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仁义礼智信_的由来_发展及其基本内涵_上_

“仁义礼智信”的由来、发展及其基本内涵(上)邓球柏(长沙大学,湖南长沙410003)摘要:“仁”、“义”、“礼”、“智”、“信”为先秦儒家提出并发展成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和价值取向标准。“仁”是先秦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它的内涵在各个时代各有不同,《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中的“团结友善”、“敬业奉献”可视为“仁”德在今天的体现与发展。“义”德的基本内涵是威仪、友谊、情谊、美善、公平、正义、适宜,目的在于实践“仁”。“礼”德的核心是“敬”,其根本是“孝”,其效果是构建和谐人生、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国家与和谐世界。“智”是关于认识自我、认识他人、关心他人、理解他人、明辨是非、分别善恶的智慧。“信”德是诚实、有信用,中国近现代的儒商都以诚信为事业之本。《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中“爱国守法”可视为“义”德在今天的继承,“明礼诚信”中的“明”以及“勤俭自强”可视为“智”德在今天的发展,“诚信”二字则是对传统“信”德的继承与发展。关键词:仁义礼智信;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中图分类号:B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681(2005)06-0004-07一“仁”德的由来、发展及其基本内涵(一)“仁”德的由来与发展1、先秦之“仁”德“仁”这一道德条目,是由孔子和孟子等人在继承和发展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武、周公等人的亲亲、爱亲、爱人、仁民、敬德保民、忠厚等仁爱思想的基础上,为了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概括提升出来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和价值取向标准。是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孟子等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仁”源出《尚书》。《尚书·仲虺之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言汤宽恕仁爱之德明信于天下。《六经》言“仁”盖始于此。《尚书·金》“予仁若考”,指一种好品德。史臣赞美尧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亲”乃“仁”之根柢。为了改变“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的社会状况,舜命契“敬敷五教”,莫先于父子有亲。唐虞之道以爱亲为本。可见“亲”之一字乃“仁”德之根源,故《说文解字》“亲”、“仁”互训,谓“亲、仁也”、“仁、亲也”。成汤乃契之后裔,其德行以“仁”为体,以“宽”为用。孔子以“仁”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孔子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孔子的学生有若之言似孔子者也,《论语》记载其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为了使人们懂得“仁”之本在于“孝、弟”。曾子授《孝经》而卒传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其为《大学》之传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仁”指的就是忠、恕、孝、悌、慈、爱。因而“仁”德是《孝经》道德思想的核心。孔子之前,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仁”或“仁爱”思想的提出,是与氏族宗族血缘关系分不开的。《国语·晋语》上有“爱亲之谓仁”。周单襄公谓“言仁必及人”、“爱人能仁”(《国语·周语下》),乃是“爱亲之谓仁”的延伸与扩大。孔子的“仁”,乃是对以往“仁”德的总结和发展。首先,孔子把“爱亲”规定为“仁”的本始,认为“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他的学生有子谈得更明白:“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所以孟子说:“亲亲,仁也。”(《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上》)这就是说,血缘的亲子之爱乃是“仁”的心理基础;“仁”作为道德意识,首先是指“爱亲”的心。其次,孔子又把“仁”规定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八佾》)仁人“爱人”的对象超出了“爱亲”的范围,而获得了“泛爱”的性质。将“仁”由“爱亲”推广到“爱人”,不仅体现了“爱”由近及远、由亲而疏的量的变化,而且体现了质的飞跃。第19卷第6期2005年11月长沙大学学报JOURNALOFCHANGSHAUNIVERSITYVol.19No.6Nov.2005收稿日期:2005-10-16作者简介:邓球柏(1953-),男,湖南祁东人,长沙大学副校长,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导师。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泛爱众”(《学而》)。由家庭的仁爱产生家庭和谐,扩大到社会的仁爱产生社会和谐。因而孔子还要求行“仁”德于天下,并且将“仁”的德目细化为“恭”、“宽”、“信”、“敏”、“惠”。仁者“爱人”之适用于治民,就是“养民也惠”。“惠”是“仁”的五个德目之一,故《说文解字》训“惠,仁也”。仁惠包括“富之”、“教之”(《子路》)、“使民以时”(《学而》)、“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孔子的仁民惠民伦理是他“为政以德”的主要内容,是对周公“敬德保民”仁德的重大发展,并为孟子的“发政施仁”、“保民而王”的“仁”德提供了伦理基础。孔子用“爱人”定义“仁”,“仁”作为普遍的伦理原则,体现了包含多层次的“爱”的道德要求。进而,孔子又将“忠恕”作为实行“爱人”原则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能够将心比心的行“仁之方”。“爱人”与“忠恕”的统一,就构成了孔子“仁”德的基本内容。孔子认为要实行“爱人”的“仁”德,还必须“克己复礼”。“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提出“仁”以及“仁”“礼”统一的道德要求,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承担历史使命的仁德君子。这种仁德君子不仅有仁,而且有智、有勇。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所以《中庸》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但在孔子那里,知比勇为重,多以仁、知并举,后来的儒家多以“仁且智”来赞美孔子。