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民主当前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可能选择

精英民主：当前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可能选择张铭*[内容简介]面对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要求，推动后发国家现代化早期展开的威权主义治理模式以及目前农村尝试多年的“基层民主”模式在实践中都遇到了一定的挑战，面临着较大的困境，农村治理模式正面临着转型的压力。本文从宏观角度对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作出了思考，指出当前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应反省以往治理模式中的政治与行政强控制特点，应破除当前对“民主选举”的迷信，在重视乡土精英参与、重视文化建设，重视“乡土精英民主”的基础上寻找一条能真正通向农村基层社区自治的道路。[关键词]社会转型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乡土精英自治一、农村现阶段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农村现代阶段基层社区治理模式总的来说，是两种要素的结合：那就是政治与行政的强控制加上所谓的“基层民主”与“村民选举”。对我们来说，作为这第一个要素的“政治与行政的强控制”并不难理解。近现代的中国在真切的亡国灭种的威胁下，被迫进行了一场现代化的“强行军”。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变革中，各种社会力量不仅完成了在社会上层和中层的政治动员，而且在高度的竞争性需求下，不断把自己的眼光下移，还将整个底层民众组织与整合进了我们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政治斗争之中。应该说，这场伟大的全民性社会变革最后赢得了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浓笔重彩。然而，适应革命和战争需要的民众大动员和整个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做法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厚重的遗产：那就是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保留了政治与行政的强控制的治理模式。尽管我们无法抽象地对作为治理模式的政治与行政强控制本身进行好还是坏的评价，但在一个强调多元与平面互动的市场经济时代，这种治理模式的确有着自己难以克服的问题。政治与行政的强控制是我们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长期以来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市场经济建设时代的大背景下所具有的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推动了我们在农村社区进行“基层民主”和“村民选举”的改革。我们本希望，通过这样的改革，能在农村基层社区逐步地培养村民的参与意识与公民精神，不断增强农村社区的自治活力，从而减少政府因无所不管而带来的种种压力，收缩自己的战线，为逐步退出基层社区的直接治理打下基础。*张铭，男，（1950—），现任教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然而在多年来的农村治理实践表明，农村的“基层民主”和“村民选举”并没有从内涵上增进农村基层社区自治能力的发展，因而也就没有减轻它们对于威权主义政府的依赖，“基层民主”和“村民选举”在很大程度上走过场、流于形式，甚至还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基层社区自治这个对我们现阶段社会发展来讲十分重要的大目标依然显得相当遥远。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背景下，我们认为，对现阶段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有必要在总结多年来农村基层社区改革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展开一轮新的探讨。而本文的目的，便是对于农村基层社区的治理模式取向作一宏观性的战略审视。二、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问题讨论的战略视野以现代化的历史视野来看，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从根源上说，都是东西方文明之间发生大冲撞的结果，都是古老的东方文明在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挑战压力下进行抗争、自新与奋发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必过多地纠缠于我们在历史上所走过的曲折，不必过多地去追究前人失足的责任。在仓促、被迫和近于绝望的应战中，什么样的过失、过激与不周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今天不再需要去总结，不再需要再去认识我们自己在历史上失足的原因。相反，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今天实际上就不可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前人付出的沉重代价就不可能转换成为我们今天再展探索时的财富。失败对个人是，对一个民族有时也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如果我们能加以认真总结的话。市场经济发展今天在全世界所达到的高度，已大体脱去了它初期所具有的血腥与野蛮色彩。各后发国家今天面对的生存压力尽管依然很大，但已不再是那种“要么是生存，要么是死亡”式的即刻抉择。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带给各后发国家的真正压力在于：你必须寻找出一个大体上能满足它主要要求的、有活力的发展模式来，否则你这个国家与民族就不可能成功实现社会转型，不可能长期保持自己的繁荣与稳定。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问题的讨论，可以暂时地搁置那些一度主宰过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激情、义愤和仇恨，[1]而平心静气地集中于自己发展模式的讨论。发展模式的指称可大可小，上至国家，下至社区，横向所涉及的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都可以有自己的发展模式。本文对发展模式的研究是建立在对苏南农村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因而，我们对发展模式的探讨只限于微观领域，只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农村基层社区的治理模式。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探讨本身的意义并不会因为限于微观领域而受到减损。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代，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研究意义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具体的管理对策，而进入到社会结构如何回应市场经济所提出的“横向性”、“互动[1]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像“依附论”这样一些带有激进色彩的“发展理论”。这些理论把后发国家的欠发展状态主要归结为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的不合理，从而提出改变这种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发展的第一要务。这个理论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有弗兰克、阿明等人。性”、“自治性”和“自主性”等要求的问题。因此，这项研究已远远超出传统的、以垂直治理网络为特征的社会所能赋予它的意义，而进入了公民社会建构的论域，进入了社会转型的战略选择论域。新中国成立以后，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由于大规模地对社会进行全盘改造的雄心壮志而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垂直化的、政治与行政主导的社会强控制网络甚至发展到了一种新的历史高度。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基层社区的地位只是完成伟大时代使命中一枚小棋子：它被高度动员和组织起来，并被编入一张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空间的垂直控制网络之中。