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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简史方立天主编;华方田副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2004年5月第2次印刷第一篇佛法东来-两汉、三国、西晋佛教佛教产生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是佛教初传中国内地并在中国社会扎根发展的重要时期。三国时期,戒律传入中国,开中土依戒律受戒之先河;朱士行西行求法,是中国沙门西行求法之第一人。第一章东汉佛教第一节佛教的初传东汉末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度出现了比较活跃的情况,先秦诸子学说纷纷再兴,其中名法和道家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玄学处于酝酿之中。这种思想文化状况显然为佛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留下了空隙。两汉时期社会上盛行的各种方术迷信与东汉时产生的道教等,也都为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道教最初往往将佛教引为同道,而佛教在初传之时也往往被曲解为道术的一种。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线路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指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于阗而至莎车。北道是指从敦煌北上到伊吾(今新疆哈密),然后西行,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上两道都在天山南侧,因而又统称天山南路。此外,还有一条天山北路,即从哈密出发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经乌孙、大宛,至康居。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量已有佛教流传。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佛教初传中国,应是在西汉末年的哀帝时期。目前,这一说法也为佛教界所公认。第二节汉译佛典的产生安世高,名清,原为安息国太子,自幼勤奋好学,通晓天文、风角、医学等方术,在西域诸国颇有名声。平时信奉佛教,经常讲经说法。所谓“禅数”的“禅”,指禅观,即通过禅定静虑,领悟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期达到身密的涅槃境界。“数”即数法,指阿毗昙。阿毗昙,也译为阿毗达磨、毗昙,因以数把教法分类,如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十八界等,故也可译为数法,此外还常译作“论”……因此,“禅数”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常说的“定慧”、“止观”。“数息观”要求用自一至十反复数念气息初入的方法,守持意念,专心一境,从而达到禅定境界。大乘般若学在魏晋时曾依附玄学而盛极一时,并对整个中国佛教的理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第三节东汉佛教发展的基本情况江淮流域古代盛行黄老之学,相信方术和仙道的人很多,这种情况有利于佛教在该地区的流传。东汉初楚王刘英受封的楚国就在此处,其领地以彭城(江苏徐州)为中心,涉及淮河南北。白马寺被后世佛门弟子尊为“祖庭”(祖师之庭院)和“释源”(佛教的发源地)。汉明帝“永平求法”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因此,白马寺的建立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东汉明帝的异母弟刘英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信仰佛教的人。在东汉初年佛教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的一种,受到统治阶级上层中极少数人的信奉,还未在民间广泛产生影响。汉恒帝名刘志,是东汉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但是)恒帝对佛教的伦理并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佛教能否同黄老之术一样可以使他长生不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笮融没有把黄老与浮屠并祠,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开始把浮屠与黄老分开。第二章三国、西晋佛教三国时期,佛教以佛经翻译活动为主,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西晋的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佛教的主要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第一节曹魏佛教昙柯迦罗所译的《僧袛戒心》在中土早已佚失,但他首创的授戒度僧制度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昙柯迦罗因此被奉为律宗初祖。