孟子引子贡的话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说:“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荀子·解蔽》)《尚书》有“仁”字5个。《毛诗》有“仁”字7个。《殷周金文集成引得》有“仁”字13个。《论语》有“仁”字109个。《孟子》有“仁”字158个。《周易》有“仁”字10个。2、汉唐之“仁”德汉代董仲舒将“仁”定义为“天心”。他说:“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预防之。”(《俞序》)唐代韩愈将“仁”定义为“博爱”。他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韩愈所讲的仁义道德,与孟子一脉相承,他用“博爱”界定“仁”,就是对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发挥。“博爱”的原则是“一视同仁”,不仅要把爱施于中国,而且还应及于“夷狄于禽兽”(《原人》),但并不是墨家的“爱无等差”。韩愈明确指出:“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原人》),就是说,“博爱”又必须以“亲亲而尊尊”(《送浮屠文畅师序》)为基本前提。韩愈用“博爱”界定仁,对北宋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及朱熹的“理一分殊”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3、宋元明清之“仁”德北宋周敦颐则以“生”释“仁”,以“成”释“义”。他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通书·顺化》)。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在阐发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时说:“语道之全,则无不在也,无不为也,学者所不能据也,而不可以不以心存焉。道之在我者为德,德不据也。以德爱者也,仁譬则左也,义譬则右也,德以仁为主,故君子在仁义之间,所当依者仁而已……礼者,体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答韩求仁书》)在王安石看来道德就是仁义,在社会伦理范围内,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全体,其核心是“爱”。人们只能通过学习修养去把握它,使之转化为学者的内在德性,也就是学而心有所得,这就是“德”,这就是“爱”,也就是王安石所讲的“仁”,而仁爱适宜就是“义”。王安石以仁义为道德,仁义有机统一,但以“仁”为主,君子“当依者,仁而已”。所以他说:“不知仁义之无异于道德,此为不知道德也。”(《道德经注》四章)王安石的“仁义”及其“五常”体系,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超越儒家伦理的基本范围。但当王安石对仁义内容作具体阐释时,则引发了功利主义新义,发展了仁义道德,从而使他的仁义道德具有独特的个性和进步意义。具体表现有两点。第一,在道德与物质利益(即义与利)的关系上,王安石提出了“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的观点,从而给“义”以新的价值取向标准。第二,王安石还从“为己”与“为人”的关系上,给“仁义”以新的价值取向标准。他认为,只是“为己”、“利己”,如杨朱那样“利天下拔一毛而不为也”,是5总第68期邓球柏:“仁义礼智信”的由来、发展及其基本内涵(上)“不义”;只是“为人”、“利他”,像墨子那样“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是“不仁”。在王安石看来,这是两种极端,是“得圣人之一而废其百者也”,都不是圣人的“仁义之道”。所以他说:“由杨子之道则不义,由墨子之道则不仁。于仁义之道无所遗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圣人之徒欤!”(《杨墨》)北宋理学五子之中,程颢(公元1032-1085年)、程颐(公元1033-1107年),在继承孔孟儒家伦理“仁”德的基础上,奠定和初步形成了理学伦理“仁”德。他们把儒家道德抽象为宇宙的“客观”本体———“天理”,反之又将“天理”视为儒家道德的本原;进而用“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生之谓性”)的人性二重说,以论证人的善、恶的根源;并要求人们“去人欲,存天理”,努力从事“格物致知”的修养功夫,以保证“仁”德的实施。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继承二程的理学伦理“仁”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阐发了“天理”与“仁义礼智”的关系。他说:“且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岂不是天理!”(《文集》卷五十九)“理便是仁义礼智。”(《语类》卷八十二)与朱熹“性即理也”(《语类》卷五)不同,陆九渊(公元1139-1193年)的心学的一个中心命题乃是“心即理也”。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与李宰书》)他认为“仁即此心也,此理也”(《与曾宅之》)。王守仁(公元1474-1528年)认为“仁义礼知,性之性也”(《答陆原静书》)。4、近现代之“仁”德近代谭嗣同1898年撰成《仁学》,借用当时物理学上“以太”这一概念阐释“仁”并溶入佛教思想,赋予“仁”以“通”的涵义,称“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仁学》)。提出“仁、不仁之辩,于其通与塞”,认为“通之象为平等”,要求由“平等”达致一,而“一则通”、“通则仁”。上世纪末罗国杰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从“仁”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以视为现代人对“仁”的继承和发展。《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中的“团结友善”、“敬业奉献”可以视为“仁”德的体现和发展。(二)“仁”德的基本内涵“仁”德的基本内涵:(1)《说文》训“仁”为“亲也”,谓能爱亲;(2)“仁”字从人从二,谓爱人、爱他人;(3)古文“仁”字从千心,谓能将心比心,心中有他人;(4)古文“仁”字从尸从二,谓能体察死人之心,心中拥有天地万物;(5)恻隐之心;(6)楚简“仁”字从身从心,谓仁人能够身心合一、内外合一,将仁爱之身与仁爱之心有机地统一协调、和谐处世、和谐待人、和谐接物。因此,“仁”这种美德乃是合天地、合身心、合内外、合人己、合物我为一的美好境界。此外,“仁”还被解释为同情、友爱的思想感情;果核的最内部,种子或其他硬壳中可以吃的部分,如桃仁,花生仁。二“义”德的由来、发展及其基本内涵(一)“义”德的由来与发展“义”作为道德条目是由春秋时代的孔子和孟子等人在继承和发展远古时代、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武、周公等人的尊贤、正义、公平、无私、禁民为非等思想的基础上概括提升出来的侧重于处理君臣关系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标准。目的在于实践其最高道德标准“仁”。因而儒家往往“仁义”连用。义,即古之“义”字。“义”德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