心态表明中美关系变得更加成熟,有助于提升两国关系的韧性。[1] “习近平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2015年9月26日,。(上网时间:2017年2月14日)19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走向从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一方面由于国际环境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则表现出持续成长的总体趋势:双方利益交融水平不断深化,交往频率稳步提高,合作面持续拓展,互动的机制化程度显著增强,管理双边关系的能力大幅提升。在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正是这一趋势确保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延续,这一规律也将适用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中美关系。二、特朗普对华政策走向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因素: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执政理念、总体政策倾向、对华政策偏好。特朗普的个人理念具有如下特征。[1]首先,他是“美国优先”的坚定主张者。与二战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相比,特朗普的世界领导欲不强,反对美国过多参与世界事务、在海外背上太多包袱,认为美国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正道。其次,他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关心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福祉,不满意全球化给美国经济和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再次,他的国际观以传统的民族国家为中心,缺乏全球视野和全球意识,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怀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孤立主义色彩。最后,特朗普是传统生产力而非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房地产商,他重视传统的支柱产业,如制造业、建筑业、钢铁、石油等,在竞选过程中几乎没有谈及将如何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特朗普提名的主要助手和内阁成员,以大商人和具有强势风格的军人为主,表明其政府的执政风格是重视经济、注重执行力。共和党内传统上有两派,一是商业派,重视经济利益;二是安全派,重视国家安全。特朗普执政团队无疑是二者的结合,但其个人的商业背景和重商倾向将使商业派拥有更大的[1] “DonaldTrumpAcceptstheRepublicanNominationForPresident,”NBCNewYork,July21,2016,“TheInauguralAddress,”January20,2017,(上网时间:2017年2月15日)20《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政策影响力。特朗普设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来推动重振制造业、减少贸易逆差、防止就业岗位流向海外,更体现了他对传统制造业和贸易的高度重视。综合各种因素分析,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可能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关注重点上,重视经济,淡化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因素。第二,在政策目标上,重在“谋利”而非“谋势”,对中国的崛起,更多关注其对美国具体的利益影响,如经贸利益、军事力量优势等,而较少从中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国主导下世界秩序的影响角度考虑。第三,在互动形式上,重视双边,淡化多边,特朗普的世界观是传统的国家观而非国际观或全球观,不太注重与中国在全球化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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