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

北京联合大学2016-17学年第一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结课论文题目：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学院：信息学院班级：通信1601B1姓名：崔子剑学号：2016080331004任课教师：李诗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前夕，重温中国近代史，不禁感慨万千，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任意歪曲和篡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企图藉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而达到否定党的领导的作法深感愤慨。本文拟以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实践为背景，通过近代史上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等阶级和派别为救亡图存对中国出路的选择和比较，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产生的，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重任。翻开中国近代史，无疑看到的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与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勾结，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集团中的先进分子为了拯救国家的危亡，争取民族的振兴，曾先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作出了不懈地努力，设计过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他们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寻找光明之路。鸦片战争前夜，中国已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已经走向没落。面对这种严重的社会危机，地主阶级中的极少数有识之士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提出了“更法”、“改制”的主张。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封建士大夫集团中，少数进步思想家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愿望出发，要求了解世界，正视现实，并提出“师夷长技”即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这三个地主阶级思想家的主张分别代表中国近代社会这一大变动时期地主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发展，即从“治国平天下”到“开眼看世界”再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的思想主张顺应了历史的需要，不仅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而且对后来也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但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他们只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改革主张，不可能超越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范畴。同时在清政府腐朽昏聩的统治下，他们的方案也不可能被采纳，仅仅是作为当时民族危机和封建社会危机的产物而昙花一现。19世纪60年代，在外经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内受太平洋天国和捻军重创的情况下，清政府内部一些通权达变的封建政治家认识到，要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从而以“求强”、“求富”相标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兴起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活动，这就是历史上的“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有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崇厚等。洋务运动打出的旗号是“自强”“求富”“时务”“新政”，实质是“变器不变道”，即以“学习外国利器”的办法来维护封建的纲常、道德和政治制度。尽管洋务运动在当时的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也起了抵制外国经济势力扩张的作用，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只在军事和经济范围内进行枝枝节节的改革，不敢也不愿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不可避免的归于破产。所以尽管洋务派一再努力“求强”“求富”，但求了30多年，中国不仅没有独立富强，民族危机反而愈益深重了。在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一直是反封建的主力军，1840年后农民阶级又成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主力军。在中国近代史上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震惊中外的，并且对历史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的农民斗争，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团运动，其中又以一八五一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它的理论与实践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太平天国的斗争水平主要表现在《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这两个纲领性文件中，由于《资政新篇》远离了农民斗争的现实任务，因此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影响不如《天朝田亩制度》大。《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社会改革方案，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制度和政策，是太平天国建设新世界的蓝图，是农民向封建统治全面宣战的总纲领，是革命农民对未来社会理想的描绘。《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是用农民的思想、意识、办法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来满足农民的要求。它是第一次把农民反封建的意志表现在一个完整的纲领之中。这个纲领对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的农民运动来说是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但是《天朝田亩制度》设想按照小农经济的模式改造中国社会，它所追求的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同”境界，甚至连一家喂五只母鸡，两头母猎都有明确的规定。尽管《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要摆脱“苦难的世界”，建立没有剥削的和压迫的新“天国”的主观愿望，但是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太平天国所走的道路来看，平均主义思想在本质上是落后的、倒退的，理论上是反动的，现实中是行不通的。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这表明，农民阶级虽然具有强烈地反封建的要求，但终究受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看不清社会和革命的发展前途，提不出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纲领，所以他们的斗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但最后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事实说明，农民虽然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力军，但仅靠农民阶级自身是无法自己解放自己的，更不可能为中国寻找到摆脱贫穷、落后的出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欧洲16世纪以来的近代思想、技术和文化，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有关西方社会情况的各种知识，即通称的“西学”也应运传人中国。西学的传人启发了人们的思想，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的现状，从而在19世纪7、80年代形成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其主张可以概括为实行政治改革，走向君主立宪；发展工商，“兵战”、“商战”并起，以商战巩固国本；废八股、办学校、培育人才。这种改革主张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大大前进了。1895年后，早期维新思想变成了有较大影响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所倡导、推进的一次依靠光绪皇帝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变法图强运动。因其在农历戊戍年百日维新期间达到高潮，故称为戊戍变法或戊戍维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是运动的领导者。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大同书》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纲领理想化的反映。它的主要思想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二是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的理想蓝图，康有为还设想了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的种种办法。但是其结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所以，康有为对大同理想的追求，虽然在观客上反映了生活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高度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向往，表达了中国人民憎恨剥削和要求摆脱压迫的思想情绪，但它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这次变法在光绪帝的支持下仅实行了一百零三天，就以光绪帝被囚禁，六君子血染菜市口而告结束。维新派进行的改革，理论是民权观，纲领是君主立宪，实践是百日维新，是一级比一级降低和缓和。但即使如此，改革还是推行不下去，结果是维新派想用不流血的办法搞一些改良，但却以流血告终。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辛丑条约》签定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西方传入的“新学”和民主共和国方案作为思想武器，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同时又建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政党，开展武装斗争。他们不仅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而且要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资阶级共和国，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全面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这次革命的领导者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就是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的纲领，孙中山先生在1905年11月在《民报》的发刊词上，把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旧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旧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晶。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革“害汉人的满洲人”的命；民权主义主张，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国”，即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同时防止封建君主专制的复辟；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办法是核定全国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旧三民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在组织广大群众推翻帝制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个纲领又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主张民权主义，又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主张民生主义，但又不敢发动广大贫苦农民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纲领的这些弱点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1911年lO月lO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统治的灭亡，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了数千年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但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的革命党人一直缺乏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革命纲领；由于革命党人一直没有采取广泛地发动群众的革命方针和充分组织掌握革命武装；由于敌人的力量太强，自己的力量太弱；辛亥革命失败了。这些失败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生长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造成的。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或惨遭杀戮，或流亡海外，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之下，民主革命的任务依然没有完成。“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的历史，证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同样走不通。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有识之士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曾经满腔热忱地探索中国落后的原因，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设计过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从事过各种各样的爱国运动。但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流亡海外，鼓吹保皇，宣告了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资产阶级革命派徘徊无计，无路可走，说明资产阶级无法完成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历史任务。他们都没有找到一条真正能够振兴中华的道路，中国依然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依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态。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山穷水尽。“茫茫前路无归处，暮风秋风江上舟”。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历史的发展呼唤和需要新型的先进的革命阶级，于是，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历史任务不可避免地要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是近代中国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大多数来自破产农民，与广大贫苦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便于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社会基础极其广泛。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的时候起，就展开了反抗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国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出现到1911年，工人先后举行过一百多次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和受压迫程度的日益加重，工人运动迅速蓬勃地发展起来，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战斗力量。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斗争的高涨，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变的阶级基础，它预示着中国的革命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工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有力量担负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也得到广泛传播，并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一结合直接促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从他成立的那天起，就肩负起了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这时中国才出现了经由新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