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1先秦文学-明清文学的名词解释先秦文学※上古神话：是指中国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它的产生主要与当时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环境以及恶劣自然条件有关，其主要保存在出土资料和《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早期文献著作中，其内容丰富而复杂，包括着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和发明创造神话，这强烈反映出中华民族深重的忧患意识、厚生爱民意识以及先民的反抗精神，而其在文学上所运用的具体形象的思维、情感体验隐喻和象征以及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等文学表现手法，对于我国后来的文学发展影响颇大。笙诗：是指小雅中的《南陔》、《白华》、《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篇诗歌皆有目无辞。学界普遍认为，笙诗是《诗经》中有声无词的笙曲。三家诗：三家诗是指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所出现的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但最后终因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在民间广泛流传，皆先后亡佚。说明：古文与今文是因书写《诗经》字体以及版本的不同而形成的学派。周族史诗：是指《诗经》中的《生民》（始祖后稷的审议诞生和他对农业的贡献）、《公刘》（公刘率周人由邰迁徙到豳的历史）、《绵》（古公亶父率周族由豳迁徙到岐之周原的历史，并叙及文王的事）、《皇矣》（写太王、王季的德业，然后写文王伐崇伐密胜利）、《大明》（叙王季娶大任生文王，文王娶大姒生武王，然后写牧野大战。）等五篇诗歌作品。风雅颂：是指《诗经》的分类，“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的乐调。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齐风等。“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小雅共74篇（大多为西周晚期的作品，少数篇目为东周时期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赋比兴：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文学表现手法，其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简而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及诗人吧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其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以及文学创作影响很大。《春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其书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2体史书。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历史。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并且《春秋》作为“礼仪之大宗”，倾注了作者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这种创作手法被后世称为“春秋笔法”。※楚辞：“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时，后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作品，编成了《楚辞》一书。具体而言，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额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其以屈原、宋玉等人为代表人物，其诗歌有着瑰丽浪漫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与此同时，由于其与南方的巫风文化以及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而其诗歌在兼容《诗经》以及南方文风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香草美人为象征和意境的浪漫文学风格。这使其与《诗经》成为了传统诗歌的文学发展渊源之一。两汉文学《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此书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由于其出自于秦国宰相吕不韦门客之手，故名。全书有着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加上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这自然也就把各家不同学说巧妙地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编者在兼收并蓄中颇具匠心，其中所表现的文学观念超出了先秦诸子。石刻文：石刻文是指秦皇统一中国之后，在多次巡游各地中刻石以表功。现存刻石共7篇，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其中除琅琊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峄山石刻等篇皆三句一韵，文词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学的独创。汉大赋（新体赋）：汉大赋是汉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乎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大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了新的文学体制。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散文的叙事手法，并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汉大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枚乘的《七发》标志汉大赋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作品代表汉大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大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大赋的两篇力作。楚辞体（骚体赋）：由于汉初上层社会崇尚楚文化，这一风尚影响到文人群体，产生了祖述屈原楚辞的骚体赋，即楚辞体。其作品与汉大赋正面的赞颂讽谕不同，其大都依傍于屈原，重在咏物抒情，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3骚》相近。这种赋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汉大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故而此类作品被称为骚体赋。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以及淮南小山《招隐赋》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淮南子》：原称为《淮南鸿烈》，此书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的，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初年一部大著述。“鸿”为广大之意，“烈”为光明之意。