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

自然辨证法下的科学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摘要]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高度的物质文明并没有为人类创造一个和平、幸福、和谐的社会。我们今天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其理性导向,决不能忽视人文关怀。探讨了科学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的辩证关系。[关键词]科学技术;理性发展;人文关怀一、问题的提出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上,人似乎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拥有强有力的手段和知识去创造美好的未来，科学技术会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自然辨证法中，恩格斯把科学技术视为潜在的社会生产力，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认为科学成为人类能动的认识自然界的强大和锐利的武器，为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人类实现能动的改造自然界和社会提供了潜在的基础和理论前提。马克思则早在1857—1858年手稿中便指出了科学转变为直接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在1861—1863年手稿中又详细论述了这一原理。一百多年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进一步地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成为社会生产领域内重大革新的先导。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使不少国家人民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平均寿命延长。交通、通信和信息领域内的高科技,使过去分隔各国、各地区人民的距离大为缩短,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贸易、人员交往和信息传播。科学技术也推动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加速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借助于科学技术,人类活动的领域大大地扩展了,一方面利用强大的高能加速器深入地揭示物质结构之谜,另一方面则向外层空间进军,大胆地探测宇宙的奥秘。科学技术将人类物质文明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高度的物质文明并没有为人类创造出一个公平幸福和谐的社会。一部分人创造了富裕而舒适的生活,却并没有消灭贫困现象。在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里,它没有被用来维护和促进和平事业,却反而成为推行霸权主义、屠杀无辜平民的手段。发展科学技术也并没有完全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人的精神危机,丧失人生理想,盲目崇拜金钱,社会风气败坏,不注重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而沦为物的奴隶,等等。所有这一切当然不能由科学技术负责,科学技术本身可以为任何人服务,用于不同的目的。如诺贝尔发明的无烟炸药，用在矿工手里，是开山劈石的利器，用在军事上，却是杀人屠戮的凶器。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用它去达到什么目的。因此,我们今天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其理性导向,决不能忽视人文关怀。发展科学技术不仅是自然科学问题,而且也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应该研究和关注的问题。二、社会上对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三种看法本世纪以来,人们主要从生态角度反思了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与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批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所作的生态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现代文明史上对科学技术的“生态异化”———人和自然的对抗和分离,最早进行揭露和批评的思想家,如何协调科学技术和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他们思想发展中的一个主题。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规定“异化劳动”的概念时,就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应用所造成的生态异化;提出了“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和“人化自然”等具有重大生态意义的概念和命题。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体制中,资本家对工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生态条件的剥夺。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应用的社会条件、科学技术的生态破坏力和对工人的剥削的内在关联,“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①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的生态破坏力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揭露和批评,提出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同时,他设想化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可实现废物再利用的工艺生态化的设想。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造成生态破坏的思想认识根源进行了揭示,提出了有名的“报复”说和“惩罚”说,阐述了辩证思维在协调人和自然关系中的重要性。可见,与其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批评,不如说他们是对科学技术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进行批评,而且这种批评不是要彻底否定科学技术,而是要在生态学和辩证思维的科学基础上、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对科学技术进行调整、控制和更新。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存在主义对科学技术所作的生态批评。关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和自然的对立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态危机,这是存在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向。雅斯贝尔斯提醒人们“不能低估现代技术的侵入及其对全部生活问题造成的后果的重要性。”②在他看来,科学技术本来是一种手段,但现在手段变成了目的,因此要出问题;而科学技术是人的一种活动,因此,关键是人将科学技术置于一种什么条件之下。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转折过程中,他对科学技术和自然的关系作了一种“诗”的解释和“思”的解释。在他看来,自然本身具有多重的价值,而现代科学技术却使自然的多重价值丧失掉了,科学技术只将自然看作是一种具有某种功能的物质,运用人的意愿来使自然千篇一律,运用计算来对自然进行生产和加工,结果造成了对自然的损耗和替代,因此,要克服现代科学技术所引发的全球问题,科学技术必须进行“转折”(Kehre),要转向“诗”,人应该诗意地存在于地球上;海德格尔认为,天、地、生命和神本来是一个四维连续统一体,但现代科学技术打破了这个整体,造成了他们的分离和对立,因此,要克服现代科学技术的局限性,科学技术必须进行转折,要转向“思”,人应该沉思地生活在地球上。六十年代“新左派”运动爆发以后,存在主义对科学技术所作的这种晦涩的生态批评开始消褪,出现了将存在主义和生态学结合起来的作法,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高兹的《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1975)等著作。高兹在该书中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强硬科学技术进行了批评,将之看成是一种新的法西斯———“电力法西斯”(ElectricFascism),并要求将科学技术转向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温和科学技术”(Lighttechnology)。