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独立教育思潮”初探

-1-内容摘要20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教育独立”思潮是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产物。虽然其在民国时期的实践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但是其理论所涉及的命题和所描绘的崇高理想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与启示。“教育独立”并非绝对的超脱于社会现实生活，而是要求与污蚀的正治，迷狂的宗教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目标也并非遥不可及，我们绝不应该轻言放弃。教育工作者只有坚信教育能够独立，而且应该独立，当代中国教育健康、恒定的发展目标才可能在人们的不懈期盼与努力中最终得到实现。关键词“教育独立”思潮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收回教育权运动民国时期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当今的所谓“现代化”，特别是思想观念领域的“现代化”都可以追朔到那个动乱而又充满活力与机遇的年代。教育现代化自然也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起步并得到发展的。对传统教育的摒弃与继承，对西方教育的接纳与排拒成为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两个最为鲜明的特点。由于当时教育界有识之士对中西文化教育的反思与熔铸，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教育思潮迭起的盛况。在诸多思潮中，“教育独立”思潮别具特色。它不仅在当时形成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与实践，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与启示。论者或曰：“教育独立”的主张是民国时期自由知识分子一个玫瑰色的梦，言其立意颇高，但失于虚幻；或曰：“此主张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从哲学高度俯瞰毕竟失于偏颇。笔者认为：虽然民国时期“教育独立”的实践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但是由此而对“教育独立”的现实可能性与价值应然性做出否定，则未免过于草率。“教育独立”的主张对于教育家，犹如共产主义之于革命家，只有抱定必然实现的信念，这类崇高的理想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为了更好地阐明上述观点，本文拟在对这一思潮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作一翻述介的基础上，深入评析这一思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希望能引发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一．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的发展历程。（一）思想酝酿期。“教育独立”的思想形成思潮，以及由此而引发运动和实践。这自然是“五四”前后和国民政府初期的事情，但要说到“教育独立”的渊源，那至少可以追朔到近代。当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国门的同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在思想观念，文化心理层面上进行理性的反思。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思想是近代国人寻找到的一条富国强兵之路。在西方自由与民主等观念的启悟下，再加之受中国私学传统，特别是书院传统的影响，当时中国的上层-2-知识界对学术和教育应该独立于政治已有了清晰的近代意识。清未，作为大国学家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就著文揭示了清政府统治下的学校之极弊。严说：“自学校之弊既极，所谓教授训导者，每岁、科两试，典名册，计贽币而已，师无所谓教，弟无所谓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①学校之实不能称学校之名的原因在于训导者之检查，在于政治的干预。所①以他在文中言道：“天下之人,强弱刚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鲜明的提出了“政学分途”的观点。严复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言语之间自会有党同伐异之嫌，但是作为论及此关系的第一人，毕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毕竟为后人开辟了一条研究的小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以严的政治成份而忽[视其作品或言论的学术价值。几乎与严同时，也同是国学家与资产阶级启蒙家的章太炎更是旗帜鲜明的指出：“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它学校皆独立。”②其主旨虽然是借教育来反对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一主张也存在着不注重教育连续性与整体性等不妥之处，但是此言已明确反对了清政府对中等以上教育的干预，指出教育与学术应该得到自由的发展。和严相比，可以说政治色彩有增无减，但是其言可谓有理有据，虽是代议然否，却件件无可回绝。章之学识和为人足可令后人侧目，其文其言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大学者王国维则明确强调：“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几可有发达之日。……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③王国维是世人所共知的满清遗老，可以肯定的说王之主张不带丝毫政治目的，是纯粹的学术讨论。他认为学术要以学术为目的，而不能以之为谋政治的手段，只有这样学术才有可能有发达之日。这些学者们的言论虽然旨趣不一、深浅有别，但它们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教育独立的思想已在近代萌芽，教育独立的主张由来已久。（二）理论形成期教育独立思潮之所以能在“五四”前后形成并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广泛而持续的影响，除了与民初动荡的社会环境有关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有当时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提倡与活动。在这些人物当中，蔡元培先生被后人誉为这一思潮的“精神领袖”。他在思潮形成前后多次著文建论，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独立”主张，引发了知识界关于教育独立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很多“教育独立”实施的具体方案。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发表了《对于①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载《严复集》第一卷，中华书局。②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载《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③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3-新教育之意见》。其中论及政治家与教育家的区别：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因而他主张：共和时代的教育应当“超轶于政治”，①②此番议论，可谓辞严理正，足令人为之一振：教育独立于政治是无时代区别的，在清政府时期要独立，在民国时期亦然。1922年蔡元培自欧洲考察回国，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这是“教育独立”思潮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标志着教育独立理论已经形成并发展成熟，而且也成为后来这一主张所引发运动和实践的理论纲领。在《教育独立议》中，蔡元培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教育独立”的意义，而且提出了实现“教育独立”的具体方案。