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日期：2007-11-04作者：邓一婷来源：文汇报讲演者小传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有著作10余本，其中《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翻译成6种语言出版，《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与《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分别获1992及2001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0年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1997年被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授予约翰·克劳夫爵士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马歇尔讲座（MARSHALLLECTURES）今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做2007-2008年度的讲演。久负盛名的“马歇尔讲座”是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立者、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的名字命名的。马歇尔于186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学院，从1885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第一任的经济学讲座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马歇尔讲座”始于1946年，该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包括G·缪达尔、庇古、T·帕森斯、雷蒙·阿隆、库兹涅茨、索罗、阿罗、卢卡斯、阿马蒂亚·森、斯蒂格利茨等，其中的14位在后来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林毅夫教授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马歇尔讲座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力，来这里讲演对我来说是特别荣幸。我1984年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卢卡斯也被邀请去做“马歇尔讲座”。他用了一个学期时间，一方面读文献，另一方面和我们讨论准备些什么，同时听我们对他思维方式、建模方式的意见。后来他的那篇文章被认为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也是他得诺贝尔奖时被认为的主要贡献之一。我2005年获得“马歇尔讲座”的邀请，当时非常惊讶，因为我做得还不太多。邀请一个在中国工作的学者去做“马歇尔讲座”，我想是因为国际上对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引起了重视。一、探寻发展与转型成功的原因学界普遍同意，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农业经济阶段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水平没有明显增加，一般人生活在贫穷与饥饿的边缘。很多研究成果认为，在农业经济阶段，中国比西欧收入水平要高，印度也如此。但18世纪中叶后，从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技术日新月异，西方有了起飞，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和西方有了很大差距，在学术上称为“GreatDivergence”。在这样的大分叉和转折下，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一次大战后，所有受压迫的落后地区民族都在争取独立。这个努力在二战后终于取得成果。这些国家独立后，在其领导人努力下推动现代化，经过努力，收入水平有所改善，但是，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到20世纪末，人均收入差距从原来不超过50%，到20世纪末变为20倍甚至30倍。在这个差距下，大部分国家采取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失败了，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就取得了成功。但是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加上经济危机不断，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一场改革和转型，其中，中国和越南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停滞和崩溃，一直到这几年才有所复苏。前苏联即使到今天其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最近欧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29个独联体和转型国家的调查，发现转型经过15年后，只有30%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转型前好。经过多年改革，转型和发展成功的只是少数，失败的是大多数。所以，在这次讲演中我想分析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努力取得巨大成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失败了；二、为什么中国和越南在转型后其经济维持了稳定，同时也非常快速地发展，而其他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和改革后其经济经历了滑坡、崩溃、停滞，然后再缓慢增长。二、国穷国富根源何在怎样让一个国家发展和富强起来，是现代经济学产生的根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这样的探讨。从学界的文献看，最早找到的原因，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其人均资本高，后来又讲是因为人力资本多，以及技术水平高。从回归分析来看，以上三项确实会使人均收入高。但是学界普遍认为，这样的分析只看到了表面。因为资本是靠积累的，技术是要发明采用的。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增加资本的积累，不采取更好的技术呢？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努力寻找所谓决定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更根本原因。归结起来有5个流行的假说。第一个假说，认为有些国家比较幸运，也就是说有多重均衡点。两个完全相似的国家，由于有很小的冲击或差异，有的国家处在好的均衡点，有的则处在坏的均衡点，国富国穷完全是由于运气。第二个假说是地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在温带，热带的人均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是热带容易产生疾病，人的生命预期短，就不愿意积累人力资本，所以经济就没法发展；或者说，热带的矿产资源比较多，大家认为生活非常容易，所以就比较懒惰，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第三个假说强调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中有些因素让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特别容易，有些文化强调信用，就会让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有些文化使其政府的效率较高，也就比较容易发展。第四个假说认为，外向型的国家容易与国际经济融合，对外贸易可以使一国获得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的组织方式，经济容易发展。最后一个假说是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认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快慢的因素，是该国的制度安排，一国的制度安排决定了该国的激励结构。制度安排好的国家，大家积极工作，去提高教育水平、技术创新，这样的经济就发展较快。在我看来，制度确实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制度决定了一国的激励结构，关键是制度本身是内生的。制度由什么决定？目前西方主流的看法认为，制度的内生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冲突，一国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比较，决定了该国制度的好坏。