这种对基层社区的高度动员和高度组织从自身来说，并不能说是不成功的。因为正是它的存在，使社会上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不生活在组织的阳光之中，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一切潜能几乎都被挖掘出来投入到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去。在人类的组织历史上，也许还从未达到过如此严密、如此成功的高度。我们看到，东方古老的文明在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西方文明的逼迫下，沿着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完成了一次飞跃，显现出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曾提到的，一个社会对于极度挑战的超常反应。[1]然而这样一个发展模式的确立虽然是壮观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的主基调却是大一统与强控制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因而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很难吻合。市场经济本身是在承认无法知晓所有信息与控制所有决策的前提下，是在放弃对复杂大系统进行全面操控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它尊重分散化决策，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主选择，尊重多元互动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系统。对市场经济这个系统来说，任何全面操控的行为都将带来功能上的巨大紊乱。而以政治与行政为主导的社会强控制模式的建立基础，却是坚持经济、政治与社会系统的全面可知性与全面可控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政治与行政的强控制发展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可以平稳运转，而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却几乎成为一个社会最根本的麻烦所在。的确，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垂直的政治、行政强控制模式在本质上是无法和市场经济长期和谐相处的。杨小凯先生曾从比较现代化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西班牙而是在英国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从这两个国家海外殖民地的开拓、跨大西洋的贸易推动，财富增长的速度等方面看，西班牙不仅不落后于英国，相反占有着较大的优势。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影响到后来这两个国家历史发展的轨迹的呢？杨小凯先生指出，这重要的影响因素就在于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与行政权力对于市场干预和控制上的差异。在英国，王室的权力在历史的斗争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牵制和平衡，它难以随心所欲地对整个社会和经济进行严格控制，这就留给了社会以平等进入市场，平等进行竞争的机会与空间。因而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领先竞争对手，如何更好地占领市场便成为整个社会精英关注与下力气的中心，工业革命在这种情况下的展开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而在西班牙，王室用强权全面地控制了海外殖民地开拓权和与海外贸易权，只有得到王[1]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室的特许才有可能进行这类活动。权力与“市场准入”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接近与巴结权力成为聚敛财富的最为有效途径，于是整个社会的精力不是集中在如何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市场的占有率上，而是集中在如何拉拢和腐蚀权力，如何利用与权力的接近去进行巧取豪夺，如何通过各种人际关系走捷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贸易领域的平等竞争荡然无存，人们的主要精力所投入的不是在经济与生产领域，而是投入到与王室和政府搞好关系的经营中去。[1]然而吊诡的是，在一个有着垂直的政治与行政强控制网络传统的国家中，市场经济的最初发展却不能不依赖这张强控制网络自上而下的推动。而市场经济在这里的发展之所以需要这样的推动，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这样一张强控制网络的设计初衷就是冲着消灭市场与商品经济来的，市场经济在这张网络中无法自发地生长起来，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实际上内在地隐含着一种张力。随着这个张力的发展，政治与行政强控制网络和市场经济间关系必然会由初期的相互支持走向相互冲突。一部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表明，这个冲突不解决，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就不可能健全，它也不可能推动社会走上良性循环之路，社会转型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遭遇全面挫败。既然“坚定不移地发展市场经济”是经历了反复的我们在付出重大代价后才得出的经验性认识，那么我们在处理市场经济与政治、行政强控制网络间矛盾时便不能不着重立足于对后者进行反思与改造的基础之上。系统论的深入发展使我们今天开始认识到，复杂大系统和简单的线性控制系统是不一样的，复杂大系统所能完成的功能是简单线性系统所具有的功能望尘莫及的。人类力图通过控制简单线性系统的方法来预测和控制复杂大系统只能破坏这个系统的复杂性，而不可能实现只有复杂大系统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复杂大系统的运行是不可具体预测和不可完全操控的。[2]力图用所谓科学的方法对复杂系统进行全面的预测、设计与操控，正是我们在线性发展观基础之上形成的思维惯性的延续，正是欧洲大陆启蒙精神（往前当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先贤柏拉图那里）和近现代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留给我们的沉重文化遗产。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与强控制模式为什么无法成功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为什么它在市场经济时代所遭遇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挑战。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讨论农村基层社区的治理模式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这个领域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和我们对社会的整个治理思路有关。在既往的强控制治理思路弊端没有得到真正认识和清算的前提下，任何试图增进社区活力和自治的变革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因为它和强控制治理思路从根本上说是冲突的。强控制治理思路说到底就是要用政治与行政手段去尽可能排除不测事件的出现，尽可能地把整个社会生活事无巨细地[1]参见杨小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2]有关复杂大系统的不可全面操控是系统科学揭示的一个原则，在社会人文科学，特别是在管理学中，人们对这一原则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这方面的观点可以参考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第一部分第十节“工程师和计划者”；王其藩：《复杂大系统综合动态分析与模型体系》。装进它事先设计好的大小框子里去。在这样一种治理思路下面，基层社区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而展开的发展模式探索之路实际上是被封闭起来了。正是在这样一个视野之下，我们觉得，农村基层社区建设要真正取得突破首先就是要改变我们停留在具体技术层面去思考问题的做法，要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要去解决在我们这个国度中已经得到固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