作者自认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则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集序，此书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其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起重点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在文学上又以《易》与《庄子》为渊源，连类喻义，奇伟宏富，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对后代骈文有一定的影响。梁园文学群体：梁园文学群体是指以梁孝王刘武的梁园为中心，形成的极有影响的文学群体。其中以枚乘、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人文学创作最为突出。梁园文学群体对于汉初文学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推动。扬雄“四赋”：扬雄“四赋”是指扬雄的四篇大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赋创作目的在于歌颂盛世同时，重在讽谏之意。但在具体创作中，扬雄有意地渗入较多的主管想象，这使得其赋带上了虚无缥缈的色彩，留给人充分的想象余地，并且他的这四篇赋因驰骋想象，铺排夸饰，在典丽深湛、词语蕴藉之中，表现出另一类汉大赋文学艺术风貌。京都赋：京都赋的形成过程中，扬雄的《蜀都赋》实开京都赋的先河。但伴随着东汉王朝京都之争，以杜笃的《论都赋》为起点，东汉的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为代表，以都雍（即长安）、都洛为主要题材，把以往天子王侯生活的题材转化为关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其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此类作品规模宏大、在吸收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以画龙点睛的“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一改传统赋体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重在以汪洋恣肆、平正典实、大量对偶，以渲染帝国文物规制，以及帝国强盛的礼治成就。抒情小赋：抒情小赋又称抒情赋，其主要包括纪行赋和述志赋。它的兴盛于汉王朝的衰落密切相关。由于社会黑暗和动荡以及政治环境恶劣，文人的忧惧与愤懑使得抒情文学开始复苏，辞赋亦随之走上抒情化的道路。赋家的诗人化和赋的诗化，是赋风转变的又一重要原因。汉末赋家大多兼具诗人的身份，他们写作辞赋，不仅注意吸取与融合诗的语言艺术、诗的意境创造，而且更注重开掘和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辞赋在功能上趋向于诗歌，最终完成了赋体向抒情化和小品化方面的转变。汉末抒情赋的代表作家为蔡邕、张衡、祢衡、赵壹等人。此类赋4体在魏晋六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最初载于《文选》，因其作者佚名，时代莫辨，萧统辑入《文选》，泛题为“古诗”。《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抒情文学复苏的产物，代表了汉末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汉末文人由于时代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这使得他们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深刻、更为直接的感情联系，故而其诗作也以诗人现实生活中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和死生新故、物候节气等众多题材密切相关。在文学创作上，其诗作因事命意、触物起情，注重比兴手法的运用，且其语言平淡自然、不刻意求工求深，具有深然天成的艺术风格。这对于传统五言诗的发展影响极大。魏晋南北朝文学※建安风骨：风是指创作主体的情感与艺术风格，骨则指文学表现形式。所谓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的文学艺术风貌（包括诗文），因汉献帝建安年号，故名。当时诸家诗作，虽风貌各异，或偏于古质，或注重词藻，但总的说来，都具有风骨健举的特点。不论是反映社会动乱，倾吐建功立业壮志，还是叙游宴之乐，抒恩荣之感，都往往直抒胸臆，情思慷慨。虽已开始追求词采华茂，但并不过分，不显得小巧纤密，而具有明朗爽健、气扬采飞之概。红偶人对此种风格评价极高。其不仅成了后世文学创作竞相效仿的文学艺术典范，也成为了古代文学批评一个重要风标。建安七子：建安七子是指建安时期七位著名的文学家，他们分别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其最早见于曹丕《典论·论文》。尽管七人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特色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慷慨悲歌，沉郁悲凉的文学风格。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建安七子”中应有曹植，而无孔融。△柏梁体：七言诗体的一种，每句押韵，全篇不换韵。相传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与群臣作七言诗，每人一句，故名。魏晋七言诗如曹丕《燕歌行》、《白紵歌舞辞》等均此体。南朝宋以后始形成隔句押韵的七言诗。※正始体：是指三国曹魏后期诗歌的一种艺术风貌。因其始于齐王曹芳正始（240-249）年间，故名。由于当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故文人群体多有忧生畏祸之嗟，加之《老》《庄》玄学风行。具体到诗歌创作而言，正始体常表现出宅心玄远高蹈风尘，形成了所谓“诗杂仙心”的倾向；又由于他们的诗作多以《老》《庄》语入诗，所以正始体普遍呈现出篇体轻淡的诗风。但在阮籍、嵇康诗作中仍可见建安文学情思慷慨的一面。在此类诗体中，尤以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竹林七贤：三国魏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齐人曾共居河内山阳，相与友善，世称竹林七贤。七人中，以阮籍和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5其诗为正始诗歌代表，嵇康又长于写作论说文。太康体：出现于西晋武帝太康时期一种诗歌风格。当时著名诗人有潘岳、陆机、张协、张华、傅玄、左思等，其中以陆机、潘岳的成就最高。其诗体总的倾向是注重语言华美，多用对偶，辞藻富丽，而慷慨淋漓的情感力量则稍逊。相对于前代诗歌而言，由于太康体过分模拟前人诗作，追求文学形式美，渐失浑厚之气，而多注重雕琢，其锤炼之工或欠工稳，又失之于板拙冗慢。游仙诗：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游仙诗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指借游仙题材以抒发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一类是专门写求仙问道、追求长生。曹植《五游咏》《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以及阮籍《咏怀》和嵇康部分诗作就属于前者，汉乐府《吟叹曲·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则属于后者。此类诗作至两晋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时局动荡而大兴于时，其代表诗人为郭璞、孙楚、潘尼、曹摅等。此类诗作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以抒发其坎壈之怀。此类诗作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都无枯燥的说理，而是以华美的文字，将隐士境界、神仙境界及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具有形象性，可谓文采艳逸，诗风飘飘而凌云。玄言诗：玄言诗是指一种多用《老》《庄》语，发挥玄理的诗歌，其与三国曹魏正始年间玄学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两晋，由于玄风大炽，文人清谈成习，诗人思想感情也深受玄学熏染，玄言诗遂笼罩诗坛达百年之久，当时的著名作者有许询、孙绰等人。此外，佛学兴盛与《老》《庄》相融合，也对当时诗歌创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