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问题的性质及中国战略

朝核问题的性质与中国的战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专业：07级国际政治学号：2074050264姓名：朴香玉时间：2011-4-3朝核问题的性质与中国的战略【内容摘要】朝核问题的久拖不决对中国外交构成直接挑战。如何认定问题的性质，不仅对了解问题的症结至关重要，更直接关系到具体的应对战略。目前学界绝大部分观点似乎都本能的认为朝核问题是一种危机，明确将其定性为冲突的观点较少。笔者认为，危机的认知对于即时性的应对是有益的，但考虑到朝核问题的历史延续及复杂性，应当从整体上把握朝核问题。本文力图通过对朝核问题属性的分析界定其具体性质，并对美朝当事方的战略分析，为中国的外交应对提出个人的思考。【关键词】属性性质战略选择一、朝核问题的属性及其性质的界定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发生了多次危机。自2002年10月，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朝鲜进行核试验之后，新一轮的朝核博弈再次展开。对于美朝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该如何理解？如何看待跌宕起伏的朝核问题？它具有什么属性，性质如何界定？笔者将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阐述。〈一〉线性：朝美核问题的历史及延续朝鲜核问题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冷战的直接产物。朝鲜开发核技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援助朝鲜开发核技术开始，朝鲜核问题经历了整个冷战时代，并延续至今。1985年，美国官方首次透露朝鲜秘密建造核反应堆消息，随后开始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监督与核查。美朝双方在此问题上矛盾不断。1990年4月，美国军方正式提出朝鲜核问题，质疑朝鲜正在研制核武器。在随后的核查过程中，美朝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不一。美国以军事压力威吓朝鲜，企图迫使朝鲜接受强制性的“特别检查”。但是朝鲜却于1993年3月12日以安全为由宣布退出其于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一时间，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朝核危机由此爆发。经过艰难谈判，美朝双方于1994年10月21日在日内瓦正式签订了《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第一次朝鲜半岛核危机基本缓解。但是，框架协议的执行并不顺利。协议签订之后，朝美在履行《框架协议》的问题上争论日渐激烈，朝鲜指责美国没有按协议规定在2003年前提供轻水反应堆，美国则一再要求对朝鲜的核设施进行“核查”。尤其是在小布什上台后，对朝实行强硬政策，这再度引起朝鲜方面的激烈反弹。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2002年10月初访问平壤后宣布朝鲜已经承认推进浓缩铀开发计划，于是美国废止《框架协议》，停止向朝鲜提供重油。朝鲜指责美方违反了《框架协议》，使这一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同年12月12日，朝鲜决定解除对核计划的冻结，重新启动用于电力生产的核设施。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再次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一系列事件终于酿成了第二次朝核危机。之后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启动了六方会谈。经过艰苦谈判，最后达成《9·19共同声明》，美朝就弃核及提供援助等问题达成协议。但随后朝美双方在谁先采取行动落实共同声明的问题上又出现分歧。美国更是对朝实行金融制裁，导致六方会谈陷入僵局。而朝鲜在2006年7月5日进行导弹试射并于10月9日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再度将朝核问题推到危机的边缘。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1695和1718号决议，对朝鲜实行制裁。围绕朝鲜半岛核问题引发的新一轮危机再度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随着第五轮六方会谈的重启，与会各方在第三阶段会议上达成《2·13起步文件》，由朝鲜核试验引发的新一轮危机才有所缓解。危机突发性和紧迫性的特点使得其只是一个“点”的概念，冲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反映的是由于竞争而引发的矛盾和敌对的持续性。通过历史考察可以看出，朝核问题的发展是线性的，而不是非线性的。朝鲜与美国之间的敌意自朝鲜战争之时就已经开始积累了，朝核问题更是朝美敌对的直接产物。所以一定程度上，朝核问题的本质不是核问题，而是朝鲜半岛残存的冷战结构。从孤立的角度观察，历史上朝美之间的每次对抗都可以称为“危机”；但从线性的角度看，危机是国家间矛盾由量变转为质变的关键点，而冲突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朝核问题不单单是几次孤立的危机，而是历史上朝美持续的冲突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与激化。