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历史精神

读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由钱穆先生讲演录音稿编制而成）为什么学历史？因为要想知道明天的事，总该先知道昨天过去的事。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世上所有因素都处于不停地变动之中。但历史却具有潜在的规律性，例如盛衰交替之变，或是权利更迭之变，这种神秘的周期性规律使历史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钱穆先生也是其一。这本书从史学精神与方法、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道德精神七个方面来对历史进行描述。我暂且以我浅薄的学识来对这本书进行分析。历史是人生全部经验的总记录与总探讨，研究历史便是在探索人生。钱穆先生主张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将来来研究历史，遵从历史的绵延性，从现时代中找问题，从旧时代中找答案。欲想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要先认识自己，若要认识自己，首先要用理智的目光回顾历史，这便是历史存在的意义。中国传统政治是否是君主专制？钱穆先生在第二个板块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他是反对“专制论”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何为专制。第一种说法是：独断专行。“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羈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i”第二种说法是：控制掌管。《汉书·西域传下·乌孙国》中言：“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騫，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北齐书·神武纪下》：“景(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第三种说法是：君主独掌政权。瞿秋白《赤都心史》十九：“封建遗毒，东方式的专制政体，使官僚问题种得很深的根底。”而这一切解释都是指向君主独裁。在中国知网上的解释是指，封建社会中由至高无上的君主独揽大权,凭个人意志实行独断专行统治。在这一制度下，居于封建等级制度尖顶的封建君主拥有超乎一切法律、一切机构之上的最高个人权力，凭借国家政权（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对内实行专制统治。总结起来就是：君主大于法。那么我们就要探讨一下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有四大特点：一是，出于皇权，维护皇权；二是，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三是，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四是，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行政，无独立审判权。由此可看出：法自君出。也就是说——君主凌驾于法律。因此也就能推论出中国传统政治是封建君主专制的。钱穆先生反驳的理由是，古代政治制度并非仅仅是君主一人专权，同时有宰相等上层政治组织来辅佐与限定，不但所选举的人才来源广泛，而且有监察制度来支撑，不能简单说是君主专制。这么看来，仿佛似乎也合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的。首先古代法律最初设定时便是地位低于皇权，其次，所遵从的不是能够发挥它充分作用的法家思想，而被儒家思想限制，因而它的存在也变得不伦不类。即便君主勤政爱民，广纳良言，遵循不成文的规定，授权丞相之云云，皇权还仍然具有相当的自由，存在非常大的隐患，更何况是像汉武帝一样控制欲非常强大的帝王？综合起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是君主专制的。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历史进程？钱穆先生在第三个板块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钱穆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过分夸大物质经济作用，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相违背。那么我们就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内涵。马克思在1859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总结来说，唯物史观的定义就是：人类的经济发展与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生产关系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而这一切，都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他承认人的价值，并且注重社会存在价值。中国传统经济理论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轻富贵，重礼义。引证“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第二，经济主体被动性。“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卷六·颜渊篇·第十二》）第三，藏富于民，“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由此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经济理论是夹杂着礼教人文思想的，它呈现着与法律制度相似的特征，即并不是纯粹科学的理论定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带有科学理论色彩，“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起点”的论点无论从哪一角度来分析都是不可辩驳的。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并不具有条理性，采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加以完善是十分必要的。钱穆先生在讨论中国国防时有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民族与其文化之和平，是一种‘强性的和平’，它富有很坚强很优越的战斗精神。”钱穆先生的理由是，在经过匈奴、鲜卑、突厥、契丹、金、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攻击后仍然能保持民族文化数千年。如正文所言“试问在如此困难的国防情势下，还能保留其民族文化绵延至今两千多年，若使没有一种内在的极坚强的战斗精神，如何可能？”对此观点，我只赞同一半。首先如今的中国文化是杂融着异域文化的“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包容了其他文化而自成一体。而说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似乎不太得当，我的观点是，中国文化既有强大的韧性，也有包容万物的柔性，简要来说，是“刚柔并济”。在教育方面，钱穆先生以西方的教育为例，分析出西方教育的三种模式：宗教教育，国民教育，个人自由的教育。以此为例，揭露出当代青年的普遍病症，从小学到高中，享受的是国民教育，而从大学迈入社会，则更加偏重于个人自由的发展。第二，中国教育模式专讲职业与知识。这导致人与人之间逐渐的分离，并且导致人与人尽成为比赛。而关于教育方面的言论，我对此表示赞同。个人来讲，如何把握住个人自由与职业操守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假如，拥有一定的精神上的理念与信仰，则会使人们更容易得到内心的平静。钱穆先生借此机会，有一次的“传销”了中国古典文化中“道”之理念。而我觉得，无论是西方的宗教理念，还是中国的儒释道理论，只要用得得益，并以之为信仰与行为底线，内心会更加平静一些。毕竟，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难以做到绝对的公平，若执着于“不可得”，就徒增烦恼了。从这本书中，可以察觉到钱穆老先生是中国文化绝对的信徒。在这篇论文中，我简要地发表了自身对这本书的看法。即便与钱穆老先生有多处意见向左的地方，我仍然敬佩老先生深邃的思考。若有不恰当的地方，敬请指正。i《韩非子·亡徵》：“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羈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i”《汉书·西域传下·乌孙国》中言：“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騫，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北齐书·神武纪下》：“景(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瞿秋白《赤都心史》十九：“封建遗毒，东方式的专制政体，使官僚问题种得很深的根底。”马克思在1859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卷六·颜渊篇·第十二》“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中国民族与其文化之和平，是一种‘强性的和平’，它富有很坚强很优越的战斗精神。”——《中国历史精神》第61页“试问在如此困难的国防情势下，还能保留其民族文化绵延至今两千多年，若使没有一种内在的极坚强的战斗精神，如何可能？”——《中国历史精神》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