最早提出“利益集团”概念的是M·奥尔森，他认为，一国或地区如果长期稳定，以收入分配为主要目的的集团就会形成，那么这个经济就会不是创造更多财富、而是以财富分配为主要目的。最近非常有影响的是D.Acemoglu,J.Robinson,S.Johnson等人的研究，他们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为什么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发展很快，中南美洲普遍发展不好？他们提出，这与南美的殖民地状况有关。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研究制度决定因素的最重要理论。这些理论在说明东亚经济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时可能有问题，因为它们各自的历史保持了稳定性，原来的利益结构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利益集团的冲突是不是决定一国好与坏的最根本原因？我想用凯恩斯《通论》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也就是整本书的结论来回答：“快还是慢，真正对一个社会产生好与坏影响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潮或思想。”社会思潮会形成一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一旦这些制度运行不好，就会埋下新的社会思潮产生的原因，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社会思潮产生。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的政策决定了一国经济中其他政策安排的质量。而政府是由政治领导人来管理和运作的，政治领导人的目标是什么？我想经济利益的考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对一国领导人来讲，经济利益实际上很次要。如何稳定执政，在历史上有地位，使国家富强繁荣，政治领导人的目标才能完成。其个人目标与整个社会目标可以完全重叠。政治领导人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按照当时的社会思潮来做决策，可能是最佳选择。按照社会思潮决策，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所以，舒尔茨总结说，社会思潮会影响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我个人的假说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有机会，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经济，然后进入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后的历史来看，决定一国发展的是技术变迁，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善于引进技术，就会利用后发优势，赶上发达国家。但是这取决于政府追求的发展道路及其制度安排。不幸的是，大部分国家对于决定一国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没搞清楚，只看到一些表象。由于追求的目标不正确，形成的制度安排没有效率，就导致后来的发展绩效很差，危机不断。当一些国家开始转型后，同样的问题产生了，他们对转型问题只看到表象，没有看到根源。所以，导致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多是认识的问题、思潮的问题。二战后，这些国家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和发达国家差距大，是因为他们的工业比发达国家差。其实这是表层原因。这些思潮都认为，一国要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老百姓要过好日子，就要发展与西方国家一样的产业。而这种思潮得到一些历史经验的支持。比如德国和法国本来比英国落后，他们也是在国家的领导下发展重工业，才赶超上来。苏联也是这样。发展经济学中的市场失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发展起重工业，原因是市场失败，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所以需要政府的强大干预才能解决问题。当时的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都教那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克服市场失败，发展重工业。对市场失败的这些认识，其实是错误的。那些发展比较好的经济，都是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起步，在积累了资金、人力和资本后，再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由于这样的产业发展按部就班，符合比较优势，所以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保护补贴，市场也就能发挥作用。但是市场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各种价格信号能够反映资源和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国家必须建立起更完善的市场制度。建立起市场制度，让各种价格信号发生作用，同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就会非常快。产业升级牵涉到很多企业之前很难内部化的问题，比如要升级到什么产业，在产业升级时各种金融安排教育安排如何配合。再者，产业升级有风险，无论成功失败，都会给其他企业提供有用的信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挥比较优势的政府，可以用产业政策来克服这些问题。我们再来比较一下：按照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与赶超的产业政策之间的最大差异是什么？在于企业有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政府帮企业克服了信息处理的问题、协调的问题与外部性的问题后，企业只要建立起来后，其产品就可以在国内外竞争。如果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政府的保护补贴就会长期存在，即出现了“婴儿产业永远是婴儿”的情形。这些成败，都同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利用了比较优势有关。利用比较优势，就会有后发优势，技术变迁的速度就会比较快，就能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从目标上来看是对的，但认识上是错误的。这样形成的制度安排只会压低积极性，资源配置没有效率，寻租行为非常普遍。三、“休克疗法”为什么失败从理论模型来看，“休克疗法”的逻辑环环相扣，滴水不漏，最终却失败了，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其“因”则在于这些经济体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若不能得到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从发展战略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相对于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解释，能够更清楚地对转型失败做出解释。按照利益集团论的说法，扭曲只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是财富转移，因而受到保护和补贴的企业在竞争开放的市场中可以生存，“休克疗法”也应该能够成功。但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这些企业在竞争开放的市场中却是无法生存的。由此可见，“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价格自由化、私有化、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是不能同时实现的。例如，如果仅分别推行价格自由化或私有化，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如果两者同时推行，则在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整个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或者是由政府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是因为，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原先往往雇用很多劳动力，政府对其补贴的原因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