〈二〉对立性：朝美双方目标的互不相容其一、冲突有三要素，具备了三个要素的矛盾对抗都可以称之为冲突。而美朝对抗具备了这三个要素：第一，目标的不相容性：长久以来，朝鲜追求获得核武器或者以核武为威慑手段维护自身的安全。在“先军政治”的政策下，核武器直接关系着朝鲜的国家安全；美国认为朝鲜获取核武器将会严重损害美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构成对美东亚安全秩序的威胁，力图阻止朝鲜的这一企图。第二，双方的对抗态度和敌对行为：双方都以排他性的思维看待自己的生存问题。自朝鲜战争之后，朝鲜和美国就表现出了对对方的敌意——美国妄图通过包括武力在内的方式颠覆朝鲜的现有政权，实现朝鲜的政权更迭，建立自己主导的东北亚安全秩序；而朝鲜则通过发展自身的威慑能力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应对美国的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第三，双方的直接对峙状态：美国通过实行金融制裁、军事包围、外交孤立等手段对朝鲜进行遏制，要求朝鲜以彻底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核武器计划；朝鲜则发展核威慑来应对美国的包围与封锁，并要求美国彻底放弃对其的安全威胁，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朝美双方的追求目标互不相容，两国采取的追求自身目标的行动直接加剧了双方的对抗。其二、冲突不能简单的以武装暴力为唯一特征。从冲突三要素的角度来看，武装暴力只是冲突的一种形式而非全部。符合冲突三要素的任何对抗在性质上都属于冲突，冲突也有软性和硬性之分。虽然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之后，朝美之间的武装冲突行为得以停止，但两国间的冲突状态却一直持续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朝美关系龌龊不断，冷战结束后更是危机频仍。所以，虽然从行为上来讲，朝美之间还没有发生武装暴力；但从冲突的角度来看，双方却一直处于冲突的状态。根据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的评估，朝鲜问题属于非暴力冲突，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软性冲突。由此看来，朝核危机只是朝美之间软性冲突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三〉摇摆性：朝美矛盾的复杂及久拖不决朝核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三个方面：1、植根于朝美两个主要当事国之间的敌对和相互间的极度不信任；2、朝美在核问题上的对立根源，涉及双方复杂的利益关切；3、朝核问题涉及面太广，牵动世界主要大国及东北亚有关国家的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和威望。从根本上讲，朝美之间的冲突不仅在于朝鲜的安全保障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基于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冲突源于非物质层面的因素。在这种冲突中，利益的客观标准往往为价值观或自我认同所笼罩，这使得冲突变得棘手并难以解决。在这种冲突发生改变之前，冲突双方之间的关系是无法转化的，而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是无法解决的。朝美冲突的根本原因部分即在于此。源于物质需求不相容的冲突会由于物质利益的满足或可替代资源的出现而得到解决。而这种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牵连到核心身份观念的冲突却具有很强的自我发展的动力。敌人意象一旦形成，就变得难以改变。同时意象本身也加重了冲突并使之永久化。由于这种冲突的复杂性是由冲突的自身动力激起的，除非双方对彼此的认同基于基本的信任开始发生变化，才能打开冲突方关系良性互动的阀门，否则恶性循环的强大惯性会阻碍冲突的解决。而朝核冲突将物质性因素融入意识形态的争论，导致朝美冲突具有持久性。而在朝鲜成功进行核试验之后，美朝双方的基本立场更加尖锐对立。朝鲜在获得核威慑力之后不会轻易放弃核武器的考虑与美国难以接受朝鲜核地位的考量更是直接制约着矛盾的解决。美朝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核武器的刺激下会更加难以消除，这无疑为双方的互动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美朝之间的矛盾也由此将变得更加棘手和复杂。朝核问题的这三个属性决定了其性质，即朝核问题是朝美双方由于历史上长期敌对而形成的、集意识形态或认知性冲突和安全利益矛盾于一体的软性冲突。这场历时半个世纪的冲突虽然没有再度演变为武装暴力行为，但其复杂性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不断演化，时起时伏，导致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二、美国与朝鲜的战略朝核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冷战的遗留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朝核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美朝的矛盾性不仅源于冷战结束后的核问题，更是1950年朝鲜战争后双方极度不信任的产物。