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含义、起源、历史与发展

军事科学军事科学，亦称军事学，是研究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的准备与实施的科学。人类的战争活动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此后，人类所经历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经常发生战争。帝国主义时期，战争的范围空前扩大，手段也空前残酷。各个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为了准备战争和争取胜利，竭力探索战争的规律，研究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使用，经过不断的发展，逐步形成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的军事科学体系。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在争取自身解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也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军事科学，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一切战争。军事与军事科学战争与军事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特殊社会现象。原始社会晚期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的暴力冲突，可以看作是战争的初始形态。这种部落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生存条件而引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阶级的出现，战争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进入阶级社会后，战争便成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成为政治的继续。几千年来，战争绵延不断，愈演愈烈。只有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阶级和国家消亡了，战争才能消亡。军事是以准备和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社会活动。诸如武装力量的组织、训练和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使用，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应用，战争物资的储备和供应，国防设施的计划和建造，后备力量的动员、组织和建设等，都属于军事的范畴。军事不是孤立的活动，它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既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又对它们发生不同程度的作用。例如：政治的性质和目的，决定军事的性质和任务；军事的优劣成败，又直接关系到政治目的的能否实现。经济是军事的物质基础，经济力量的大小，制约着军事力量的规模和武器装备更新的速度;军事活动又可以促进或延缓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军事素质的高低;军事又给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发展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总之，军事与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正如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人类对战争规律的探索战争是客观存在，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人们为了指导战争顺利地进行，不断总结战争实践经验，探索战争的客观规律，寻求克敌制胜的手段和方法（见战争指导规律）。军事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它来源于战争实践，又用于指导战争，接受战争实践的检验，并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军事学在古代社会就已出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军事学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方面都取得许多辉煌的成就，虽含有许多真理的成分，反映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但古代军事学尚未形成完整和严密的体系，有些军事理论和著作还带有神秘的或迷信的色彩。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后，随着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哲学和政治、经济等学科的进展，资产阶级军事科学逐渐形成并取得巨大成果。但仍含有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成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军事领域，在批判地继承以往军事科学成就基础上，创立了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从而使军事科学成为一门客观地、全面地反映战争规律的科学。军事科学的任务和性质军事科学的根本任务，是从客观实际出发，透过极其复杂的战争现象，探索战争的性质和规律。战争性质主要指它的社会政治性质，如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或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为人民利益而进行的战争，或反人民的战争。此外，战争还有它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武器装备、作战方法等方面的性质，如世界战争或局部战争，持久战争或速决战争，核战争或常规战争，正规战争或游击战争等。战争规律是战争的各种矛盾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敌对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关系等客观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战争实践而形成和发展的。战争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只要对上述各种因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就可以找出战争内在的规律，从而预测战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提出准备与实施战争的原则和方法。军事科学是具有特定范畴的独立的科学。它以战争为研究对象，而战争有自己的内涵和规律，如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术的规律，等等。同时，战争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敌对双方力量的总较量，战争的准备与实施涉及各个方面，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种有关的知识，还需要哲学所阐明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往往先应用于军事;所以军事科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军事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战争，而战争又是在一定时间、空间内关系整个社会生活的特殊社会活动形态，因此军事科学属于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自然科学的许多成就，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军事方面。军事技术是建设武装力量和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军队的编成和作战方式以及战争的胜负，除了人的因素以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武器装备和技术的水平。