朱士行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同时,他又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依律受戒成为比丘的汉人。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被誉为“中国第一僧”。梵呗为一种以短偈形式赞唱佛、菩萨之颂歌,可有乐器伴奏。在中国,“咏经则称啭读,歌赞则号为梵呗”。第二节东吴佛教《六度集经》按大乘菩萨“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分为六章,通过佛前生的种种神话本生故事-菩萨本行,来说明佛教义理。其中突出的特色是,用佛教的菩萨行发挥儒家的“仁道”说,把佛教与儒家思想调和起来,会通儒、佛。提倡般若学的支娄迦谶和支谦系统与玄学相接近,开拓了两晋以后的玄学性佛教。安世高和康僧会系统则接近以长生不老为主的道教性佛教。从他们的译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轨迹以及外来佛教与传统思想文化进一步相结合的趋势。第三节西晋佛教据《洛阳伽蓝记·序》载,西晋末的永嘉年间(307~312年)有四十二所佛寺。可见,西晋佛教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第二篇融汇发展-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佛教长期的分裂战乱,民不聊生,现实的苦难使普通群众希冀在求神拜佛中获得宽慰;南北两地的多数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又大力提倡佛教,普通群众的需要和向往,统治者的支持与提倡,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佛典的大量翻译,僧俗两众佛教著述的大量出现,学派峰起,民间信仰者剧增,这一切汇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些因素使佛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因而也引起一些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某种抑制性的政策和措施,历史上“三武一宗”法难中的两次(北魏道武帝,北周武帝)就发生在这个时期。由于自然、人文环境以及其它各种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南北佛教各自的风格。一般说来,这种风格呈现为南文北质:南方偏重理论,以玄思拔俗为高;北方崇尚实修,禅风特盛。第三章十六国佛教佛图澄的弟子道安成为前秦佛教的代表人物,他是建立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人。第一节石赵政权对佛教的态度及神僧佛图澄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将佛教与国家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特点对后来整个北方佛教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西晋以前,官方只准西域人出家,石虎治下的后赵公然允许汉人为僧。此后民众相率出家,计当时有寺院八百九十所之多,后赵佛教,盛极一时。第二节道安及其活动道安是佛图澄最著名的弟子。他在佛教义理和组织、仪轨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称得上是建立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位高僧。道安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一说314年),卒于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常山扶柳人(今河北冀县境内)。道安一生重禅修、戒律,精研毗昙、般若,可以说受佛图澄影响至深。在对中国佛教规范化所做的努力中,首推道安倡沙门以释为姓。另外,道安还制定了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规范,使佛教僧尼活动进一步规范化。道安的般若理论被成为“无本宗”,是“六家七宗”之一,推动了般若思想的流传和发展。第三节译经大师鸠摩罗什鸠摩罗什(344-431年),龟兹人(今新疆库车南)。鸠摩罗什以大乘学者名披西域各国。第四节法显的西行求法活动法显《佛国记》与玄奘《大唐西域记》和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起,成为研究中亚古代社会政治概况、中西交通史及文化交流过程的重要史料。第五节毗昙和律藏经典的传入第六节十六国时期的佛教文学与艺术第四章东晋佛教东晋佛教呈现出与十六国佛教不同的特点,从总体而言,就是“贵族佛教”的出现;从对佛教义理研究的风格而言,继承了魏晋玄学遗风,形成“清谈”风尚。第一节江南“贵族佛教”的兴盛两晋之际,中原不少名僧为避战乱而南下,在江左一带传播佛教,逐步形成了京城建康(今南京)和庐山两个佛教中心。帛尸梨密多罗,西域人……善于咒术……最早把密教传到建康。第二节“六家七宗”与《不真空论》照佛教的观点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每一事物的出现都是由于事物引起的,同时每一事物又是其他事物产生和存在的因缘,因而每一事物并非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产生和存在,这样,每一事物就没有所谓独立的绝对的本性,也就是“无自性”,这种“无自性”也就是所谓“空”,般若学对空的人是的理论也叫做“缘起性空”。