可见,在存在主义的后期发展中,科学技术的转向和生态的转向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不仅开拓了科学学和生态学这两个新领域,而且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生态化。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所作的生态批评。由于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因此,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也成为号称“社会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并由此发展出了一种在生态问题上较为重要的社会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已看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态异化现象,而弗洛姆则将之称为一个“幽灵”,一个完全机械化的社会服从于计算机的命令,致力于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造成了掠夺地球上的原料、污染大地等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态势,就在于,“在追求科学的真理的过程中,人获得了知识,他能够利用这些知识来驾驭自然。然而,由于片面地强调工艺与物质消费,人丧失了与他自己、与生命的接触。他制造的机器变得如此的强大有力,以至于它竟产生了目前正在支配人的思想的计划”。③在这种情况下,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社会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一种选择,一条路是科学技术的滥用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一条路是工艺社会的人道化,而只有后一条路才是希望所在。因此,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是“占有”(tohave)还是“生存”(tobe)这一重大问题,放弃以占有(将一切据为己有)为特征的生存方式,而转向以生存(爱)为特征的生存方式。费洛姆的这些思想受到了西方环保运动和“绿党”的青睐,他的著作《希望的革命》(1968)、《占有还是生存》(1976)成为了他们的“圣经”。在此之后,马尔库塞的弟子莱斯(WilliamLeiss)走了一条与高兹相类似的道路,提出了一种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结合起来的“新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主要体现在他所著的《自然的控制》(1972)和《满足的极限》(1978)中。莱斯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用小规模的科学技术取代高度集中、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这样,人们才能克服生态异化。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批评理论不仅成为了环保运动和绿党的精神支柱,而且为克服科学技术的生态异化提供了一种对策:工艺社会的人道化和小规模科学技术。以上关于科学技术的三种形式的生态批评,尽管出发点各不相同,结论似乎也大相竟庭,但他们的批评揭示了由于科学技术的片面发展以及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所造成的资源储备下降、环境遭受破坏和文化上的异化等问题。他们呼吁开发利用新资源、保护非再生资源、减少污染和将科学技术置于人的控制之下等意见,也是相当中肯的。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科学技术发展中所以产生负作用,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迷失了科学技术发展本来应有的目标,丧失了人文关怀的精神,在发展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上出现了偏差。现在看来,这些偏差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迷失了人的主体地位,使人成了物的“附属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迷失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造成了生态和环境灾难;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失去了正义、自由、平等和人类幸福的目标,只知片面地进行功利的算计,偏离了社会正义的目标。正是在这种反思中,人们进一步明确了科学技术发展离不开人文关怀的观念。三、科学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成果本身是没有目标的,没有意义的,是人文关怀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目标,有了意义。我们必须坚决拒绝那种只要科学技术发展,只要物质财富,而丧失人文关怀,不顾人类命运的错误倾向。同时,我们又看到,有些人在反思和批判科学技术发展的负作用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以反对科学主义为名,把科学技术本身当成灾难的根源,并且提出了反对发展科学技术的主张。这种主张和理论同真正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也有少数人在盲目地附和国外的这种论调。这种倾向是有害的。对此,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我们必须明确地划清主张在科学发展中渗透人文关怀与盲目地反对发展科学技术的界限。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不是一回事,二者有可能出现脱节现象,有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而且二者之间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甚至出现了尖锐的矛盾。所以,我们既要反对那种只知单纯发展科技而“忘记”了人文关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假借人文关怀的名义而否认科技发展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倾向。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有可能出现冲突绝不意味着二者必然发生冲突。相反,从内在本性上看,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是统一的,是相互渗透与相互促进的。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人文”一词来自《周易》。《周易·贲卦·彖传》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一词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变化。特别是在现代汉语中,“人文”的含义中已经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英文中有humanity和humanism这两个词,前者可译为人类、人道或人文学科,后者可译为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在现代汉语中,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就其基本含义而言是指对人类生存的目的和意义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本的思想。从其内在本性和内在要求来说,人文关怀不但不反对发展科学技术,反而是不可分割地包含了发展科学技术的要求。许多人都读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读此诗的人莫不为诗人的那种身处饥寒之中而仍祈望能够有朝一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伟大人文精神所感动。很显然,离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离开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文关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一切真正具有人文关怀的人都是期望而决不是反对发展科学技术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而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片面地强调人文方面,而轻视———有时甚至应该说是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