因此，军事技术，包括各种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使用、维修等，也是军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武器准备和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一切军事技术都是为战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它并不影响军事科学的本质属性和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战争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它又是通过进行战争的敌对双方的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人们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也不尽相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任何国家的军事科学研究，都必然要遵从本国的政治并为其服务。不同国家的军事科学，由于受本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状况和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等的影响，又具有各自的民族特征。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上各方面的斗争异常剧烈，世界各国日益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加以现代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军事学术的广泛交流，使军事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受国际和世界的影响。然而，它的阶级性和民族特征却绝不会因此而消除。目前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还有阶级，局部战争一直连绵不断，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的力量也在增长，斗争将是长期的，因而军事科学也将继续不断发展。将来，随着阶级、国家的消亡，消除了战争的根源，人类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军事科学也将最终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古代的军事学在世界古代历史上，中国的军事学曾在许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很早就出现了金属兵器和战车，建筑了被誉为世界奇迹的古代防御工程体系万里长城（见长城筑城体系）；火药、指南针的发明和火器的创制，在世界军事史上有深远的影响；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技术专门家；最早创立了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从先秦到清代前期，先后有2000多种兵书问世，并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军事历史、军事地理著述，编纂了卷帙浩繁的军事类书。中国古代军事学源远流长，成就巨大，在世界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古代西亚和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如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等，在军事学方面也有各自显著的成就。中国古代的军事学中国古代军事学的诞生(夏、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前771年)兵器的产生和军队的出现人类最初的战争，以狩猎工具为武器。随着生产与战争的发展，生产工具与作战兵器逐渐分化。开始主要是制作和使用石（骨）兵器。相传约四五千年前，中国父系氏族社会部族融合时期，黄帝、炎帝两大部落联盟，同蚩尤部落联盟战于涿鹿之野，蚩尤部落“以金作兵器”（《世本·作篇》），说明中国在原始社会末期，已开始生产金属武器。公元前二千多年，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后，虽仍以石兵器为主，但已能制作刀、戈、戚、镞、矛、匕首等青铜兵器。商代有了专门炼铜的坩埚，能较大量生产铜兵器，开始了以金属兵器为主的时代。西周制造铜兵器的技术和形制都有显著改进，出现了合戈、矛为一体的戟。周代青铜兵器进入鼎盛时期。古代军队已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夏禹之子启继承王位后，与反对者有扈氏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南）。启的军队由六“卿”统领。原始军事民主制度下由部落成员参加的战争，这时已转变为由军队进行的战争。商代军队编制最大单位是“师”。士卒由贵族和自由民充任，战时应召出征。奴隶在军中一般只担任运输或勤杂劳役。西周军制沿袭殷商而有所发展，严格实行“国人”从军，据《周礼·夏官》记载，已有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战车的出现和车战的兴起文献记载表明，夏初甘之战已出现战车。商在灭夏的鸣条之战中使用战车70乘。商代后期车战已成为主要作战方式。西周军队主力是战车兵，以车乘为基本作战单位。每辆战车除车上甲士外，配属若干徒兵。武王伐纣用战车300乘；周宣王攻楚用战车3000乘。车战一般只在平原地区进行，根据地形情况将战车列成方阵，作战时通常是对攻。在作战指挥上，至迟到西周中晚期已用金鼓旌旗。早期军事谋略的运用世传所谓黄帝兵法，虽难以稽考，但到氏族社会末期，战争指导中已不乏谋略。军队出现后，谋略运用成为重要问题。据载夏少康以武力夺回王位时，在战前就注意谋略，还派出了军事间谍。商灭夏，先攻取夏的属国，改变了力量对比再伺机决战。周灭商也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地翦除对方羽翼的谋略，然后趁商王室内部纷乱、商都空虚之机，联合诸侯大举东征。牧野之战武王誓师，揭露商纣罪行，进行战场动员以鼓励士气，宣布作战要求及不杀降等纪律。商灭夏与周灭商，战前都重视探测对方虚实，获取情报，用间也是相当成功的。军事文献的开始出现古代军事理论，并非一开始就以兵书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国家的典章法令和其他文献之中。《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中就有一些反映商、周之际谋略思想的内容。如认为国政衰败不能兴师，深得民心则可用兵；主张师出有名，纪律严明；作战时避敌锋锐，伺机而动，诱敌而击等。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和诗歌总集《诗经》，也记述了夏、商、周三代一些军事理论片断和零星的谋略思想及战争情况。春秋以前已有专门的军事文献《军志》、《军政》。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学诞生的重要标志，可惜它们早已亡佚，仅能从其他典籍的一些引录中窥其一斑。如《军志》主张“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军政》提出，“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孙子·军争篇》）等。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兴盛(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军事技术和军队组织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战火频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各诸侯国都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以图称霸争雄。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比西周时轻便、灵巧，戈在形制上比西周有改进。南方吴、越等国的剑，制作尤为精致。战国时期青铜兵器更加犀利、坚实。中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已掌握冶铁技术。长沙出土的春秋晚期钢剑，为含碳约0.5％的中碳钢锻造而成。战国时期，冶铁业已逐渐盛行，到了晚期，不仅能炼出高碳钢，并掌握了淬火技术，于是开始进入以铁兵器代替铜兵器的时代。楚国铁矛锋利，刺人“惨如蜂虿”(《荀子·议兵篇》)。韩国的铁制剑、戟，中山国的铁杖、铁锥，在当时都很有名。战国晚期还出现了铁制兜鍪、铠甲。砲的出现和弩的改进与大量使用，是军事技术进步的另一表现。中国最早的砲是抛石弹杀伤敌人的机械，称“投机”、“飞石机”、“发石车”等。《汉书·甘延寿传》注引《范蠡兵法》称：“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原始社会晚期已有木弩，但弩机极为简单。春秋时弩机已是青铜制造，结构精巧，便于瞄准，弩射程较远。战国时燕国制造了强弩，韩国劲弩能射600步之外。公元前343年齐魏马陵之战中，齐军万弩齐发大败魏军，弩成为当时战场决胜的重要武器。据《墨子》城守诸篇所记，战国时期筑城与攻城技术已相当进步。由于武器种类多、数量大，各国普遍建立了专管武器制作、储存、发放的府库。在军队组织方面，一是改变了车兵为主的体制。公元前719年，鲁、宋等国联军“败郑徒兵”，是中原诸侯国使用步兵的最早记载。春秋末期，吴、越、齐等国的舟师已能在江河、海面作战。骑兵早先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中，战国时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逐渐成为中原各诸侯国的一个兵种。二是兵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