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如何运用要素赶超发达国家

一、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从经济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乃至赶超发达国家，是每个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之一。发展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就此问题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假说，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这些发展模式与发展理论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基于对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若干经验教训的观察，通过对大量历史证据的归纳而系统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1.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的目标不论传统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的“大推进”、“中心——外围理论”等各种发展学说，还是实践中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实际上都把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看作是落后经济与发达经济的根本差别，因此，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作为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同义语。但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我非常同意林毅夫先生的观点，他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所谓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相对份额。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各国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惟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别的资源是资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资本的存量上有很大的差距。另外，不同国家在资本的积累率上也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当我们讨论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时，通常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产业、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经济系统中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该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尽可能快地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所指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它主要探讨的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所选定的发展目标，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执行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和制度的安排。按照其是否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可以将发展战略区分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F）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D）。在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中，既包括政府人为提升经济系统中的产业、技术结构的情况，我们称之为赶超战略（Catch-UpStrategy），也包括政府在某些利益集团的驱动下对落后产业提供保护的情况。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会使得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得到较快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将由相对稀缺的要素逐渐变得相对丰富，资本的价格也会由相对昂贵逐渐变为相对便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就要根据相对价格信号的变化，调整产业和技术结构。由此，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因此，任何政府在制定其经济发展政策时，要素禀赋结构是最重要的既定外生变量，发展战略则是最重要的决策变量，其它经济变量，如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积累率、增长速度等均内生于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发展战略的选择。另外，发展中国家是否采取比较优势战略，也将会对本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收入分配的平等、金融发展、国际贸易等多个方面产生广泛的影响。2.内生于发展战略的制度结构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发挥其比较优势呢？首先，要使整个社会能够对比较优势做出正确的反应，就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要素价格结构，即，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禀赋条件下，劳动力价格应该相对便宜；在资本变得相对丰裕的禀赋条件下，资本就相应地成为相对便宜的要素。然而，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达到要素相对稀缺性在要素价格结构上的准确反映，任何人为的干预和计划机制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要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需要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包括一个灵活有效的金融市场、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一个发育良好的产品市场。如果一个经济中的要素价格结构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产品价格能够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追求利润目标的微观经济主体就会依据价格信号自动做出反应，在其产业、产品和技术选择中尽可能多地使用便宜的生产要素，这样的企业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才会具有自生能力。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所有微观主体理性的产品和技术选择的结果，就会形成与特定的资源禀赋结构相适应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并随着禀赋结构的变化而自动调整。相反，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违背本国的比较优势，实行某种形式的赶超战略，人为地扶持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这个产业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就不具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给予各种各样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人为压低工资率、实行金融抑制、扭曲价格体系和控制市场准入等行为都内生于这些企业的需要。并且，这些优惠条件只能有选择地实行配给，某些部门和机构就成为企业寻租的对象，贪污、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这不仅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损失，还由于激励、信息等问题，导致技术效率低下，并产生各种非法的地下经济活动。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发展中国家资源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缺乏，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产业区段以劳动相对密集使用为特征。要推行赶超战略，人为地提升本国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把有限的资源倾斜配置到少数几个产业上，同时压抑其它产业的发展。由此，将造成诸多严重问题。首先，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自生能力，它们尽管可以成长起来，并在统计意义上改变国家的产业结构，但必然缺乏竞争力。其次，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赶超战略形成的产业所能创造的经济剩余少，积累能力差；而受压抑的产业发展资本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因此也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本积累。这样，整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就会非常缓慢。再次，推行赶超战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大抑制了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人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甚至造成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因此推行赶超战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体系的人为扭曲。3.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方式与经济收敛许多人担心，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落后经济是否会永远落后？其实，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不但不会减少，相反能够增加落后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首先，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而且由于资本相对稀缺，资金的回报率高，其资本积累率会高于发达国家。其次，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可以快于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不管是在传统的产业如纺织业，或是在现代的信息产业，发展中国家都有相当大的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样，靠发明来取得新技术，也可以以引进技术的方式获得技术创新。如果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来取得技术创新，成本会低于发达国家。而且由于成本低、风险小，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大量引进现成的技术，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当然，靠引进技术取得技术创新，也并不是简单地拿来运用，而必须经过改进、消化、吸收，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并且，引进技术也应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选择引进适宜的技术（appropriatetechnology）。总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会诱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同时，促进企业低成本地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不会因为资本快速积累而迅速下降，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就会高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也会比较快。因此，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收敛。4.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恰当作用，是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讨论中的一个旷日持久的论题。在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情况下，发展战略内生地要求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价格信号准确及时，因此，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理想政府的作用那样，首先政府必须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和规则性。然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可以化解稀缺资源不足所造成的瓶颈制约，资本积累速度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会很快，从而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变化也会相当迅速，企业生产活动的规模、风险等会不断提高；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信用、产权等制度安排的需求也会变化很快。这些都要求政府在信息、协调和促进制度演化等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的方面能发挥比“守夜人”更为积极的角色，特别是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政府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根据信息的半公共产品性质，政府应当在收集、处理关于符合本国比较优势及其变化的产业与技术、新产品的市场潜力等信息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将处理过的信息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公布，为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提供参考；另外，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以补偿企业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时面临的外部性。当然，政府的这种干预是在要素禀赋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进行的，提供的补贴仅为补偿企业创新活动面临的外部性，范围和数量都是有限的，而不是像在赶超战略下那样，用于保护、扶持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经验验证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是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愿望。对二战以后世界上发生的真实发展故事做一个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因为忽视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特有的资源比较优势，不仅未能实现预想的发展结果，反而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之中。而一些没有采取或较早放弃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从1953年的“一五”计划起到1978年改革开始为止，中国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为了动员稀缺的资源支持重工业发展，政府人为地扭曲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用国家计划取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对企业实施国有化和农业经营人民公社化，从而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发展战略和相应的经济体制下，尽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中国经济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突出的问题是经济结构扭曲、微观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扭曲的产业结构还导致了经济的封闭性，既不能利用国际贸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又不能借助国际贸易弥补自身的比较劣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经济力量。中国农村工业化成功的根源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遵循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而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赶超战略的政策性目标，其生产成本过高而产品又不符合市场的需求，从根本上抑制了其发展的空间。换言之，使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胜利，并超过国有企业的关键是因为其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因为乡村政府给了它足够的支持和保护。另外，赶超战略在轻工业领域所造成的市场空白也使得乡镇企业在发展伊始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开市场销路，实现迅速的增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战以后的经济起飞被称为“东亚奇迹”。对此，经济学界提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是由于它们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少，资源配置有效；另一种观点恰好相反，认为是由于政府积极干预市场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第三种观点将其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这些地区实行了出口导向战略。上述解释分别触及到了事物现象的某个方面，但是都没有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因此，各个解释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本文认为，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都基本遵循了，或者说较少地违背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够发挥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形成相应的主导产业，而不是脱离自己