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社会之利与弊

学历社会之利与弊广东实验中学E1860前段时间，韩国政府总理室宣布，今后政府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在新人录用、升职、提薪方面，不再参考当事人的学历高低，保障所有国民都可以参加录用考试，取消对学历高的人加分制度。这样一个举措，在韩国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韩国社会与中国有一个类似的现象：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只韩国与中国，学历崇拜是亚洲许多国家的通病。中国人对学历的重视在世界媒体上引起过不少议论。英国广播公司日前评论说，华人有崇尚“功名”的心态，因此对学历几乎到“迷信”的地步。在中国的职场，学历就好比古代的功名一样，是一张重要的“入场券”，而且社会对高学历人士的确另眼相看。《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称，在中国，学历长期以来是决定许多人命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古代，中国官僚机构基本由科举考试的成功者组成。近代以来，高校尤其是顶级学府仍然是培育精英阶层的摇篮。日本与韩国也有着深厚的学历情结。《朝鲜日报》评论说，韩国是一个如果没有像样的学历，就不被认可、不受尊重的社会。即使认可了某人的能力，但知道他的学历水平不太好后，就会在不知觉间改变看法。那么，究竟学历为社会带来了那些利处和弊端？学历社会能够长期存在，正因为合理的学历社会能有效促进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培养出高素质的劳动力。第一，文凭、证书在社会垂直流动、水平流动中具有重要作用。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并获得相应的文凭，是个人参与现代社会生活、创造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础，进不了教育阶梯则意味着会被排挤到社会或组织的边缘。“文凭制度”是一种公平竞争的、开放的、有多种选择性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使那些在社会中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有可能利用这种机制和机会，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改变基于出身而处于社会下层的状况。这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体力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管理－专业阶层，而管理－专业阶层人员有更多的机会渗透到上层，社会上层具有更大的开放性。第二，“文凭”、“资格证书”代表了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愈高，能力愈高，职业参与能力越强。受到高等教育的职业参与者较容易得到用人单位给予较好岗位。职业的获得与“文凭”、“资格证书”高度相关，职业又是衡量阶层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学历越高的人越容易获得声望较好的工作，所能替代和选择的职业范围也越大，迁移的灵活性与主动性也越强。第三，学历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一个人的道德素质。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相关机构会向学生灌输关于为人处事、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道德观念，同时越高等的教育环境中人群的普遍素质越高，在多方面影响下能够培养出具有社会公德、遵守社会秩序的高素质公民。低学历人群的犯罪率较高学历人群高，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学历社会的弊端不断显现，并且弊大于利的趋势越来越严重。第一，学历社会带来的教育费用数额不可小觑。以韩国为例，韩国对公共教育的投资占年的7.2%，在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30个成员国中位居第二。该组织成员国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均匀为5.6%，但近二三十年来，韩国的财政预算总支出中1/5安排为教育经费。更重要的是，除公共教育投入以外，韩国家庭为子女教育投入的“私教育费”(主要指参加各种课外补习班，各种证书考试辅导班的费用)也不断提升。在2007年，这项开支占到家庭总支出的12%。韩国“私教育费”占这个国家对教育总投入的41%，而OECD国家均匀仅为14%。学历社会的信仰之下，各种各样的私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参加课外学习似成为学生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对许多家庭，尤其是不富裕家庭带来了不小的经济负担，私教育费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二，过分的学历崇拜使人们或多或少地减少了对个人能力的重视，在对人才的选拔上造成了片面性。平民总统卢武铉也曾受过“学历”之苦。他的高学历只是商业高中，通过自学获得律师头衔，后来成为韩国著名的人权律师。在他总统任期五年内，因缺乏名校文凭而饱受反对党诟病。动辄批评他政策失当，原因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还有人批评他的夫人权良淑女士，不配称“国母”，只是个“煮饭婆”，因为她只上过初中，而历届总统夫人大多是毕业于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学的名媛。没有上过大学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尽管有出色的政绩，但也常因为没有大学文凭而遭人嘲笑，乃至他当年因为洛克希德行贿事件出事以后，还有评论家称他就是因为“学历太低”才会做出此事。事实上学历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素质，但并不能绝对代表，社会不应凭着一纸文凭对一个人做出不恰当的评价。西方国家更强调按需选人，社会在筛选人才方面有更多的标准，用人单位在招人时往往依据岗位选择特定人才。比如德国很多企业，在招聘时并不对学历有特别要求，甚至一些记者、主持人岗位也并不要求学士以上学位，只要接受过相关培训，完成了实习就可以了。德国很多政客、议员也是高中毕业生。而如果能力不够，学历再高也常常会失业。第三，学历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诚信问题，文凭造假层出不穷。2007年韩国东国大学申正娥教授，自称获美国某名牌大学博士学位，凭着这个“名牌大学文凭”，当上了教授，还当上了颇有国际知名度的光州市国际艺术双年展览会的艺术总监。后来发现她的文凭是假的，这在韩国社会引起了极大震动。为此，韩国大检察厅还成立了“打击扰乱社会信任基础犯罪专案组”，专司学历、文凭验证之责。在扫荡假文凭措施的震慑下，一时许多社会名流，名画家、电视名主播、文艺明星纷纷自首，或坦白自己文凭有瑕疵，或承认自己学历有谎报之嫌，如到国外大学进修就说成是取得学位等等。其中不乏一些确实有才能的人士，当他们被问到为何伪造文凭或者谎报学历时，不无委屈地说，在学历就是实力和身份证明的社会，没有过硬的文凭，在社会实难立足。物极必反，社会需要通过学历来选拔高素质人才，而过分的学历崇拜反而给社会带来虚假的信息，将一部分人引入歧途。学历崇拜的弊端不断暴露，造成的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学历已经开始慢慢“走下神坛”。学历实际上只是个符号，过于重视它会造成人们的观念畸形。人们会为了学历而学习，而不是出于个人兴趣和提高能力。“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学历越来越普遍化，在学历贬值的同时能力将越来越被凸显出来。”与此同时，能够替代学历作为社会衡量人才的标准的又为何物？也许短期内还无法给出能够被社会所接受所肯定的回答，在此之前学历社会仍然不可逾越。如今韩国已经开始认真应对学历社会，中国应该以它为一面镜子，仔细寻找自己走出学历社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