朝核问题的凸现只是美朝之间互相敌视的恶性循环的一个环节。作为冲突当事方的美朝又是如何看待这场冲突呢？〈一〉美国的战略总体而言，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应对战略已经远远超越了朝核问题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冷战期间，朝鲜半岛是国际政治角力的重心之一，原因不仅在于朝鲜半岛的战略位置，而在于这是美苏争霸的最前沿。冷战刚结束之时，朝美之间冲突激化导致了第一次朝核危机。当时美国还没来得及重新审视其对朝战略，所以与朝鲜进行了双边谈判，最终与朝签署了《框架协议》。冷战后，美苏争霸已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终，朝鲜半岛对美国的重要性也相应下降。美国开始对朝鲜的战略价值进行重新评估。而2002年朝核问题的重现以及1994年美朝《框架协议》的彻底瓦解更加坚定了美国重新制定对朝政策的决心。对于美国而言，冷战后的朝鲜半岛已经由国际战略层面下降为地区安全的层次。所以在朝美冲突由于核问题再度激化为第二次危机时，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即以一般的地区冲突问题来定位。相应地，美国的外交战略也就转为通过多边的地区方式来应对，即要求地区的“利益攸关方”与美国分担朝鲜发展核武器带来的后果，共同为朝核问题埋单。所以，美国拒绝同朝鲜进行双边谈判，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已经不再将朝核问题看作是双边问题，朝鲜半岛无核化也不仅仅是美国的责任。固然，朝核问题的凸现给美国造成不小麻烦，但在美国看来并没有触及到其核心利益。因而，朝核问题在美国外交议程中并非位于最优先的位置。美国的算盘是通过朝核问题“地区化”的扩散效应加大相关国家的危机感，迫使相关国家组成“孤立”朝鲜的联合阵线。所以美国才会在谈判中采取僵硬的立场，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向朝鲜施加压力，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明白，对朝的任何单边军事行动不仅会疏远与韩国的关系，还可能造成自己在东北亚地区的孤立。而通过“地区化”的多边方式处理朝核问题不仅可以维持自身的领导地位，还有利于借助其他国家的能力杠杆制约朝鲜的行为。所以，从宏观上来讲，要求地区的“利益攸关方”分担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成本是美国的一项长远战略。但“地区化”并不意味美国将放任其他国家主导朝核问题的进程，美处理朝核问题还从维持美在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领导地位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即预防崛起大国（尤其是中国）夺取地区领导地位。9·11之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成为美优先关注的领域。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传统威胁的关注，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一直是其关注的焦点。对美国而言，朝核问题并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根本威胁，预防中国的崛起才是美国的长远关切。如何处理朝核问题是涉及到美国能否继续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地区充当领袖还是被其他崛起大国边缘化的重大问题。允许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对于遏制冲突升级有积极意义，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对美国而言，这种允许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不能危及美国在该问题上的领导地位。美国不会坐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钥匙落入别国手中。所以，由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基本上对朝核冲突形成制约之后，美国开始显示自己掌控六方会谈进程的能量，防止中国扩大影响力。对朝实行金融制裁以及美朝柏林会晤，甚至希尔邀请金桂冠访美都表明美国开始夺回处理问题的主动权。“2·13起步文件”的达成其实只是对美朝柏林会晤成果的背书，而第六轮六方会谈无果而终更是美国在解除对朝鲜金融制裁问题上“耍花招”的一种结果。美国希望六方会谈能按照自己所设置或所能控制的步骤进行。在朝鲜进行核试验之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已经将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转移到防止朝鲜进行核扩散上。布什总统在朝鲜核试验之后的讲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或许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在美国看来，防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