在“教育独立”的理论阐述中，蔡元培强调的是教育要不受政党的控制，教育要摆脱教会的影响。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其人格，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能尽一分子之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供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使用。因此，“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为了实行这种“超然的教育”，②蔡元培以法国大学区制度为基础，吸取英、美、德等国教育制度的长处，拟订了一套具体的实施方案。这就是后来他所倡导并试行的大学院与大学的区制。就在蔡发表《教育独立议》的同时，李石曾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教育独立运动会”，还发表了《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宣言》，其中言到：“吾国教育界同人，所受教育不独立之痛苦，牺牲学业者有之，牺牲生命者有之，大罢课者有之。而受思想不自由之压迫者，更不知多少。”教育之不独立陋习百出，祸害重重，中国现代教育界人士已明晰其境况，也欲去之而后快。于是始有此次盛会和此篇振奋人心的宣言。这个全国性组织的成立和这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教育独立主张已开始由思想领域步入现实层面。（三）思潮高涨期。若说民国时期关于教育独立的运动和实践是在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和李石曾发起成立“教育独立运动会”之后才开始的，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自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大，进行“北大改革”时起，教育独立的实践就已在那里悄然开幕了。蔡元培一向主张，教育是崇高和神圣的事业，应脱离政党的控制和宗教的影响而独立。“教育独立”是他的奋斗目标，也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有机会，他肯定会努力地去实现这一理想。于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了北大改革的指导原则，“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教育管理制度的实行使得北京大学校园内学术氛围浓厚。在当时南北对峙，政局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北大游离于政争之外，可谓是世外桃源。北大改革成果斐然，但是蔡元培的被迫①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②蔡元培：《教育独立议》。《新教育》第4卷第3期。-4-离校和最终辞职告诉我们教育独立思想在北大的实践是以失败告终的，细究其失败的原因，除了前人所言社会环境恶列，缺乏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案外，笔者以为最直接的原因是马列主义者借北大抨击时政，宣传革命，引起当局对北大不满和恐惧，所以才出手于预北大事务，致使北大人去政息。教育独立思潮获得的另外两个比较大的实践机会：第一个是发生于1922年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主要是由于教会教育在近现代中国的恶性膨胀而引发的。这次运动的导火索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预定1923年在中国清华学校召开第11次大会遭到中国进步学和珠反对，并针锋相对地组织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这一举动引起全国响应，全国性的组织“非宗教同盟”也很快成立，于是“收回教育权运动”就这样在全国兴起了。“圣三一”风潮和“五卅”运动后，“收回教育权运动”发展到高潮，许多著名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开始罢课、退学，以实际行动声援这场运动，政府迫于压力，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来谋求教育权之收回，是年5月浙江省教育厅率先发出通令，禁止全省所有学校宣传宗教。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公布了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必须遵照教育部颁行的“学校不得以宗教为宗旨”等六条规定，此条例颁行后，教会学校逐渐按此办理，至此“收回教育权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无疑这一胜利使教会学校的发展势头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了遏制，也使学校的宗教色彩较以前有所淡化，而真正的教育职能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这一运动可以说为日后教会学校的本土化和世俗化准备了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正如传教士们所申辩的，民主国家除“办理公立学校之外，无不予个人或社团有设立私立学校的权利”，而且“学校办法能活动自由，则教育愈能活动自由，则教育愈有进步”，不能“无论巨细，完全一致”。所以这场运动也有它不理性，不审慎的地方。“教育独立”思想的第二个实践的机会，那就是1927至1929年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趁势试行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1927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蔡元培等人的提案，仿效法国的行政制度，中央设中华民国大学院主管全国教育，地方试行大学区，取代民国以来中央政府设教育部，各省设教育厅的教育行政制度。随后，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公布了《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隶属国民政府，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仪。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审议通过《大学区组织条例》，并于次年公布《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规定全国各地按教育、经济、交通等状况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一所，大学设校长一人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大学区制先在江苏、浙江、河北三省试行，取得经验后推广到全国。试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方向不可谓无道理，但在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中国却难以推行。以致在一年多试行中，问题迭出，-5-物议频频，受到各方反对，于是1928年8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辞职。4月，国民政府就下令，大学院改为教育部，1929年7月，所有大学区也一律恢复教育厅制度。对于试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失败的原因，研究者们众说不一，概括起来大体上有：1、模仿失当，变更太骤。2、留学欧日，见解殊异。3、蔡李相争，失去支持。4、经费不足，使用偏颇。除此之外，笔者以为蔡元培未能留职力争，明察巨细，也是此次实践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所谓哲学高度之追究：言其违反规律。不符潮流。笔者深不以为然，以蔡、李之学识，推及当世无有出其右者，若失于学理，其必先知于吾辈。蔡李之败，败于教育之必由人为，败于时事之必由人为。(四)思潮低落期。此役后，由于社会逐渐安定，教育经费也逐年增加，因而这股教育独立思潮也就慢慢走向了衰落，虽然不时有学者起来呐喊，也不乏效法蔡元培的大学校长身体力行。直至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他老调重弹，申明“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他认为“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