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孙中山的一生

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广为人知的，他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是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和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他创新提出“三民主义”，“起共和而终帝制”；他力主推翻封建且有帝国主义扶植的清政府，领导起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民主进程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他是国父孙中山，也是中国历史大潮中一个象征性的伟人。从“三民主义”的提出到中华民国的建立，可见，孙中山先生思想开放、创新又坚持民主共和。他吸取此时国外先进的民主思潮，融汇中国传统仁爱思想。他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他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他又注释“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他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他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等。这一切的构想在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上看来，似乎还过于突然过于跳跃，然而孙中山先生深知“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变革不仅仅是人民的需要，更是社会的需要，生产变革的需要，而这一切是封建势力无法阻挡的，也是帝国主义列强无力拦截的。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到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先生虽然屡战屡败，但也屡败屡战。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他反封建的决心仍毅然决然。虽然屡遭清廷在战斗上的打击和通揖，他依然不屈不挠不断重新部署。因为革命需要，经济上频频遭遇了资金困难，他绞尽脑汁远赴海外，四处奔走向华人号召筹款。因为民主革命党派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间的矛盾和冲突，他又苦口婆心到处协调和解。尽管种种难题源源不断地摆在孙中山先生的面前，他仍乐观而坚定，“危难无所顾，威力无所畏”。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再到组织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实现国共合作，直到他最后因劳成疾病逝于北京，孙中山先生由始至终都不重个人名利，保持着博大的胸怀，秉承这“天下为公”的理念，他一生操劳，为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可谓鞠躬尽瘁。可是，“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孙中山先生曾有云：“国家之本，在于人民”。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中，就解释道“民生”主义为平均地权。然而，从后来国民党一大上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的新解释---“耕者有其田”可见，其“民生”主义的提出是不完善的，人民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民主权利，而孙中山本人也没提出土地革命的纲领来改变中国的土地性质，因而占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农民阶层是并没有积极性的。孙中山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也是其倡导的民主革命中的致命败笔。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显得十分弱小，毛主席曾经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不可否认的是，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他的追求是完善的，然而实践却是不彻底的。他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会赞成，他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如此妥协，革命实难彻底。而在反封建的层面上，他始终只限于反对清廷皇帝，以为只要“清帝退位”专制便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而恰恰因为如此，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这久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的。综上所述，站在历史的枝头俯瞰，我认为孙中山先生所确立的革命里程碑的意义是不容置否的，是深远的。这一点远远大于他倡导民主革命的不足，他所占据的先机据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聪慧而沉稳，谦逊而坚定，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参考价值是全面而可深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