僧肇在鸠摩罗什弟子中号称“解空第一”,是东晋后期重要的佛教哲学理论家。《不真空论》集中反映了僧肇的佛教宇宙观,是其全部佛教理论的思想基础。《不真空论》以“不真空”为题,论文的中心内容是论“空”,僧肇所理解的空的实质是“不真”故“空”,“不真”即“空”,“不真”与“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僧肇认为万物最根本的性质就是“自虚”,即万物因缘和合而成,没有自己的独立本性。这是从佛教缘起说来论证万物的“不真”。第三节慧远及其活动慧远,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人,生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一生大体上和东晋同始终。调和儒家名教和佛教教义的矛盾,强调儒佛的一致性,提出“佛儒合明论”。既认同于儒家的道德观念、服从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国家礼制,又保持佛教自身的特点、发挥儒家思想所不足甚至没有的独特作用;相应的,佛教只有保持自身的特点,才能更有效地发挥辅助王化的作用,才能获得统治者的支持,才能使自己得到传播与发展。慧远的佛学理论成果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慧远发愿往生净土,奉行念佛三昧,对于“净土”法门在南方的流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净土宗推慧远为初祖。道生还进一步主张“顿悟成佛说”……后来人们将顿悟说分成大顿悟义和小顿悟义,僧肇、支遁、道安等人为小顿悟师,道生为大顿悟师。道生的顿悟说还影响了后来的禅宗和华严宗,尤其对澄观的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善不受报”的意思是只有远离望报之心才有善,也是道生独创性的思想。魏晋依赖佛教的主流思潮是般若学……随后趋于沉寂,逐步为日益兴盛的涅槃学所取代。涅槃学主要阐发佛性学说,“涅槃佛性”是南朝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第四节《涅槃经》和《华严经》的翻译第五节佛教的进一步发展第五章南朝佛教由于地理形势和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形成了南朝佛教尚辨析、重义理的风格。各家师说蜂起,涅槃师和三论师在南方尤其兴盛。第一节帝王对佛教的支持南朝在思想上仍以儒学为正宗,又承东晋遗绪,玄学盛行。宋、齐二代,儒学与文、史、玄三学并列为“四学”。佛教与玄学作为儒学的补充,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和支持。统治者除在义理上倾心于佛学外,尤其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第二节梁武帝与佛教佛教徒原来是允许以“三净肉”为食的,据《十诵律》,只要是没有看见、没有听闻和没有怀疑是杀生的三种肉是允许吃的。梁武帝根据《涅槃经·四相品》等大乘经文,作《断酒肉文》,反复多方面地阐明禁断肉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劝导和命令僧徒遵守,从而改变了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僧徒的食肉习惯。第三节佛经翻译及真谛的译经成就无著所著《摄大乘论》,是系统论证“阿梨耶识”的唯识学派的重要论著;世亲所著《俱舍论》是小乘新有部的代表作,被视作小乘佛教的总结性论著,是小乘向大乘过渡的重要典籍。第四节南朝各家师说这是基于对不同经论的讲解而形成的不同观点的学派,与隋唐以后形成的中国佛教宗派不同,但又是中国佛教宗派的雏形。南朝著名的论师有以下几种:成实师、涅槃师、毗昙师和俱舍师(毗昙师指研习和弘传小乘说一切有部论《阿毗昙》的佛教学者)、摄论师、三论师、十诵律师(《十诵律》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根本戒律)。第五节佛教与儒、道之间的激烈论证南朝时期佛教与儒、道的论争尽管非常激烈,但在论争中佛教一方多持三教一致的观点,尤其主张佛儒一致,为隋唐以后逐步发展的三教同源、三教合流说创造了理论条件。第六节佛教文学艺术的繁荣第六章北朝佛教佛教在北朝的发展具有与南朝佛教不同的特点。在佛教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方面,表现为国家对佛教的控制更加强化,僧官制度的完备是其突出特点。石窟艺术的繁荣是北朝佛教的另一个突出特点。第一节帝王对佛教的利用与限制佛教的兴盛,得力于帝王的扶持;同时佛教发展到影响社会生活的程度时,统治者又对之加以控制和限制。北朝统治者所施行的对佛教既扶持又加以限制的政策,最集中地体现在僧官制度的完善上。南北朝时,国家的僧官制度大体有北朝的沙门统(道人统、僧统或昭玄统)和南朝的僧正(僧主)两大系统,就完善程度和管理效果而言,北朝的僧官制度优于南朝。法果这种“皇帝即如来”的思想在北朝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佛教依附于国家,强化佛教的国家性质的思想背景之一。第二节北魏、北周的灭佛与废佛建德三年(574年),武帝……下令并废佛、道二教,沙门、道士还俗,财物散给大臣,寺观塔庙分与王公,当时僧、道还俗的有两百余万人。第三节北朝的佛经翻译第四节北朝各家师说北朝佛教学派影响最大的是地论师,它和四论师、四分律师、楞伽师都是北朝独有的学派;同时,由南朝传入的一些
本文标题:中国佛教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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